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当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把外地年轻人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们有的选择逃离，有的依然苦苦煎熬着。或去或留，青春何处安放，这是个艰难的抉择。——
全世界最快乐的城市，一定不是大城市，这或许是个真理。但，人们依然愿意受尽背井离乡的孤独与痛苦，一头扎进陌生、拥挤、甚至有些凶险的都市丛林，“重返北上广”的年轻人把这种感觉归结为沉甸甸的两个字：梦想。
2010年，因不堪忍受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一批外省青年选择“逃离北上广”。口号言犹在耳，2011年，年轻人又驾着“梦想”原路返回。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其实并非底气十足。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一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在逃离和重返之间的“经验”，说得同龄人泪水涟涟，他们形容自己的状态是：“无根的青春”。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好似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蓬勃发展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是一道城市选择题，裹挟着物质与理想的矛盾，“北上广”仅是缩影。
在上海，最让张桃受不了的是，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她却感觉“无比孤独”。
张桃回上海了，这一次回来如同五个月前她离开时一样决绝。“受不了老家的工作状态，我要在上海重新找工作。”她计划利用春节长假，在上海找好房子，并为开春的求职黄金季作准备。
七年前，她从安徽一座二线城市考到上海一所“211”高校，就读英语系。彼时，她是乡里乡亲间的“红人”。“每年寒暑假回家，总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是从大上海回来的’！”说这话时，张桃刻意把“大上海”中的“大”字加了重音。她说，在她父母生活、工作的那座小城，人们对上海的认识，等同于纽约、东京等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国际一线城市。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用数字把城市分成三六九等，北京、上海、广州被称为“一线城市”，重庆、天津、深圳等等又被称为“类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经济也趋向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
“你在上海经历的，可能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谁不想和世界的走势产生共振？”张桃说，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广州申办亚运会，就是和世界产生“共振”的机会，身处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令人激动。
或许诸多年轻人的想法跟张桃类似，他们如潮涌般拥向“北上广”——考那里的大学、在那里就业——“北上广”也是教育资源的高地。不过，在度过了与城市邂逅的短暂“蜜月期”，这群年轻人发现这些城市只是“看上去很美”。
“这里交通很堵，东西很贵，到处都很挤，不像老家。”张桃的感觉，和许多外省青年类似，在他们口中，“北上广”总是“别人家的城市”。
在上海，最让张桃受不了的是，在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她感觉“无比孤独”。
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10多平米的老公房，一来，在上海实在“人生地不熟”，就挑了学校附近的房子；二来，她也看重学校附近相对较低的“CPI”。她没想到，这个决定此后竟给她带来莫大的安慰——
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两点一线”的生活。她所任职的一家世界500强公司位于上海城郊，每天有班车往返市区。“大公司的优点是班车会在城市的好多角落设有上下车点，你基本上不用搭乘其他公交工具；而坏处是，你的生活圈更小了，连吸吸公交车上的生气都没机会。”每天，张桃除了上班时能和同事说些话，回到家就只有一个人，每当感觉“孤独得要死”时，她会跑到一街之隔的“母校”，捧本小说，随便坐进一间自修教室。
“你在那里肯定读完不少小说。”我说。
“没有，大部分时间坐着坐着就趴在课桌上睡着了，还睡得特别香，好像回到大学的时候。”张桃说，在家里一个人特别压抑，有时候晚上会失眠。
孤独，是几乎所有外省青年的共同感受。
“这基于几个原因。首先，大部分外省青年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济上并不宽裕，所以不会花钱去泡吧、娱乐，生活圈往往仅限于工作圈；其次，一个人生活，一切费用能省则省，家里不装宽带，不接电话，甚至如果房东没有电视的话，也就不再购置电视——我就是这样，有种与世隔绝快成仙的感觉；最要命的是，我的社交圈——中小学同学、亲朋好友都在老家，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一半出国，剩下的和我一样，忙碌的小白领。”张桃剖析自我，如同做公司报告一样讲究条理。
张桃担任外国驻沪总裁陪同翻译，工作强度大，经常加班。秉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生活“优势”，她到家后往往就床倒下，不再做饭。“中午在食堂吃饱些就行。”
这种工作状态持续到2010年，彼时，公司换了新领导，气氛开始变味。一次，在加班到隔日凌晨时，张桃在网上遇到当年同来上海读大学的老乡，一问才知对方已经回到老家，结婚了。
“那时你会突然感觉自己跟民工没什么两样。”彼时，张桃正在看“民工回乡潮”的新闻。“二三线城市正在发展起来，民工真是最敏锐的一个群体，他们都回去了，我也应该回去！”她说。
两周后，她提着两包行李，买了一张回老家的单程火车票。
“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回老家几个月后，张桃又决定“逃回上海”，且除非饿死，不然就不走了。
一批淘金者走了，后继者源源不断。和张桃的方向相反，去年元月，还没过正月“十五”，苏世亭背着两个大包，走出上海火车站。他的包里除了简单的衣物，全是会计与人力管理的专业书。2010年，是他在江苏徐州一所大专学校里学习的最后一年，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希望毕业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学校当地公司少，这个专业几乎找不到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和扩招潮一起，各地高校开出一批“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类、金融类专业，不过，许多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吸纳这些毕业生，这或是“北上广”人才拥挤的另一个原因。
初到上海，苏世亭与先来探路的同学会合——班里8个同学相约春节后“一起闯荡大上海”。碰头后的第二天正值周末，8个人直奔万体馆的“周末招聘会”。彼时，大部分上海的大学生已经通过“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找工作，这是苏世亭在工作半年后才知道的。
或许是得益于这份“无知”，苏世亭当天就在“周末招聘会”基本敲定了工作，去一家化工企业位于嘉定的工厂上班。“这是上海郊区，或许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苏世亭事后回忆，但他并不后悔。“嘉定的房租、消费水平比上海市中心低，这减轻了我在上海生存的压力。”
过去这一年，陆续有人回老家，苏世亭坚持不走。“在家乡，人们坚信父母在，不远游，我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家里并非独子，还有个弟弟可以传宗接代。就为了这，我更要在上海好好地闯一闯。”
来上海前，苏世亭在老家实习过一段时间——因为父母的关系，这也被认定为“毕业后就能直接去上班的工作”。不过，苏世亭却觉得害怕，“工作安定了，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肚子一点点变大，头顶一点点变秃”。
到上海后，苏世亭喜欢上网看新闻，他对一份报告印象很深，报告说：在一线城市，75%的人傍晚6点至8点吃晚饭；在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去晚餐。一线城市有白领文化，但白领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如果你每天花费2小时在交通上，1年算下来要用去30天；二线城市没有艺术电影院和话剧小剧场，唯独有很多吃饭比你早、睡觉比你晚的闲情逸致。
“很多人说，选择二三线城市的是懂生活的人，可惜我不想做生活家。”苏世亭说。
苏世亭和张桃显然更想当“梦想家”。
去年11月，张桃“重返北上广”，理由是，“实在受不了老家的等死日子。”“老家的同龄人下班后就想着，今天去哪里玩；从上海回来的我想着，今天得空该再学点什么？”
一去一返，每次都显得那么轰轰烈烈，不过，物质与梦想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未完待续。
留下的人又遇到了新问题。“在安徽老家，我更容易找到真爱；但在上海，你必须考虑物质，不然你随时可能需要堵住嘴巴-吃不起饭。”张桃说。北上广都正在面临一个移民新问题——外省青年正汇成一支“剩男剩女”大军。
如今，张桃已经在上海找到房子，因为是老房子，“信号不好”，她需要跑到房间外面接电话；平日里，她要和邻居合用卫生间，寒冬天里，如果起夜，需要“鼓足勇气”。但幸运的是，经老同事介绍，她在新年之前就找到了新工作。每天，爬出破败的老屋子，她可以踩着高跟鞋、穿着精致套装，出入一家500强公司位于淮海路的办公室。
在张桃看来，“北上广”是讲究资历、工作经验的，在行业内有清晰可见的职业上升空间，而二三线城市更多的是“关系社会”。
不过，这次“重返上海”，她并非毫无顾忌。内向的张桃至今没谈过恋爱，她的公司里，适龄的男青年大多成家了，刚进的、或未来要进公司的大学生，年纪基本都比她小。
“脑海中，我期待的浪漫男友在二三线城市更可能实现；而在上海，你会不自觉地考虑物质条件，择偶相当困难。”张桃说，这并非自己势力，而是大城市的压力，尤其是供房压力，以及育儿费用，让她不得不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把“真心喜欢”这条择偶原则归为其次类别。
一线城市的“剩男剩女”，尤其是剩女现象已经凸显。去年，国内一家大型征婚网站发布了某二线城市大龄女青年恋爱报告称：这些年以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大龄女青年中，从“北上广”回来的人数急剧增多，同比增幅达30%。
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风起云涌的时候，找不到男女朋友，是住房压力、消费水平过高之外的另一条逃走的理由。可如今“重返北上广”口号嘹亮，外省青年择偶问题依然艰巨。
张桃判断了上海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出的择偶条件是：最好男方家里有房；如果没房，她可以和男方一起还贷供房，但前提是，他们两个的经济水平相加后，不会因为供房，延缓生小孩的计划；不会因为供房、育儿等问题，考虑是否要放弃每年定期的家庭国内旅游计划——在上海读书工作将近7年，张桃喜欢上海人对生活质量的讲究。
张桃对“买房”、“成家”的另一层期待是：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从大学到现在，我已经离开父母身边很多年了，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很想把他们接到我身边照顾，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
“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或许会还是会回老家发展，结婚、定居、生子。”是去是留，张桃又开始摇摆了。她担心还有一层，如果在上海结婚，今后子女可能要面临异地教育，而父母如果也来到上海，就面临异地就医问题。
张桃正努力参加公司的各类“社团”，比如羽毛球社团、围棋社团。她不喜欢运动，但她认为这是扩大社交圈的一个办法。暂时，她还没找到男友。
是去是留？矛盾的心态是张桃、苏世亭等外省青年的普遍感受。他们认为大城市是堵的、累得、贵的、挤的、排斥人的；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等死的……
“留在这里，有生存感，没有生活感：回到老家，有了归属感，却丢了奋斗感。”从1989年生人苏世亭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心中一震。
有人说，“重返北上广”也好，“逃离北上广”也罢，这就是一场赌博，对赌双方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野心勃勃的城市，结局是：年轻人输掉了青春，而城市依然年轻。
这像是座“青春围城”，当然，关于物质与梦想之间的矛盾，不止见于在城市拼搏的外省青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亦是如此。诚然梦想比天大，但现实是，大城市的数量有限，它们是否容得下所有人的梦想？
蠢蠢欲动的“逃离”
当“北上广”的外省青年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北上广”城内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们蠢蠢欲动的“逃离计划”。
一个朋友，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在工作四年后，决定“云游四方”，起因是母亲离世，她认为“人生必须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认为光鲜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北京青年，在辗转了多个城市后，在云南停住了脚步。白天，他在酒吧里“打杂”，过着“打工仔”的日子；周末去村里给当地的孩子们上课，各种各样的课，英文课、地理课、音乐课，一切全凭心情。
很多人把这种选择归结为幸福感，一组数据可以道出普遍的情感：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他们集体“落榜”。
当然，也有人认为，幸福感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在大城市奋斗很有幸福感，有人觉得归隐农村，有一亩三分地很有幸福感。
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摇摆的人，觉得有段话说得“80%正确”：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面对这道城市选择题，答案是开放式的。
最近，那两个“逃离”的朋友分别回到上海、北京，准备重新穿起套装上班去。理由大致是：身边的朋友都去上班，没人陪着玩；另外，年纪大了，虽然自由职业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没有“四金”，没有安全感。
梦想最终得让位于现实？并不尽然。兴许以后的“去留之间”，好像手机内置的不同模式，需要间隙性地切换。
跨年之际，诸多人力资源公司开始做2012年人才趋势预测，最新分析认为，未来几年，人才并非“一刀切式”的流动，而是呈现结构性调整，人才的流动会和当地的优势产业联系密切。比如金融人才倾向上海，高科技人才倾向北京，工程与制造类人才倾向于广州、重庆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