2015年8月3日，贵州毕节市纳雍县勺窝乡发生命案，据水沟村一位爆料人介绍，死者为亲兄妹，是留守儿童，年龄分别为12、15岁左右。村民张某表示“没有妈妈，他爸也常年在贵阳打工。”两名死者的爷爷奶奶过世多年，由父亲照看。父亲外出打工后，三个孩子独自生活。
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无法再例举更多的人间惨剧。两条幼小的生命，四条幼小的生命......够了，真的够了。对于这种“惨不忍睹”的新闻和事件，我不再屏蔽。无论是作为母亲的我，作为长辈的我，作为咨询师的我，还是作为人类的我，为了那些无辜的小生命的消亡，为了那些需要得到父母的养育和保护的幼年生命进行呼吁和呐喊。
毕节，似乎成了留守儿童事发密集之地，似乎成了留守儿童被“诅咒”之地。留守儿童这个问题日益严峻，已然是纸包不住火的趋势，是不是只有毕节的儿童处在这样的境地呢？从业心理咨询职业工作以来，在与来访者的工作中，在与亲朋好友的交流中，在与同事的谈论中，留守儿童目前大约有三种：
一、现实留守儿童
就是目前大家触目可及的类似毕节的孩子们。独自在老家，或者跟着非父母的照看者。见父母的周期以年计算，好一点的以月计算。这些孩子一部分如果活着又成绩好，又乖巧又听话，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是最幸运的。他们能活着等着父母回来，带来各种美食等物质的填补（功能好的父母会注意内心及精神层面的互动），然后继续留守，这已经算是留守儿童里的童话故事级别了。一部分孩子如果活着成绩不好，或者有些陋习（早恋、网瘾、叛逆、离家出走等等），会招来很多五花八门的对待，这个根据每个家庭的家长的人格和对于孩子的期望不同而不同，这些就算是现实版故事级别。一部分孩子就是常常见诸新闻头条的，坊间流传的悲剧故事年幼的主角们，我拒绝细致的描述，暂且把他们归类为地狱版的故事级别吧。
二、内心留守儿童。
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进行了剧烈的迁徙。从农村迁徙到城镇；从事业单位迁徙到了商海；从道德至高点迁徙到了金钱万能；这些群体在一、二线城市非常多。这些孩子如今已经是成人，内心却依然居住着可谓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他们或许早已和在外打拼的父母团聚，或许依然在内心和父母生离，或许正在重复把“留守儿童”传承到他们的下一代......那些找不到可以“无缝连接”与父母相处的方式，找不到内心冲突的平衡方式，找不到与人亲近的距离和与人保持距离的力量的人们，在咨询室不算少数。
三、隐匿留守儿童
这些孩子呢，和父母在一个房子里居住，没有留守老家。只不过父母常出差或诸事极忙，孩子几乎看不到以飞机和高铁作为上班工具或早出晚归的父母。父母多半能给予足够的物质和安全的照看者（祖辈、保姆、全托、寄宿等）。这些孩子的留守态势非常隐匿。和“阳光型抑郁症”的形式很像。来到咨询室的时候初始访谈中其成长史都很齐全，细问之后才了解到这种隐匿的父母缺失。科胡特曾说：“没有恰当镜映孩子的养育者，对于儿童的内心的创伤来说堪比一场车祸。”
把孩子不留在身边，是父母们权衡多种现实利弊所做的暂时性决定。很多家庭在无形中，不知不觉中把孩子的留守变成了类似遗弃的状态。和这些孩子们相处，吴和鸣老师团队2013年撰写的《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手册上有详尽的处理。至少家长们要开始有意识的明白养育孩子的重要性，在21世纪的今天，内在人格的培养和外在生存条件的满足同样重要。
沉溺在啃老或逃避家庭冲突的父母们，回归吧，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权力和义务。
不管是什么原因，孩子暂时不能在身边，爱是能穿越时间与空间。
不管是什么原因，孩子暂时不能在身边，别把孩子留守成与父母生离的遗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