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在中国，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患者的程序并无规范可言，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即可以把人强行收治。可以活，每一位中国人都是疑似精神病患者，都有可能“被精神病”。
近日，上海卫生局颁布新规，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行为异常人员将成为疑似精神病患。早在2011年，京津沪深等大城市均对精神病患者开展过大规模的社会排查和控制措施。在中国的精神卫尚未立法、精神病收治制度有待完善的现状下，单纯的排查控制究竟能否解决问题?
世界精神病的诊断目前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生物学标准，因而各个国家都设有严格的认定程序
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十版)》，被看做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两大精神疾病诊断体系。作为DSM-IV修订主持人，杜克大学精神病学专家艾伦?弗朗西斯曾说：“和其他任何专业都有所不同，精神病的诊断没有明确的生物学指标，而且，一种精神病可以表现为各种症状，不同的精神病往往又有相同的表现。”
无论是美国的DSM还是中国的国家标准，它们所面临的争论皆反映出精神病学自身的困惑：缺乏客观的生物学指标，一直是精神疾病诊断的软肋。因而，各个国家对于精神疾病的认定、申请以及收治，都有严格的程序，例如：澳大利亚规定，必须由警务人员和法官能够提出认定申请;美国为卫生工作者，警务人员，朋友，亲戚，配偶或医院负责人向所在当局提出书面申请;而《日本精神卫生保健和福利法》则规定：“任何人如发现精神障碍，都可向督道府县知事提出申请。”最终的决定者则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由法官和法院决定日本和印度为地方行政长官。医学诊断证明均由至少两名有鉴定资格的“精神保健制定医生”同时做出认定。
中国精神病认定标准普遍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疑似症状持续一个月即判为精神病
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亦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这比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低。以“精神分裂症”为例，中国的“症状标准”规定，至少有如幻听等二项症状，“至少已持续一个月”;而美国的标准中，如妄想、幻听等相关病症应在“二项以上，均应在一月内的(如经有效成功的治疗，限期可以较短)显著较长时间里呈现”，“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持续六个月”。
(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欧洲国家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中国仅有1%。)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近三十年未能出台，草案中仍旧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等模糊规定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虽然其间数易其稿，但《精神卫生法》依然未能出台。在《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精神卫生条例》。由于精神病收治的实体标准过低、程序混乱、司法救济失灵、立法滞后等问题，“遇袭入院、被迫服药、艰难逃离、预告无门”的故事不断上演。
201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以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为例：“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然而，“扰乱公共秩序”内容却相当宽泛，《刑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则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种行为。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使用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精神病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老年痴呆症、失眠症等400多种类型的患者都是收治的对象
事实上，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标准不符。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中，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甚至包括“拒绝接受治疗者”和“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者”。而中国目前仅有的6部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在收治的实体标准上均没有设置门槛，共有包括老年痴呆症、焦虑症、失眠症、人格障碍、智力低下等10大类72小类共400多种，所有类型患者及疑似精神病人都是收治的对象。
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在“患者”与“正常人”之间根本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社会中有很多人都处在“有病”与“没病”之间的灰色地带，精神绝对健康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实，精神障碍不同于躯体疾病，如果患者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障碍没有损害其身体健康或者不会导致其死亡，也无可能伤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疗、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
强制收治缺乏程序规范，医院通常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即可强行收治
在中国，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患者的程序并无规范可言。尽管国务院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但这实际上是让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实践中，医院通常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即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并不用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做出要求。
2005年12月20日，广州一名拥有千万家产的民营企业家何锦荣与妻子发生口角。随后，何妻电话至广州脑科医院，声称自己的丈夫疯了，请他们来收治。脑科医院立刻派车前往与何妻签订委托书。当天深夜，何锦荣在家中时，两个护工冲进来对他迎面一拳，接着，用手卡住脖子将他绑起来，并带到一辆白色面包车里送往广州市脑科医院，收治30天。
“精神病人”一旦不承认自己有“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就会被剥夺拒绝住院的权利
以《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为例，其第36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行使知情权和决定权应当以其有自知力为前提。”而根据该条例第47条，“自知力”是指对自己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及病态行为的认识、理解和作出恰当表述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就是“无自知力”。进一步推理可以得出，以《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为代表的这类规范认为，否认自己有精神病的人，则无权拒绝住院。
三、谁来“监护”你?监护人权利过大患者成受害者
即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患者出院
中国精神病院的现行规定普遍是：必须由送治人办理出院手续，否则任何其他人(包括非送治人的亲属)都无法接出。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而凡是被送治的人，都被医院当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处理，丧失话语权，而送治人自动成为“监护人”。但实践中，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这导致“监护人”拥有极大的权利。如果“监护人”根本不愿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患者、甚至医院即成了“受害者”。
2007年7月12日，去北京上访的农民孙法武被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政府带回，并被直接送往新泰市精神卫生中心。孙法武拼命挣扎呼喊无果，随后绑住手脚强制灌药、打针，精神病院院长称：“谁送来的谁签了字，才能让你走，让你家人去找你们镇政府吧。”直到母亲去世。他签下保证书后才获准出院送葬。事后，该院长对媒体证实，医院里很多病人是上访户，但是因为政府有鉴定书，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同样，2010年，被单位强行送至精神病院长达13年、中石油北京化工研究院的工程师陈淼盛在医院猝死。据陈淼盛病历显示，他在住院一年之后病情好转，具备出院条件，其妻多方奔走都因单位不同意而失败。医院虽然承认陈早已具备出院条件，但仍坚持人只能由单位接走。事后，多名医生认为，陈淼盛猝死与长期服用精神类药品氯氮平，有很大的关系。
四、“被精神病”如何维权?诉讼赔偿皆困难
诉讼权利无保障，被告方的精神病院往往以诊断为由否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在非自愿治疗引发的侵权诉讼中，被告方的精神病医院往往以造成侵权的精神病诊断为由，企图否定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以同一个理由二次限制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事后救济的途径也被阻断。2006年，重庆姑娘小玫因与家人发生矛盾被舅舅强制送至精神病院，医院便在“职工医保费用审查登记表”病情诊断一栏中作出的结论是：精神分裂症和人格障碍。随后两年，自认为没有精神病的小玫背着巨大压力四处奔波，希望寻到一纸对病情重新鉴定的“权威鉴定” 起诉曾强制收治她的医院，始终都无法立案。该案被媒体报道后才被法院受理。医院认为小玫患有精神障碍，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她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法庭当即表示只有进行司法鉴定，查明小玫是否有精神障碍，才能确定她是否有主体资格。
损害赔偿数额低，被强制治疗22天打官司6年最终只得抚慰金3万元
当事人在治疗时遭受多重伤害，出院后又因曾住过精神病院而在工作、婚姻、邻里等社会关系上倍受歧视。如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去打官司，当事人即便胜诉，最终也只能获得1-3万元不等的赔偿，与其遭受的精神、物质损失不成比例。2003年，家住厦门市高崎村的吴素真因在治疗其他疾病时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被医院当做精神病人强制治疗22天。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她都被周围的人认为是精神病人，丢了原有的工作。为此，她不辞辛苦地奔走了6年，只为讨一个说法。2009年，厦门中院判决医院的收治行为违法，判令厦门市仙岳医院赔偿吴素真58512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作者系公益律师黄雪涛、刘潇虎、刘佳佳)
结语：根据中国疾控中心2009年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人数高达1亿，其中70%的精神病患者都没有接受有效治疗。与之相反，却是“被精神病”频频见诸报端。正如龙应台曾说：“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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