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上海人。做事比较沉稳；处事比较低调。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别人。我只好用“她”来代替她的姓名。
记忆中的“她”，一头短发，十分年轻；圆圆的脸，颜色红润，总是挂着笑容；一副雍容端庄的模样；从来不与人发生争执，非常谦和，是北方人叫做“憨厚”的一类人。
初见“她”，是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段时间后。我因患感冒，去连队的卫生室看病，恰好她也在。卫生员是上海知青，我们比较熟。她把“她”的姓名告诉了我。说“她”也是上海知青，66届初中生；1968年，她们一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长林岛，是我连三排的农工。
都是南方的知青，见面三分亲。互相有些寒暄，问问各自的情况。算是认识了。大致印象：“她”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
我们连是农业连队，生产任务十分繁忙。男女知青是独立编制。虽同在一个连队，碰面的机会却很少。有时去食堂打饭，也急急匆匆的。路上相遇，点一下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我向来对于稳重的人，比较尊重，也愿意多交流。有过几次想去找“她”聊天的念头，实在是挤不出时间。后来，听说她去了机务排，开起了拖拉机，更是没有时间聊天了。也只好作罢。
1971年的秋天，雨水好象特别多。长林岛的四周，都是沼泽地，七星河水暴涨，与沼泽地连成了一片。我们连队的农田，都被河水淹了。大豆在水里泡着，看着真是揪心。全连干部和战士们，都在“龙口夺粮”。
晚上的政治学习大会上，我们连队的连长，表扬了“她”。说她带病坚持劳动，要求兵团战士们向她学习。我这才知道，她得了肝炎，在连队养病。
她那时是从团部医院住院治疗回来不久。正遇上水灾，连队所有的人都下地抢粮去了。她觉得人人都在忙，自己一个人在家养病，心里过不去，就带病下地去割大豆了。
劳动了一段时间，被表扬了一回。因为没有休息好，她的急性肝炎变成了慢性；红润的脸色变成了黄色。她也从机务排又调回到了农工排。
自此以后，她的状况一直不好，不但黄疸指数高，抗体也呈阳性了。只好拿病号工资，每个月二十元钱。生活过得很拮据。
失去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她再也没有受到连长的表扬了。但连长几次在大会上这样说：“有些人，长期泡病号，象什么样子？年轻人，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为革命多做一些贡献。”这里的“有些人”是否包括她，恐怕只有连长自己知道了。
但她毕竟成为了连队的一个包袱。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1974年，我们营组建水利队，从全营的各个连队抽调人员。我们连队要调一批人过去，其中就有她。
新建的水利队，是个闭塞的地方，叫小孤岛。条件非常艰苦，不利于她养病。连队把她调走的理由是：身体好的人都走了，连队生产任务就重了。必须要“搭”一个病号过去，以减少连队的压力。
就这样，她作为“搭头”，被调到了水利队。
水利队只有一些草坯房。条件好点的房子，很快都被别人抢着住下了。她不争不抢的性格，能轮到的，自然是最差的房子。晚上睡觉到半夜，睡梦中听到“轰隆”一声。人一下子掉到了火炕里。原来是火炕垮塌；被子也被烧着了。无奈中求助于人，在别人的房子里过了一夜。
一个病人，尤其是一个肝炎病人，在北大荒，孤苦伶仃的；谁都怕传染上这种疾病，谁都远远地躲着她。她感到孤独。
在别人的眼里，她是累赘，大家都避免与她接触；在水利队眼里，她是一个负担。除了每个月要为她支出二十元钱的病员工资外，还要为她支付源源不断的医疗费。
她知道：她是战友们的包袱；也是水利队的包袱。她是多么地无可奈何；多么地无助。她从上海支边的时候，身体壮实；得了肝炎，实在是她的不幸。
她清楚地记得生病的原因：那是1971年夏天，她的拖拉机组在连队北面垦荒，靠近七星河，离开连队有十里路，不能回去吃午饭，食堂给她们准备的干粮，是头一天吃剩的牛肉包子。北大荒的夏天，野外气温也高，拖拉机驾驶台被太阳爆晒，温度更高。牛肉包子在驾驶台里很快变质。机组的一个老职工，是个男的，游泳过七星河，到对岸农村，去一个朋友家蹭午饭了。她饿得胃疼，只好拿出馊了的冷包子啃着，很快生病了。一检查：急性甲型肝炎。病源体就是牛肉包子。住院治疗恢复后，在连队养病。正好碰到秋涝，全连上下都在地里抢粮食。她坐不住了，就发生了带病坚持劳动这一出。
她为自己没能克服饥饿，吃了变质的食物而痛悔；也怪秋涝，没能让她出院后好好休息，致使疾病发展而难受。
其实，她是运气不好：食堂的一个偶然的疏忽，改变了她的一生命运！--她为疾病所困，不能有任何的奢求：她没有了争当模范的好身体；没有了去上大学的理想；更没有了爱情的艳遇。她等待着上苍的恩赐，能够在她身上发生奇迹。将她从病魔中拯救；将她从孤独中解脱。她渴望着获得新生——这种渴望，逐步变成了奢望。
她在茫茫的人海中沉浮；在偏僻的北大荒，虚度着青春年华。她看不见希望和阳光。她睡着了……。1976年，她被调到砖厂——烧烧火炕，喂喂小鸡。1978年仲春，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个欣欣向荣的时间点。
有人牵线搭桥，把她介绍给了在团部小镇工作的一个知青。那个男人有些瘦小。男的对她一见钟情。她虽然渴望爱情，但面对现实生活，她没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的主人公，因为她的疾病，遭受了太多的白眼；承受了太多精神和病魔的折磨。她渴望逃离长林岛——那个荒凉的孤岛，是孤独的代名词。那个地方，只有她破碎的青春，和十年的梦魇。
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对疾病失去了信心。她虽然不是名花，至少是一朵小花。她这朵花已经调零，而且零落成泥。她要抓住机会，离开孤岛；离开受歧视的生活。她应允了这门亲事。从此以后，她起码不再孤单。
不久，她结婚了。她调到了团部小镇，在后勤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年后有了儿子。——象她一样，小孩也有黄疸。她要配合医生，努力去治好她儿子的病。
1978年后，知青大返城。她的男人，也由1980年回城工作了。她是知青，符合返城的条件。兵团将她的关系发到上海，上海知青办与她娘家联系，她娘家人多房少。他们怕她母子俩占了住房。又害怕肝病传染，不同意她回上海工作。她想投奔她的老公，那里还不能找到她可以顶替的工作。孤苦伶仃的母子俩人，在北大荒，孤苦伶仃的生活着。
她心中万分痛苦。她怀里抱着儿子，来到一座小山，那山叫大孤山。公路在山上通过。她在路边停下脚步，遥望着脚下的三条路：一条通向南方；一条通向团部小镇；还有一条通向长林岛。三条路都是莽莽苍苍。她不知道走哪条路好？她不知道路在何方？
2019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