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病人。有的人身体有病,有的人心理有病,有的人则是脑子有病;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分类:有的人患上的是乡村病,有的人患上的则是都市病远离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巨大的空间里,日复一日进行着令人煎熬的迁徙:公交、地铁、的士乃至私家车,也都不能解决由于交通拥堵以及工作居住长距离带来的问题;空气污染、噪音、求职、升职、为孩子上学、老人养老的事情操心,为金钱和社会地位忙碌,为尊严寻找栖息之所,为本质层面上的人生寻找意义……当这一切都遭受挫折、自我陷入迷惘之时,“病人”便诞生了。——Psy525.cn
病由心生,也由境生。以下,便是“北京病人”的故事。
占星师的客户们
作为一名国企员工,不,作为一名占星师,丁宁儿每天都会收到20来封微博私信。
私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生辰八字,出生地点;要求也简单:请丁宁儿代看星盘,指点迷津。
看星盘应该算是通俗意义上的看星座的高阶版,简单来说就是算洋八字,据说占星师们可以根据占星对象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推演出他/她的星盘,继而卜断其一生的大势和近期的凶吉祸福。
与中小城市相比,在北京这样机遇和迷茫并存的大城市,有占星需求的人似乎总是要多一些。至少,在丁宁儿看来是如此。
客人无非男女,但具体来看,他们又各有特点。比如男人最在意的是事业,“是不是该跳槽”以及“贵人什么时候出现”是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
曾经有一名基金经理打算跳槽,让丁宁儿帮他挑一个最合适的下家。丁宁儿表示这不在占星术的预测范围,但这位头发油光锃亮的大嗓门东北男人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丁宁儿只好告诉他,他的“海外运”不错,客人立即眼睛亮了起来,“那就去外企!”
一位在连锁快餐厅工作的年轻人每隔几个月就要找一次丁宁儿,问她自己是不是应该跳槽,换一个行业。
“你想换什么行业呢?”丁宁儿问。
“不知道啊!”对方茫然地说。
还有一位即将高考的90后,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让丁宁儿给他指点人生方向。丁宁儿告诉他,黄道十二宫里,落在水星的比较多,因此会擅长语言沟通和文字表达于是对方很快就决定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
女人则多问姻缘。她们对感情的疑问犹如男人探问事业,年轻女客户最常问丁宁儿“我跟他能成吗?”而已婚女子的问题则多是:“他心里还有我吗?”
“不成就算了”,这往往是女人们的口头禅。她们急切地想得到答案,对过程全无耐心。身边女伴的境遇也极容易引发她们的心理落差。
“她们会穿全身香奈儿,你当然知道没有一件是真的。但要是不穿,心里就更不踏实了。”丁宁儿说。
一个年轻的姑娘有闺蜜顺利嫁给了刚认识不久的高富帅,参加完盛大婚礼的第二天,姑娘就找到丁宁儿给自己算算“会不会也有这个命?”
过去三年,丁宁儿给至少1000人看过星盘,倾听过至少1000个困境和盼望。虽然没有做过严格的大数据分析,但笼统地算起来,客人们多是单身北漂,就职于体制外的企业,月入万元左右,收入还算体面但没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户口,没房子,没稳定对象,不停换工作。
没有执业证书,也没有正规学校,因此无法统计占星师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只是以此为乐,仅有少数以此为生。自学成才的占星大师会举办各种讲座,授徒费用在几千元左右。
在专业的占星网站上,一次看星盘的价格在1000元以上。丁宁儿算过,如果她把占星当作职业,收入不会比现在少现在,她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大型垄断国企负责思想政治宣传。
丁宁儿在四年前开始学习占星,那时她初到北京,感情又不顺,无人倾诉,只好求助于神秘学。她深知前来“求看盘”的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和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感觉。但也有少数人选择放弃她的占星结果。
一个25岁、刚刚进入某家小型公关公司的男人,听说某位同事高升是因为和上司星座相合,于是利用轮岗机会四处套磁,搞到了所有部门经理的生日和出生地点。
他支付了一组合盘的咨询费500元,要求丁宁儿帮他把六组合盘都算一遍:“看我跟哪个领导合得来,主要看看谁是我的贵人那些属相不合的我已经排除了。”
经不起软磨硬泡,丁宁儿为他排除了两个可能会起冲突的、三个中规中矩的,锁定一个与他星盘最合的上司人选。这位上司能干、热情,会教给他很多工作经验。
但是,这位语速飞快的小个子男人最终选了一位星盘相冲的上司。理由是,最合适的那位领导年纪很轻,大有作为;相冲的那位年纪大,人老实,并且传闻即将离职。
容易被错过的心病
在北京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卢悦看来,北京“病人”们身上的压力既来自自我和朋辈,也来自父母与故乡。
中国的父母一方面把自己认为好的、正确的东西强加到下一代身上,另一方面又乐于采取“内疚教育法”。儿女们肉身逃离家乡再远,心却难逃父母的枷锁。
一个从不让父母失望的年轻人,在父母意外去世后陷入巨大的情绪震荡然而,不仅丧失亲人之痛,还有感到解脱之喜。他被自己的这一种“喜”惊吓到,因此求助心理医生。
“我忽然觉得世界充满意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去做,好多过去不能尝试的事情现在可以尝试了。”年轻人说。而在那之前,“我父亲患有心脏病,母亲辛苦一生,我虽然远在北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觉得我根本没有权利去享受自由。”
“无法把个人感受和父母感受分开,这是他们的特点。一方面反感父母的管束和唠叨,另一方面又时刻陷入对背叛父母期望的内疚当中。人们认为80后是任性、自我的一代,实际上他们是最受困于父母和他人感受的一代。”卢悦说。
来做心理咨询的年轻人,常常被自己身上对父母的抵触与恐惧情绪困扰,比如临近过年的回家恐惧,看到手机呼入电话显示是父母的恐惧,听到父母说要来北京住一段时间的恐惧……
洪晔是北师大心理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行业八年间,接触过600多名求助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面临“北京压力+父母压力”的双重困境。
一位外省女孩在北京念完大学后,依从父母意愿回到家乡,在家人安排下进了一家机关单位。上了一段时间班后,女孩实在无法忍受小城市的生活节奏与运转规则,辞职回到北京。
求职并不顺利,女孩跳了几次槽仍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没有遇上像样的感情。家人开始不停劝她回家,对她遇到的困难冷嘲热讽,认为她自找苦吃。
坐在洪晔面前时,女孩已经陷入严重的职场失败感和恋爱恐慌中,她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都失去了安全感。
在“小地方”的语境下,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违背父母的意愿会被认为不孝,独自打拼会被认为不务正业,这让离家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背负上“原罪”。每当心理咨询师引导他们离开这种纠结的心态,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能这么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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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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