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保障， 不在于别人的承诺，而是自我心态的调整。在享受快乐的时候 ，做好拥抱痛苦的心理准备。在品尝痛苦的时候，不忘记对快乐抱持着期望。——
CNN上星期又有关于中国富士康的报道，涉及工作时间超长，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收入低下等。报道里有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机器用的说法，极言其劳动强度。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也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劳资条件下作出解释。
我相信报道的内容大致应该没错。但更深入的情况是，富士康在连续跳楼事件成为媒体焦点之后， 情况已经有所改善，这是改善后的情况。然而，更残酷的事实是，你不得不同意，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待遇，在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中是比较好的，比许多血汗工厂好许多。
富士康是生产国际化的写照。最新潮的笔记本源源不断地从富士康的成品车间装运世界各地。当然也在中国销售，不过，仍然称为“外国产品”。而在中国，消费这些外国产品的青年，则不会是富士康的基层劳工。后者的消费到不了那个层次。这对他们来说，是高消费。其次，也没有时间使用（扣掉工厂占有的时间，少有余暇）。同时，基层员工的生活中，缺乏消费这些产品对相应的文化。
我这么对照，是考虑到每一个青年都是有梦想的。生产着青年中流行的消费品的青年，却被经济地位隔离在流行之外，这样的现实一定会触动他们的。这正如他们的父辈，那些给城市添砖加瓦的上一代劳工，不可能住进他们亲手建筑的房屋，而只能住着工棚，一个工棚拆除了，转入另一个工棚，最后年老体弱，告别所有工棚，重新回到家乡。
第一代农民工基本是在建筑工地上劳动的（不难发现，今天在城市从事类似苦力的劳工，年龄越来越大）。现在，他们的孩子，被称为农二代或贫二代的，已经长大。这一个青年群体带着明显的另类身份：他们要么在家乡上学，在对远方的父母想念，和遥远的城市生活的想像中长大；要么在城市，在城市的工棚旁边，在身份歧视，入学困难中长大。
今天，城市楼宇建设、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农二代已经不习惯他们父辈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强度。他们渴望在城市居留下来，但没有房子。他们渴望城市的劳动机会，但不愿望去重复父母走过的路。
就在这时，富士康来了。它动辄十万人以上的集中劳动规模。它提供的集体宿舍，成了这个青年群体在城市合法居住的收容地。它整洁的工房和产业工人的劳动模式，满足了他们前几辈人身上遗传下来的，工农差别时代的渴望和梦想。笔者在春节期间跟几位富士康员工有过对话，他们说，春节在家待不久，开年即要返厂“上班”——他们提到后两个字时所流露的那种感情，表明他们获得了暂时的满足，和他们对自己身份改变的认同。
但他们的未来只能迷茫。因为他们的收入无法为他们提供在城市安家的条件。除了低工资和高房价的门槛，还有户籍的障碍。这些鸿沟都是不可逾越的。而青年岁月不等人，成家的压力迫在眼前。
不能要求接收这个青年群体的企业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希望的未来。今天，即便是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也是靠国家给他们特别的优惠和保护，而不是名义上的收入获得有尊严地生活的。富士康作为代表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每一个工人身上获得的平均利润，应该不算高。它需要“以管理求发展，向规模求效益”。工人的工资增长空间受限。
作为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代工企业，在产业链上居于末端，没有定价权，利润服从上游规定。而世界上还大量劳动力同样廉价的国家和地区，富士康的工人是在和那里的工人竞争劳动机会。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还有相当多的地方的人们，会觉得富士康的工作和待遇相当不错呢。
在这种背景下，富士康的计酬方式，是“鼓励加班型”的。在法定劳动时间以内，熟练的好手也只能求得相当低标准的“基本生存”，而不能获得“自我的发展”。而加班太多，剥夺幸福感，并使人生变得“机械化”。但这却是企业所需要的。当然，在这种利益矛盾的格局下，最难保证的，还是工人的利益，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独立的工会去跟资方讨价还价，你就不知道哪里是劳资双方共同接受的平衡点。
这种尴尬的命运里居住着一个庞大的，那些农村来的，再也回不到农村去的青年群体。他们如果运气尚好，进入富士康这样相对稳定和正规的企业，生存状态尚且如此，其它的就只能是更加苦闷了。
文/何三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