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日前自杀。关于他的死因,有诸多猜测。网友说,“读了他近一年来的博文,就知道他的痛苦有多深”,“一方面,他身负丧子之痛,希望揭开真相,告慰遇难者;另一方面,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为了稳定大局,他不得不面带微笑去参与遮掩真相”,“这种撕裂的痛苦,恐怕是导致他自杀的根本原因。读他的博文,每一篇都令人心碎”。——Psy525.cn
而我,现在只想到一段话,来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可与生前的冯翔共鸣,“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在我看来,关于冯翔的死因,并没必要去纠缠。他的自杀动机是他最后的隐私,他及其家属未必希望人们去再三叩问。死者长已矣,何必再去惊动?如果我们对他的痛楚并不能感同身受,妄加评说就是莽撞的、无礼的、冷血的。
在让死者安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如何让生者前行。事实上,在冯翔之前,灾区干部及百姓自杀的消息已不绝如缕。据长期活跃在灾区一线的四川媒体人党青统计,去年10月以来,在地震重灾区绵阳,自杀悲剧一再上演:
2008年10月3日,绵阳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成为灾后首例轻生的政府官员;
2008年11月17日,北川擂鼓镇村民杨俊杀妻朱菊华后自戕,酿成灾后首例普通灾民自杀事件;
2008年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在绵阳闹市跳楼自杀;
2008年12月06日,北川邓家海光村村民朱华会上吊自杀;
2008年12月11日,绵阳海天公司职工赵学亮在绵阳闹市跳楼自杀;
2009年1月25日,大年三十,绵阳永兴北川板房区年轻人母广翔自杀(未遂);
2009年1月29日,大年初四,北川擂鼓镇胜利村9组年仅40岁的王雪梅在自家板房内上吊身亡……
够了,不用再列举,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灾民中有自杀倾向的群体数目之众,令人耸目惊心。据心理学家邓明义的统计,整个地震灾区患有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种由灾难心理创伤导致的长期持续的心理障碍)的人的比例约为3%到5%,人数约为36万到60万。而在PTSD患者群中,具有自杀倾向的近10%。这意味着,大约有3.6万到6万人,可能成为下一个“冯翔”。更严峻的是,据心理学家的研判,地震周年将至,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极可能集中爆发,“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与灾区大规模心理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灾区心理救助的乏力与混乱。《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调查,曾用“哄地来了,倏地走了”八字,来概述灾区心理援助的状态。那些专业或非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们,激情来时如涨潮,激情退时如风吹,多数在灾区服务的时间短,效率低,其工作只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安慰或勉为其难的敷衍。灾民对之也不太买账,一度传出“防火、防盗、防心理师”的民谣。
心理救助乏力的背后,是组织的混乱。中科院心理专家张侃称,“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地震发生后,各级民政、团委、卫生部门、教育系统、妇联、学术机构等都在组织心理援助。谁都对心理救助负责,结果是谁都不真正负责。与此同时,心理救助的资质问题也浮出水面。究竟谁有资格进行心理援助?国际创伤治疗师?国家心理咨询师?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并无定论,各人之间也互不买账。
更尴尬的是,一度火爆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如今少人问津,犹如荒芜的古道。在网上搜索相关灾区心理救助网站,不少在2009年后就停止更新。残存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也举步维艰。比如中科院心理所,去年计划在灾区建10个心理救助站点,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只建成7个。目前每个站点每月经费仅1万元,运转相当吃力。
在我看来,要摆脱上述困境,首先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地震心理救助中心”,牵头协调各部门,多方筹集资金,全面系统地组织灾区心理救助的供给,同时追踪其效果,根据反馈随时调整部署、刷新举措。灾后心理救助是长期工程,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充分的考量。美国经验或可借鉴。“9·11”后,针对有心理问题的市民,美国政府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心理健康登记系统;其次,应明确心理救助者的资质认定,只有专业资质被认可的心理救助者才能进行相应工作。心理重建是灾区重建的一部分,决不允许玩票,而需要最高的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第三,心理救助不能走马观花或半途而废,一旦开展专业救助,就应当持续下去,直到救助对象完全康复;第四,在心理救助过程中,要严格保守灾民的隐私,同时不能将之作为所谓科学研究的“小白鼠”,否则将对灾民造成心理的二次伤害;最后,社会各界均应持续关注灾区心理救助,各尽其力:譬如媒体,可以通过一线采访调查,及时发现其中问题并提出除弊建议;再如企业,可以为心理救助提供相应的资金或技术支持;至于个人,可以参加相应活动(不一定需要专业知识的活动),比如与灾区心理救助对象结成一对一的友好家庭等。要言之,灾区心理救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我们必须合力破题。
在专业的心理救助之外,还应当考虑一些非专业的因素。央视主持白岩松说,灾区的心理救助,“应该是在灾区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让火柴慢慢地把周围的人群点亮……一定要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中培养很多个具有心理救助能力,或者心理观察能力,或者咨询能力的人……让这样的星星之火去燎原,帮助更多的人”。
白岩松无意中道破部分真相。据我的了解,现在灾区心理危机有个很严重的表征,那就是遭遇不幸的灾民们互相影响,每下愈况。他们往往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各诉不堪回首的记忆,随后痛哭流涕,大醉一场。长此以往,遂形成一个强大的颓废的悲伤的绝望的气场,一说人生世事,则“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欲打破此种气场,需要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共同努力。白岩松的“火柴理论”,大可付诸实践。
更进一步说,切实保障灾民权利(包括问责权,上访权,表达权,生存权等),就是最好的心理救援。
北川曲山小学有个幸存学生,其同班同学大部分遇难。震后一次考试,他在姓名一栏填写了一大堆名字。老师一数,竟有43个。一问,才知是写的43个遇难同学的名字。孩子说:“我的同学不在了,我要替他们考试,替他们活下去。”
那些笼罩在PTSD阴影下的灾区幸存者,愿你们都能替逝者好好地活下去,现在,且让我们一起吟诵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我将从死者中升起,说太阳正在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