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完了，接着去上海──我想，除了上海的学生，大多数红卫兵恐怕都是这样选择的。我按火车票规定的时间提前两个钟头到了北京站。候车室人已经满得要溢出来了，却没有我要乘的那趟车的任何标识。找了好一会儿，发现有些车次是在室外广场上排队。我在广场上找到标明那趟车的牌子，那里已经排上了长长的人群。这时下起雪来了，寒风刺骨。挨着我排队的是一个中年教师，也出来串联。他冻得不行，不停地跺脚，说他是从福建来，那儿从来没下过雪。温州、福建、柳州……这些以前只在上地理课才出现的字眼，通过这段时间接触到的人，都变得鲜活起来。
已超过规定时间很长了，却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人来解释或说明情况。我也冻得受不了，就向进站口走去，发现这里竟无检票员。我径直走上站台，站台上也满是人。等了一会儿，发现只要有车来，就有无数的人往车上涌，无所谓车票不车票。我忽然明白，如果不进站台，我就会在广场上永远等下去。这就是乱世的规则：守规矩的人活不下去；要想活，只有不守规矩。
又来了一列车，看标牌是开往上海，但几乎所有的车厢都是封闭的，那是先进去的人把门关死了。于是我往后跑，最后几节是闷罐子车，不是装人的，现在也用来装红卫兵小将，门还开着。不管它，我攀了上去。人越来越多，最后人满得实在装不下了，我虽然坐着，那两只脚已经没有可以挪动的地方。车终于开了，又是摇摇晃晃，踢哩哐啷，不过这一次我似乎适应多了，但一路上比前次乘车更加遭罪：不能下车透气，不能上厕所，也无法买东西吃。就这样过了十多个小时，车到了宿县，停的时间稍长，也挤得下去了，我赶紧到站台售卖点买吃的，一只烧鸡，当地特产，味道挺不错，也许跟饿急了有关，吃什么都香。这一路之上，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只鸡。
2016年，母亲写回忆录，其中谈及她和父亲坐火车的情况，我才知道，他们年轻时竟然有跟我相似的经历。那是1947年初，他们刚结婚不久，由长沙乘火车去武汉。当时国内战争已经开始，这铁路上往来的大都是军列，异常繁忙。他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火车站卖票窗口一直关闭着，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客车，这窗口卖了几张票就不卖了，说是已经卖完。排队买票的乘客闹了起来，逼着售票员卖票。售票员说，马上就要开车了，你们如果挤不上车，我们是不退票的。父母仍然坚持买了两张票，直奔站台。他们推最近一节车厢的门，怎么也推不开，又推下一节车厢的门，还是推不开，原来是里面的人把门锁死了。后来他们看到旁边厕所的窗户是开的，就拿着行李往上扔，但里面的人把行李往下推，不让它进去。父亲急了，放下行李，爬上窗口大声吼道：“你再往下推，我就揍你！”里面的人大概是看到父亲人高马大不好惹，就不再往下推了。父亲扔进行李后，又把母亲送进去，再递进箱子，最后他才上去。刚上车不久，车就开动了。
进车厢后发现，人挤得满满的，不但座位上坐满了人，就连过道也没有一点空余之地。在他们跟前有一个人躺着，占了较大一块地方，父亲用脚轻轻碰了他一下说：“起来吧！人家坐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能躺着吗？”那人可能也是看父亲个子高大，不好惹，什么都没说，就坐了起来，让出一点地方。他们把箱子和行李放下，坐在上面，就这样到了武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从不跟人发火，想不到他也有跟人斗狠的时候；这也是被逼急了没办法。这时母亲的年龄正好跟我大串联时一样大，还不到20岁。在同一个年龄遭遇同样的事情，我们母子俩真正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就这样到了上海。住的地方还不错，在南京路上的一条侧街，江西中路，是一个什么机关单位，离外滩很近。吃饭就在这个机关食堂，伙食比北京好多了，记得菜里有豆腐干，还有黄鱼，虽然要钱，每天五角。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必到外面吃了。在上海呆了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没有吃它的任何特色食物，无论是饭菜还是零食，一是手中的钞票不多了，二是志不在此，对精神食粮的追求盖过了对饮食的兴趣。
与吃喝联系在一起的是排泄。跟在北京一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人的厕所，弄堂厕所。小便的地方竟然就在弄堂的过道上，顺着墙建一高低合适、类似水槽的东西，那就成了小便池，男人对着墙掏出那玩意儿就朝里撒尿，背后任何遮挡的东西都没有。这弄堂十分狭窄，人来人往，女士们从旁过不能不擦身，想躲开一点都不可能。看到这一幕我十分惊讶，要我在这儿尿，肯定尿不出来。然而来来去去的人们，无论男女，对此情景却熟视无睹，真正是见怪不怪。在武汉市，我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便间，尽管那里有些地方人们居住得也同样拥挤。
后来我发现，这种随意小便的现象不仅仅在上海，在苏南地区都是很普遍的。我现居住在苏南某城，来这里有20年了，当地习俗，印象最深的也是这种现象。我在大学教书，刚来时被安排在教工宿舍楼，这里住的是大学教师或行政人员，照说都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可是他们有些人经常是早上起来后出门在外一泡尿，晚上回家前在外一泡尿，就尿在宿舍门前的花坛里或小树丛中。其实家中的卫生间距此只有一步之遥，但他就是“肥水要流外人田”。平时在大街上看到的随意撒尿就更多了。撒尿者根本不避讳人，哪怕身旁有人走过也不在乎，哪怕附近就有公共厕所也不去，总之，是习惯了。这里属于古时的吴地，上海也属于这一范围，因此我想，这种行为习惯是否跟吴文化有关，且将这一课题留给那些有考古癖的人去探究吧。
到了上海，那些最有名的景点总是要去逛逛的。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有豫园和动物园，而这两个景点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印象，可见当时在我看来，它们并没有什么特点。动物园看到的肯定是动物，但到底看到些什么动物，却一点记忆都没有。也许这是因为，此前我在武汉市公园里多次看过动物，而上海动物园里并没有什么更新奇的玩意儿。豫园好像就是一家私人园林，却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不是它不出色，而是我不会欣赏，意不在山水楼阁之间。
回想起来，上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弄堂的小便池，就是南京路上的老式有轨电车。车厢是墨绿色的，车门是铁栅栏，我记得是可以伸缩的；车开得不快，在一段时间里，人跟着它跑也不会被拉下；没有喇叭，一路上只有司机手摇（或脚踏）铃铛的“叮当叮当”声；这些都给人一种回到世纪初和外国风情的感受。在缓缓行驶的车上，临窗而坐，叮当叮当，略感摇晃，这是领略上海滩风情最适合的时机和场所了。我应该多次坐过它，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记忆。过了十多年我再来上海，到南京路，想要重新体验一下当年的感受，发现它已经不在了，轨道已被拆除，没有留下任何它存在过的痕迹。我的心情就像将要与久别重逢的友人见面，却得到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
在上海期间，很少接触到当地人，对上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还在记忆中的，是一个教我们跳舞的人。这一天，我们的住处来了个不速之客，中年男性，个子较矮，偏廋，脸有点尖嘴猴腮的那一种。他自我介绍是工人，来教我们这些红卫兵跳忠字舞。他先作示范跳了一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万寿无疆！”舞姿不错，看得出是个经常跳舞的，或者说是个老舞迷。于是我们跟着跳。现在我完全不记得是些什么动作了，不是师傅不行，是我这个徒弟没有用心学，只是拿手脚胡乱比划几下。当时这个忠字舞刚刚开始流行，应该是从北京开的头，还没有普及到下面。我的感觉是，这人跟形势跟得紧，属于那种习惯于赶时髦、跟潮流的。不知这算不算是上海人的特点。他很有耐心，不停地纠正着我们做得不规范的动作，尤其是对女红卫兵，更是大献殷勤，甚至是手把着手，真正在“言传身教”，以至于我怀疑他是否借此来勾搭她们。当然，也有可能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的出发点不在小姑娘身上，而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比热爱。
到了上海，感受到浓浓的造反气息。这时离那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没两天。虽然在北京时还没有听到关于这个事件的任何消息，一到上海，到处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就让我知道了发生在安亭这个小站的情况：11月10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我们的那一天，一千名赴北京告状的“工总司”成员在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三十小时；也知道了张春桥、王洪文、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论行动。不过我不太关注这个事件，因为这是工人造反的事情，跟我们学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当时只是觉得，如果全国工人都这样，不上班而上北京告状，那工业生产要受多大影响。
跟在北京不一样，这些大字报都是在街上看到的，我没有到高校去。这是因为，上海的高校似乎没有哪一所，在“文革”中的影响能够跟北大和清华相比。另一个原因是，尽管我在填报高考时，第二志愿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但这时已经不招生了，实际上我对理工科是不感兴趣的。高校不去，大字报看了两天也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上海的街道除了南京路和外滩，也没什么好逛的，转了两天也腻了。我在上海呆了半个月，能够留住我的，是上海图书馆。
在北京看了恩格斯的那本书后，我就动了一个念头，要全面地看一看马、恩的东西。我从小读书有个习惯，看某人的书，就要把他写的所有书全都看完，否则觉得不过瘾。这也许是因为，不看完他的全部东西，就无法对他作出全面准确的评判。上初中时，我读完了一整套《沫若文集》，是找私人借的。父母所在单位一个党委副书记是大学生，家中有不少藏书。他的老婆跟我母亲关系很好，因为她喜欢穿花枝招展的衣服，我们小孩都喊她“花阿姨”，其实她姓胡，人很好。我常去她家找她借书看。她家文学类的书大概只有这套《沫若文集》，我也不挑剔，逮着什么书就看，也不管自己是否真正能看懂。上高中时，对鲁迅感兴趣了，就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读了个遍，还作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现在轮到马克思、恩格斯了。
每天在住处吃了早饭，穿过有露天小便池的弄堂，上了南京路，来到人民公园，是步行还是坐那个“叮当叮当”车，现在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时间还早，图书馆没开门，我就在公园走一走。我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开馆时进，闭馆时走；中午图书馆还要关门，我就回住处吃午饭，下午开门时再来，就像上班一样。上海图书馆虽然还对外开放，允许读者阅览的也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东西。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看起，按顺序逐卷看下来，每天的阅读量应该不少于一整卷的内容。我做了笔记，记下了每一卷的目录、主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概要，最后还有该卷的价格——我是准备以后买一套《马恩全集》再细细地看。我做事就是这样，不干则已，干就要干个完全彻底。为这一行事风格，我将一生吃尽苦头，同时也一生受益于此。这半个月的读书生活，我感到特别自在，迎着朝阳来，送着晚霞去，心里很充实。看来我是适合于这种以读书和探究真相、真理为业的工作，不过真的以此为业，是14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样读书的目的，是希望对马恩的东西有一个总体的印象，我并不指望这么短的时间就对它们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决不是读一遍两遍就能找到其端倪的，《资本论》就更不用说了。这次读书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到，马克思也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博学多才，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全集里的许多时评之类的文章以及书信，对于从传记角度研究马克思或许很有价值，对于我认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却没有多大用处，我并不想当一个马克思的传记作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福格特先生》，它不是一篇文章，而是厚厚的一本书，被收入全集第十四卷。读后我的总体印象是，它文笔不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而马克思所讽刺挖苦的对象却并不值得他几乎花费整整一年时间去这样做。他跟对方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恩怨，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出一口恶气。作为一个人，他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他是一个神，就应该不动声色，一笑置之，把时间花在更伟大的事业上。当然，全集的编者在该卷的《出版说明》中是不会这样评价的，反而把这本书拔高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领域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是充满了党性和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的作品”、“是热烈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和坚决回击共产主义的凶恶敌人的典范”的程度。在通读前，这样的话你不得不信，认真读完该书后，这样的评价已经无法让我信服了。许多年后，我读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说：“这样的著作是得不偿失的。马克思在进攻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加以探讨的流亡者中间的许多事件现在是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忘掉了。在读到马克思如何在那些甚至连他的鞋后跟的边都玷污不了的诽谤攻击面前进行辩解的时候，使人难免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的感觉跟他是一样的。总之，我这半个月来的最大收获就是，以后我读任何人的书，都不会采取一种仰视的姿态，而是平视对方，将对方看作跟自己一样的人，尽管他的思想有许多高明之处需要我去学习、汲取和借鉴，也就是说，我不承认有任何思想或学术上的绝对权威，不承认有什么人的话是不可怀疑的，不承认有不能质疑的真理。
除了读书，在上海期间，还有哪些事情是值得一记的？
一个是毛泽东像章。上海总是开风气之先，每个来串联的学生都发给一枚像章。像章很小，设计和制作也很简单，不能跟后来花样翻新的那些相比，但此时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至宝。来串联之前，我的一位堂兄拜托我帮他搞一枚像章，他年龄比我大许多，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这时在湖北武昌县土地堂煤矿附近的农村开荒种地。“文革”横扫牛鬼蛇神之风刮来，他惶惶然不可终日，一枚像章在他看来就是一张护身符，戴在胸前，或可逃过一劫。其实这根本救不了他，最后他还是被家乡贫下中农勒令回本地接受批斗。
领像章要凭证件。我有一个学生证，还有一个校文革开的串联证，这两个证件都可以用，于是我想能否领两枚像章，即使我自己不需要，给家里人也是好的。但一个接待点只能用一个证件，我必须再找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这个接待站的具体地点我已记不清楚了，大致位置应该是杨浦区五角场那一带。我在那里领到了第二枚像章。记得从江西中路到那里，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途中还得转两次车。领了像章后我还去过几次，不是为了能够再领什么东西，而是体会这种“狡兔两窟”的状态，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像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或两个角色。我这种感觉，大概跟现在那些有多套住房可以轮流住的人是一样的。
另一个是抽烟。在上海我学会了抽烟，抽的第一包烟是光荣牌，我记得很清楚，三毛三分钱一包。第一根烟还没抽完，我就觉着头晕，还有点恶心，但一包烟抽完后，这些反应都没了，我开始成为“老枪”。在北京喝酒，在上海抽烟，这都是离开学校、冲破校规束缚而成；还有就是一路独行的结果，毕竟孤寂，何以解忧，唯有烟酒。这酒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一直喝到现在，五十余年不断；我还想专门写一篇喝酒的回忆文章，题目就叫《我的喝酒生涯》，这里不赘。烟也抽了将近30年，抽得凶的时候一天两包，不过最后还是戒掉了，烟毕竟不是个好东西；如果不戒，也许就没有我这个人在这里写《斯人独行》了。
在抽烟的同时，我在上海学会了泡澡堂子。先在池子里泡个痛快，然后懒懒地靠在躺椅上，沏一壶茶，再点上一根烟，有说不出的惬意，真是快活似神仙哉！看来海派还是比京派会享受得多，不过也可能是我在北京没有找着享受的地方。过了14年，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最终却没有去，留在了湖北，除了其它因素，对北京的观感不太好（风沙很大，冬天特别冷，伙食不咋地），也是一个原因。又过了18年， 我应聘到离上海很近的一个苏南城市的大学任教，除了其它因素，对上海的印象较好，也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是借钱。在上海吃饭要付钱，不过串联的学生手中没钱，可以向接待站借，回学校后再还。住了几天后，我手上没有什么钱了，就去借了一点，是多少钱已经记不得了，肯定不是很多，因为回武汉时我就几乎没有钱了。不敢多借的原因是因为要还，借的时候是打了借条的。实际上回学校后并没有人催还，我估计所有借钱的红卫兵都没有谁还这个钱。那些借钱数额大的学生可就占便宜了，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就是到时候必须还钱。这样的人将来走上社会，很可能成为下海、炒股、炒房的急先锋。有个女学生，接待方问她要不要借钱时，她说还有钱，不借了；过后她又后悔了，后悔自己没有说假话，没有借钱。她向我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因为我跟她没有任何交往，也不认识她，也许仅仅是因为发生这事时，刚好我就在她旁边。她的模样我也不太记得了，似乎有点像我刚到北京时，在车上与之谈话的温州姑娘，但决不会那么巧就是后者。
由上海坐船，溯江而上，我回到省城武汉市。
从到北京的那一天开始，我在跟人交往时就说普通话，算起来大约有一个月了。此前我说的是武汉话，但不纯粹，带一点重庆口音。这是跟母亲学的。母亲是重庆人，但年轻时就来到武汉，她说话就是这样。父亲是一口苏北话，但我们几个孩子说话都随母亲，因为平时都是母亲在照护我们。后来家里几次调动，不在武汉了，我们的口音却没有什么改变。高中三年是在湖北孝感，与老师同学交往时，仍然说我的带重庆风味的武汉话。普通话也能说，但只是在例如当讲解员那样的场合。这次普通话说下来，我已经说得很标准，也很流畅了。实际上，由武汉话转为北京普通话，主要注意翘舌音和平舌音的区别，不要弄错了。在此基础上，再带一点儿话音，就更接近北京地方话，足可以假乱真。现在回到武汉，见到人后口音又回到从前，却感到舌头有些僵直，有点口不从心，就像一开始说普通话那样。看来习惯成自然，习惯又是可以改变的。
我小时候就住在武汉，后来虽然家搬了，但武汉有亲戚，所以常来这里，对它的一切都很熟悉。船到了码头，登岸之后，我没有去逛街，延续着在上海读书的惯性，很自然地，我走进了离码头不算太远的江汉路新华书店——这应该是武汉最大的一家书店——看看有什么我想看的书。这里也跟北京、上海一样，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很少有其它的书。忽然，我看到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我在北京和上海跑遍了都没有找到的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之所以特别要买这书，是因为看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即上面提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就想看看，这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成果和典型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这一想法和做法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已经对毛泽东的权威产生怀疑，不承认他的话是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却又把他的话当真，要去探究他所推崇的东西。现在想来，这个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其实毛泽东的东西我还是认真读过的，在高中，我不但读过当时学校发给学生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正是有了这些阅读，我才敢于对他的东西作出自己的评判。毛泽东的著作，大都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东西，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而社会理论、哲学方面的东西，似乎又较浅显直白，有些是大实话。这也是后来转而对马克思的东西感兴趣的原因，我觉得马克思的思想要深刻得多，虽然一下子并不那么好懂。当然，这些想法在当时是不能说的，说了肯定会被打成具有反动思想的学生；反毛泽东思想，这还了得！尽管如此，对于他说的有些话，我还是很重视的，例如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评价。既然给了这么高的评价，我总得看看是个什么东西，看了之后才有发言权。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做学问来说是很好的，要去搞政治，那就是迂腐。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打算搞政治，虽然接触到的都是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但我都是把它们当作学问来探讨，为的是求得真理或真相。
我看了看这书的定价，价格改动过，是降价书，一块多钱。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还差一毛。我想，今天就可以赶回家，沿途坐车又不花钱，只是这差一毛钱怎么办？犹豫再三，最后我拿了这书，走到出纳台。收银员是一位中年女性，我向她说明情况：自己寻觅这书很久了，这次如不买，恐怕被别人买去，但差一毛，能否先欠上，自己回去后一定拿钱来还。这位女收银员也许是被我的购书热情感动了，她自己先垫付了这一毛钱，让我拿了这书。我的高兴劲儿就不用提了。大约1年以后，我来还这钱，那女收银员不在，是另一个人代收的，我很遗憾失去了一个向她致谢的机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年以后，我在清理父母的旧书时发现，书桌抽屉里就有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硬壳精装的，比我买的那本还要贵一些。这大约是五十年代发的，干部人手一册。
这书我看了，总的印象是，没有看出什么百年最高成果来。它就是谈苏共（布）的历史，也就是政治斗争的历史，而我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其中有一节“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倒是专门谈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这一节还有单行本出版，作者为斯大林），但主要内容与我此前读到的中国马列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的哲学）并无根本的不同；实际上，中国马列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就是斯大林的东西，尽管到后期毛泽东更为强调矛盾和对立统一规律，对斯大林的几个规律并列颇有微词，但他跟斯大林在否认或抛弃否定之否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哲学思想就是否定之否定。因此，我从斯大林这里没有读出任何新的东西来。
买完书后，我立即乘最近一班火车回家，但直接到不了，下火车后还得再转一趟汽车。走出火车站时天已快黑了，我到汽车站一打听，当天的班车没了，看来只有在这个小镇上住上一宿。我找到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人员挺热情的，当时就把晚饭端上来了：嘿，还有红烧肉。这里不是北京，吃饭是要交钱的，虽然不多，五角钱，但我手中一分钱也没有了。为了这本书我让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况之中。我坐在饭桌旁，正考虑怎样对接待员讲这事，身边又坐了个学生。我同他攀谈起来，得知他是从陕西徒步串联来的，准备走到北京去。我对他说，自己有粮票但没钱，因此想用半斤粮票换他的５角钱，这学生爽快地同意了，并表示不要粮票。我不想欠他的人情，一定要代他付粮票，终于对付了这顿饭。晚上同这学生打地铺睡在一起，我觉得还欠他的，于是拿出在北京买的毛泽东的各种照片──对于没有去过北京的人，这还是稀罕物，那时各地还没来得及大量印制这些东西——其中有他戴红卫兵袖章的，有在庐山坐在藤椅上的，……请这学生随便挑几张。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想欠人家的；别人对你好一分，你就应该双倍返还。这也算是我做人的原则吧。
第二天一早，我走向汽车站，身上仍背着那一铺一盖的行李，只是手中多了一路走来买的三本书，还有一本几乎写满了字的读书笔记。时至初冬，晨风拂面，有一种寒意袭来，不过没有北京的风那么刺骨，风中也没有沙尘，感觉要好得多。我的心情很好，因为马上就要到家了。我不知道，这条“斯人独行”之路，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以后会一直走下去，至死方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9-4-8晚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