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中国思想中孕育这精神分析的思想，这无疑会促进精神分析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本文沿着我国传统思想，慢慢揭开精神分析是如何被中国接纳，最后会蓬勃发展的过程。并用案例报告的形式，表达了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精神分析过程的重要性。——Psy525.cn
据说在药物治疗未带来改善之后，一位医生故意激怒了他的国王，而国王的疾病因此反而得以恢复。
这一对心理治疗的描述来自公元前4世纪前的一本中医手册。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这些累积的经验被系统地载入《黄帝内经》以及关于它的评注《难经》中。在中国随后的发展中，受巫医以及儒学、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一种“经络医学” （Unschuld, 1980）打造了中国对精神的观点，发展至今。据此，人类内部和外部世界可见和不可见的事件（例如情感，内部器官，气候条件，元素）都分派给特定的一系列经络且彼此相互依赖。因此内部和外部之间、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分界线被去除，而一系列经络中一个环节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他环节。
经络系统是基于阴和阳的概念、五行理论以及微观和宏观世界相互依存的观点而形成的。阴阳概念包含两个对立的但又互补的类别，它们适用于人体，也适用于整个宇宙。当这两股力量平衡时，健康和安宁占优势。阳代表光明、阳光、热、男性、正性，而阴代表黑暗、多雨、冷、女性、负性。
五行理论将金、木、水、火、土五个假设的基本元素中的一个元素分派给所有的身体现象和所有的自然事件。因此，例如，五情（喜、怒、悲、恐、惊），五脏（心、肝、脾、肺、肾），五邪（风、热、湿、燥、寒）在有序的关系和“经络”中被区分出来。内部的身体或心理事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用表述自然事件的语言来表达、描述和理解。外部事件如风、寒、热、湿或燥的特定条件被考虑为扰乱平衡感的原因，喜、怒、悲、恐、惊的情感状态也是如此。情感被假设为控制着体内各个不同影响力的流动循环：怒据说能增加额外的能量和颠倒体内循环，喜能维护平衡，恐是减慢甚至打断循环。根据阴阳原理，这种规则于是就如此这般地保持着一种和谐和有序的生活（Gerlach/Wengler，1990）。
尽管有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整合，为着关于人类的中国式理解，一系列已有描述的思想已经保持了数千年的决定性地位。至今对于人类情感和思维的看法仍深植在一个信念中，在这个信念中人类被视为构成大自然整体必需的一部分，微观世界也只不过反映了宇宙的法则且依赖于阴阳力量间的平衡。同时，知识的进步被整合入现有的观点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20世纪中叶，对巫医的对抗在理解精神障碍中起到意义重大的作用。在那之前，魔鬼已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对人类的外部影响力，但是现在被视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相当有可能的是比较这个模型然后将此靠近于精神分析中的冲突－理论模型，纵使是用一个一致和综合的基本整合的解释。滑寿对魔鬼导致怀孕之假设的关键性检验作为一个例子被引用（出自《医学正传》，1515）：“曰：昼之所思，为夜之所见。凡男女之性淫而虚者，则肝肾之相火无时不起，故劳怯之人多梦与鬼交。夫所谓鬼胎者，伪胎也。非实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无穷，所愿不遂，为白淫白浊，流于子宫，结为鬼胎，乃本妇自己之血液淫精，聚结成块，而胸腹胀满，俨若胎孕耳，非伪胎而何。”
西医最初在19世纪被引入中国，它的传播首先得益于希望在结合医学和教会活动方面取得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团体。第一所精神病院于1898年在广东开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治疗成为国际流行，它主要在于镇定剂的使用、水疗法和电休克的应用。激越状态的患者被监禁和上镣铐。20世纪第一个10年，更多的精神病院在上海、北京和南京开业。一些医学院也开始纳入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的课程。在上海，尤其是致力于精神疾病医治的澳大利亚医生范尼·哈尔彭博士（Fanny Halpern），她在1940年开了一家精神卫生诊所。尽管有这些努力，在1949年的全中国也只有不到50名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生。
那时许多中国精神科医生已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的思想首先受到阿道夫·梅耶尔（Adolph Meyer）心理学派的影响。然而，在中国东北，克雷佩林（Kraepelin）经典精神病学的取向占优势，而只有在北京、成都和南京精神分析才能取得立足点。从1935年至1939年，中国精神科医生的开山鼻祖戴秉衡博士工作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他接受过来自纽约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 S. Sullivan）和芝加哥L·索尔（L. Saul）的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训练，通过了他的教学、督导和对同事的训练性治疗。继日军占领北京之后，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工作，之后在美国工作（Dai，1984）。
1948年，南京大学神经精神病院的院长弗里茨·科布勒（Fritz Kobler）在《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t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恐缩症”的精神分析个案研究，他将这一个案解释为急性阉割焦虑，这种形式只在中国南部观察到。
阿道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f Joseph Storfer），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自从1925年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主管，短时间内能够在中国帮助传播精神分析观点。虽然施托菲尔自己不与接受精神分析者从事精神分析的工作，但自1921年起，他在维也纳发起了重要的出版运动。例如，他是《意象》（Imago）的联合主编，此杂志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应用到其它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他也是《精神分析运动史》（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的创办者，为此写了大量的文章和综述，他还是《精神分析学年鉴》（Almanah der Psychoanalyse）的创办者。直到1938年，他又成为《精神分析学教育杂志》（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tische P?dagogik）的编辑。在1938年离开“精神分析出版社”后，他从事自由作家的工作；他的语源词典W?rter und ibre Schicksale和Im Dickicht der Sprache在今天仍然有价值。
施托菲尔有可能离开维也纳之前不得不经历大屠杀之夜。直到1938年11月份，他始能逃离，经过不来梅，到达上海，在这里有主要来自德国和澳大利亚大约18000名的移民，他们于1933年和1947年间得以寻求到庇护之所。尽管施托菲尔起初居住的日据上海生活条件艰苦，1939年5月1日他仍开始为移民发行一本德语杂志，名为《黄邮》（Gelbe Post），订阅者主要为中国和遍布亚洲的德语移民，但是也有中国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德语作为科学的主要语言（一些医学课程使用德语讲授）。《黄报》自然成为那时最好的一部移民杂志；双月刊中出现了大量文化和人类学领域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关于中国思想和生活的，关于尝试将犹太移民并入到东亚文化中的，以及关于精神分析的。施托菲尔赢得了德国、澳大利亚和中国作者和科学家的支持；从1939年11月的期刊开始，每期有大约20至30页，每周出版，在1940年甚至每周两期。
接着精神分析的原著，如“Die Psychoanalys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Der Judenhaβ in der Welt”,“Die Psychoanalyse in Japan”，来自一些精神分析杂志的文章和来自弗洛伊德著作的一些部分被再版。这些文章常常建立起与东亚文化历史（如“Ein Traum aus einem japanischen Roman des 11. Jahrhunderts”）以及与中国思想和情感的直接联结，当然也加强了对于继续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精神分析的兴趣，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精神分析被质疑之后。
最终施托菲尔因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黄邮》，将之卖给上海的主要竞争对手——《上海犹太人记事报》。日本参战后，犹太移民再次遭受威胁，施托菲尔不得不再次逃离，这次是去澳大利亚，于1944年死于那里的墨尔本（参见Bremm，1990）。
好奇和谴责之间：精神分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受
继中国革命的伟大巨变之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将深入发展科学和文化生活确定为中央政治方针。精神病学领域的变革是首先使药物滥用销声匿迹。精神病院也在农村地区开办。预防为主，中西结合。随着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强，精神病学向辩证唯物主义方向倾斜，且因对苏联紧密的科学依赖而转向巴甫洛夫的观点。精神疾病被理解为在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功能之间的平衡受损的产物。在环境的极大压力下，也在“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应对刺激的能力被理解为减低兴奋或抑制作用的功能和导致功能的衰竭。此种解释令人联想到传统中医阴阳的理想平衡和非理想的衰竭状态，可能因此对中国接受巴甫洛夫的观点有所贡献。
在中国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专业界的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pecialist Society for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心理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或中华医学杂志中能见到解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问题的文章，而精神分析思想并未被介绍。尽管如此，各种心理治疗方法仍被试用，如一种“联合的短程治疗”，包含心理治疗会谈暗示催眠式的和通称的形式、药物、呼吸练习和空拳练习。随后的心理学研究将这个直接快速改善主诉症状的联合方法描述为优于其它单独使用的方法。之后它也被用于治疗高血压、胃溃疡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心与心的对话”疗法仅仅针对患者良好的感觉和意识能力，对潜意识和前意识的心理处理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患者被带到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会认识和纠正他错误的疾病归因，并且会看到作为疾病结果的身体功能的改变。正确的“正常”意识和正确的领悟就应该自动地导向符合社会理想的行为和对社会的顺应。
中国与苏联断交随之带来20世纪60年代与巴甫洛夫学派的分裂。首先主要的重点在于生物精神病学。然后文化大革命也给精神医疗带来了毁灭性的改变。西方精神病学方法被彻底排斥。医护人员将他们自己看成是包括病人在内的集体的一部分。诊断和治疗的医学模式被推回到去服务于一个教育性的重点：唤起病人的自信、教导社会行为和“正确的政治意识”。思想教育被视为最重要的治疗元素。在许多医院，任何使用药物的治疗被禁止，医生作为领导者和专家的地位被废止。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几乎完全停滞。只有在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局面才改变，而且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对西方访问者和专家的开放，科学交流已开始了再次发展。
西方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大量报道出现于80年代的专科医师杂志上，然而仅仅提供了一幅中国精神病学当前局势不甚精确的图景。被隔绝的印象、理解上的困难和怀着渴望的思考在任何更深入洞察的方式下都太常见了。甚至关于私人医院床位和人员数量的统计都大不相同。
除了把中国作为旅行国家来做过自行探索的和已经能够与医院建立联系的个别精神分析学家以外，来自联邦德国的两支队伍与中国精神病学家业已建立了一种系统化的经验交流。在精神分析理论的传授之外，巴林特小组工作和案例相关督导形式的临床工作也成为可能。在仍旧盛行的对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的抵制之外，在医学科学的保护性掩护下，极大的兴趣在此以利用精神分析来理解心理治疗应用的形式得以表达。
尽管在媒体经营之外，且受国家控制，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化生活上被给予比在精神病学上更多的关注。中国书店内大约30种精神分析的著作可被找到，自1985年以来这些著作已被不断出版。S·弗洛伊德（S. Freud）自己的代表作有《梦的解析》，《文明及其不满》，《性学三论》，《图腾和禁忌》，《精神分析引论》以及《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他著作的全传被一遍遍地讨论着。更多新近的精神分析作者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也有C·G·荣格（C. G. Jung）和A·阿德勒（A. Adler）以及他们学生的著作。甚至还有E·弗罗姆（E. Fromm）的《爱的艺术》的两个不同译本，这一著作主要在年轻中国人中传看。的确，精神分析的出版物在社会学家、文艺学家和其他学者中享有比在精神病学家中更多的追随者。因此，政治运动会不断地涵盖对弗洛伊德及其继承者作品影响力的猛烈攻击，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常常同时被提及和谴责。
对中国精神病学的精神分析观察者也强调了他们的印象，即在中国没有心理治疗是导向无意识冲突、移情和反移情以及领悟的。在心理治疗方法被应用的范围内，他们倾向于行为治疗或使用支持性技术。应中华医学会邀请，1983年E·D·约瑟夫（E. D. Joseph，1984）和一支来自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队伍同行，历时三周遍访中国，H·C·哈尔贝施塔特-弗洛伊德（H. C. Halberstadt-Freud，1991）也有类似的交流经验的机会，但他主张认为中国这个心理治疗大环境也和传统中国东方模式相联系，这个模式将某人对陌生人的自我感觉和想法以及对性欲开放性的揭露排除在外。不论是锚定了四千年的人类传统图景，还是更多地倾向于羞耻冲突而不是内疚感的内倾家庭导向的中国态度，都会如此这般地阻碍着精神分析观点的任何传播。
另一方面，一系列关于中国患者治疗的精神分析案例史提供了有效进入内心体验的机会，尽管这些患者内心怀着特定的文化背景（Muensterberger，1951，1982）。也有基于精神分析的关于理解中国文化的详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见下面的参考文献）。虽然至今尚无基于任何广泛的临床材料，但是假说还是沿着一些线路前行，例如，中国儿童经历了一个更长和更激烈的口欲期，或者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被探寻到更多地以服从于父亲而不是与其攻击性对立的方式存在。
原则上，M. L. Ng（1985）摆出了一个疑问，即精神分析概念是否真如宣称的那样不符合中国思想，并且他强调他在香港的中国患者能够接受精神分析的理解，如果赋予一种适合于他们的语言的解释。正是这种同时涉及到身体和心理的想法和感受的整合方式，是如此完全地接近于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目前的主张。对分析治疗师来说重要的不是将西方概念强加于中国形式，而是在与中国患者工作中精确地利用此背景作为评估手段。因为与中国人私密交谈的个人经历，我能像E·费德恩（E. Federn，1986）那样赞同这些信念；在战胜了有着一层坚硬外壳的力量系统之后，精神分析必将能不仅仅为它作为心理治疗的医学应用背景而且也为中国的文化生活提供重要理念。
当代中国的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国际化-精神分析走向世界德国
近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心理治疗的快速发展。比如像西方世界学习心理治疗的方法，用以治疗门诊和住院部的神经症、心身疾病和精神病患者。中国广泛地吸收了近50年里西方国家关于心理治疗的不同学派理论。除了精神分析和以精神分析为指向的心理治疗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方向，比如行为治疗、人本主义治疗和系统性治疗等。
特别是在“中德心理治疗学会”中，中德专科医师之间的合作为中国众多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者提供了欧洲心理治疗发展的新进展。80、90年代末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之后，中德学会1997-1999年持续性举办相关指导与培训项目，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非常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在这项持续3年的合作中，德国专家以和德国同样的方式对中国小组成员进行为期6周的指导，涉及到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和系统治疗三个不同的方向：理论讲解，相关案例督导以及结合所学方法的自我体验。100多个学员每个人都需要选择他所想学习的心理治疗方法：比如----学习精神分析为指向的心理治疗，学员需要阅读英文版精神分析文献和由德国老师所写的文章，他们需要报告并讨论不同案例的第一次访谈，心理治疗的第一阶段，心理治疗中对梦的应用，修通和结束阶段。在小组中讨论这些报告。每位学员五天里会各自与一位精神分析师进行五次访谈，了解自己思维中潜意识的活动。
第一次课程面向中国各地的学员。同时，进一步的心理动力性治疗培训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行。除了针对患者的心理治疗方法之外，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文化世界中受到更多的关注。在中国的书店里，现在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精神分析的著作，从1985年就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出版发行。当代的精神分析著作也被翻译成了中文。精神分析刊物受到社会学者、文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青睐。
不仅是德国的精神分析师，还有来自挪威（Sverre Vavin），阿根廷（Teresa Yuan），美国（Peter Loewenberg，Elise Synder）的精神分析师同仁参与了这项以精神分析为指向的培训和研讨会工作。2004年，在“首届精神分析年会”中，成立了“中国精神分析研究小组”，主要由德中培训项目的成员组成，由上海的肖泽萍教授负责。
正因如此，一位德国的培训分析师Dr.I.Dettbarn在北京居住了三年，同时于2008年，一项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指导的完整的精神分析培训也得以在北京建立。
培训中的经验
与1990年对精神分析观察者的印象相比，今天我们对中国心理治疗的现状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心理治疗师在用精神分析的模式工作。
另一方面，有一系列关于对中国患者治疗措施的精神分析性病例，在接纳思想背景完全不同的特定文化的同时，为有效进入内心体验提供了机会（Muensterberger, 1951, 1982; Gerlach, 2000）。我将以不同的方式总结与中国患者工作的经验：我在德国曾治疗过一些中国患者，因为我的同事了解到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希望和中国人一同进行精神分析工作，他们就转诊了一些中国患者给我。在与中国学员一起进行的心理治疗课程中，我进行了大约38个持续5次访谈的短期治疗。所有的患者在访谈中都能够从正在经历的自我中发展出探索性的自我.
例如：我想报告一个案例，有关对一位中国科学家进行32次访谈的治疗，涉及对梦的理解过程，这位科学家在德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严重的抑郁来见我。在他的治疗末期的一次访谈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梦：“在梦里，我看见了一头母牛或者公牛。我不知道，它是公是母。但是这个动物有着像老虎一样的爪子。在梦里，它让我想起了S.Dali的一些画。我并不害怕”。在和他接触的初期，这位患者谈到自己梦里这个动物的平静。在他的梦的经历里，他正准备去散步，然后，突然看见了这头巨大的母牛。在他呆在德国的日子里，他非常喜欢观察田野里的母牛。他出生在“虎年”，并不是所有的老虎都很危险。他想起了祖母的妹妹讲的一个故事：她正在山坡上捡木头，突然发现一只老虎站在自己面前。她感到非常害怕。女人和老虎，双方看着对方，几分钟后，老虎离开了。
对于“Dali”这个名字，他联想到云南省的一个老城（大理），因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座城市让他感觉到一种特别、深深的平静。
在对他的梦的分析过程中，很明显，这位患者试图将西方和东方世界的元素结合在一幅画面里。他试图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元素，这一点在他对那只动物的性别的不确定性中表现出来。他对自己梦的画面的解释是寻找减轻在德国悲伤、分离和孤独感的途径。在很多其他的联想之后，他得出结论，他也希望能够克服治疗情景中的分离，这是他所认为自己不能承受的。他最终不得不面对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分离”，但同时他也变得能够用非抑郁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体验。
同时，我也研究了很多由德中心理治疗课程中的学员所写的案例报告；这些关于患有神经症的中国患者的研究显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患者的心理动力性观点的基本概念对理解中国患者同样有效。
近11年，在德中心理治疗学会开设的针对中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者以精神分析为指向的心理治疗的课程中，我阅览了150多份关于首次访谈和心理治疗不同阶段的案例报告。我可以观察到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是怎样掌握并应用精神分析方法的，特别是他们怎样向自己的患者介绍精神分析的方法，怎样观察并处理移情和反移情，怎样理解患者防御的不同机制。我认为，这些报告和由西方学习心理治疗的学生写的报告十分相似。内容上可能有西方的案例不同，但是比如在有关梦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常见的置换、歪曲、象征等机制。
一份案例报告：在他的第17次访谈中，患者早来了10分钟。一开始，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我和一个朋友出去，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我发现了一条新路，路的两边有很多树和草。突然出现了一只绿眼睛的黑猫，我走向那只猫，想和它玩耍。那只猫看起来很可怕，也很有攻击性，它朝我扑过来，企图伤害我。我非常地害怕，飞快地跑开，跑到部队基地的宿舍，遇见了三个士兵。我们决定出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成群可怕的黑猫朝我们扑过来，我飞快地逃跑，被这些黑猫抓得遍体鳞伤”。
在联想中，患者提到了对自己梦的惊讶。梦中那个朋友看起来像他的治疗师,那只黑猫像他的父亲，一位部队军官，从小就对自己很严厉。患者也谈到了治疗过程中当想起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些往事时痛苦的感觉。他也表示，有时自己不能忍受这种痛苦。在治疗师的帮助下，他现在可以理解自己的移情在朝向治疗师发展，潜意识的愿望是寻求治疗师像朋友一样必须帮助自己战胜自己的父亲。他也能够理解自己提前来治疗的原因是感到非常依赖于治疗师的帮助。
这个患者第一次见心理治疗师时，正处于了青少年危机期，有着严重的愤怒、痛苦、悲伤、自伤行为和自杀倾向。根据我对治疗的观察，该患者可以应用分析的方法，并与治疗师发展一个安全、近似于移情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到很多帮助。这会成为之后帮助他的基础，使他能够处理自己朝向治疗师移情中的攻击性和伤害性。
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关于精神分析的基础也有很多详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虽然不是基于任何广泛的临床案例，这种假设却认为，中国儿童经历着一个更加长期、强化的口欲期(Muensterberger, 1951; Waekland, 1956)或者这种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途径更多地是在对父亲的屈服中，而不是在与之对抗性的竞争中被寻找(Hsu, 1949)。
同时，培训学员也开始思考并发表一些有关应用性精神分析主题的文章，比如，《中国始皇帝-秦始皇的动力性理解》及《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理解》（施琪嘉），《驻相与精神分析》（张天布）。
作者简介：
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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