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出生的凤凰男。据我奶奶描述，因为当时孩子多，又有农活特别忙，虽然我爷爷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教书匠，但是他和我父亲的主要交流方式仍然是打骂－－可以这么理解：根本没有时间跟孩子讲道理。
后来恢复高考，我父亲实在不想干一辈子农活，拼了命考入了一个不知名的师范学院，因为当时师范学院吃饭国家补贴不要钱。毕业以后我父亲就顺势进了城，摆脱了农民的诅咒，但是没有摆脱另一个诅咒。
和每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父母一样，他干过所有，诸如不敲门进房间，翻我的东西之类不值得被尊重也让自己蒙羞的事，且并不以为耻。就如同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预言的那样，他们具有“双重思想”，一方面怒吼着支持A，一方面做着和A相反的事情B;一方面想着对你好，另一方面做着残害你的事情。这样的父母非常之多－－多到那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们是正常的程度。
我父亲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什么道理他都懂，他甚至还到处指导自己的同学、朋友如何教育子女，慷慨陈词，讲的话特别有深度，但是自己做出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有一次傻逼又年轻的我跟他说一件新鲜事，有的街机厅雇佣一些人专门和顾客对战，一方面增加生意，另一方面不让顾客玩的时间太长。于是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我儿子的理想是去街机厅和人陪玩“，并且多次在朋友聚会中拿出来炫耀和供人批判，把我描述成一个一只脚已经踏出悬崖外的准失足青年－－似乎他的儿子越挫越能彰显自己的清高。
这种事搁在很多人身上立马就能疯，当时那个青春而苦逼的我愣是承受了下来，活到现在都好好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当时很少和他的朋友、同学见面，他们背后议论我什么全然都不知道。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同学、朋友对我的评价，他可能觉得“人家都把你贬成狗屎了，你怎么还这么快活？”，所以还特意向我转告他同学、朋友对我的评价－－在他看来，别人的评价是一种强大约束力量，而我恰恰不这么认为。
我曾经和许多人一样无助和困惑，深陷其中且不知道出路，甚至以为这是正常的。他们对我也不是没有夸赞，但是他们所有的夸赞在我看来都是如此的虚情假意，从来不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真诚，也许他们一辈子从来就没有看着别人的眼睛真诚的说过话，刻毒的侮辱才是他们的正常状态。
所有的委屈和羞辱一方面增加了人生的重量，另一方面促进了内心的快速成长，从16岁开始我就似乎比我的父母更加成熟，面对他们那些低劣的侮辱和伎俩从不再轻易动怒。几年之前看到一句“男人的心胸就是一个个委屈撑大的”立刻感同身受，不被冤枉个10次8次，不独自忘掉10个8个委屈，你都不好意思自称男人。
面对这样的父母，除了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你不知道如何真诚、自然的为人处事，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悲剧会在你下一代身上重演，甚至我的父亲就是将我爷爷奶奶对待他们的方式在我的身上重演。就如同以现在的眼光看前东德和前苏联发动伴侣、朋友、同事之间互相监控、揭发、告密这种行为无疑是可笑的，你需要有一种能力，就是发现那些可笑的能力。
我父亲曾经因为我晚回家20分钟逼问我干了什么，当时学校离家好几公里我走路来回，实际上就是走路走的比较慢，他就是要弄明白那20分钟我到底干了什么。他在心里设置了一个“他一定干了什么坏事”的预期，所以并不能意识到“逼问20分钟干了什么”这件事是多么可笑，他甚至可能觉得“打游戏了”这样的答案更能符合自己的胃口，我如果说“嗑药了”简直能让他high翻天。他“逼问”的目标从搞明白我到底干了什么，变成满足自己奇怪的心理需求。
年轻又苦逼的你我没法分析他们的心理，只会觉得这种家长实在太“难搞”了，虽然那时候我清楚其中的可笑－－有什么比坚信自己的儿子放学20分钟就能干出杀人放火的坏事更可笑的呢？这是一种本能，你要做的就是维护好自己的本能。
《1984》最后奥勃良说他们要创造的世界和老派革命家的享乐主义乌托邦相反，他们要建立一个“恐惧、叛卖、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臻于完善中越来越无情的世界”。冷酷、恐惧、无情只是老大哥的绝对权力的手段－－父母做出各种可笑事情的目的也在于绝对的权力和控制，痛苦只是副产物，且他们不介意，因为他们也曾经被羞辱、虐待和折磨，他们没体会过什么是爱和自爱、尊严和自尊，自由和平等。
去年春节应邀去表姐家玩。当天表姐和我大舅妈因为是否应该出门逛逛大吵，砸门砸窗户。我大舅妈当年也是个不逊于我父母的角色，我表姐的控制欲和大舅妈一脉相承，这让我很难相信她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两三岁就开始练钢琴了。王朔在《非诚勿扰2》里给李香山设计的台词，让他闺女“就虚度光阴”，这些人一辈子都难以理解。
所以选择把痛苦和悲剧终结在自己身上是需要勇气的，不但要有勇气发现问题，而且会痛苦的发现，自己就是这些痛苦和悲剧的载体，没有什么比剪掉自己都阑尾更困难的了。所幸的是，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文：信徒，作主no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