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蔼渐渐消退了，月亮悄悄爬上了山岛。从乌沙门外穿进来的东南风，送来了大海的潮湿和咸腥味。1970年仲春4月，正是百鱼上岸的季节，舟山的沈家门渔港，却一派萧条的景象。
我从鲁家峙乘渡船到沈家门，沿着泰来街往北走，到普陀县第一百货公司南面的中大街去看大字报。那里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一条街。可以看到各种观点激烈的辩论；可以听到无休止的争吵；精心编制的“号外”，小道消息，经典谣言；还有舟山地区各级军管会的通告、通知。那天，我看到新的内容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舟山招收兵团战士；满街里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标语。
回想1966年，我是“沈家门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后来被称为“68届”。从当年5月起，上课时，明显感觉政治气氛严肃起来。我们政治课吴亦知老师，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拿到课堂来读。文章矛头直指吴晗、邓拓、廖沫沙。但那一学期，我们还是正常地把书读完了。学校如期放了暑假。
8月中旬末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家里织渔网，二年级的学姐蔡亚仙忽然来到我家，通知我去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学校。学校没有开课，但已经来了很多同学。我们被组织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不久，学校成立了红卫兵。我们从最初“扫四旧，立四新”开始，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方式，上街宣传十六条，向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开火。先是改变一些公共场所名称，如“大众宾馆”改成“东方红宾馆”，“老锲车站”改成“红卫站”。等等。
9月的新学期，全面停课闹革命。舟山水产学院红卫兵，最先到北京串联。9月15日，他们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从北京回来，部分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915”战斗队。消息传来，学校沸腾，红卫兵们纷纷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结果，上面来了通知，每十个学生选一个代表，去北京串联。我是学生代表之一。我们自带被子，10月12日沈家门动身，16日到北京，住在陶然亭游泳池内临时搭建的帐篷里。18日中午12.45时，我们在天安门旁边的观礼台上，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敞篷汽车上，红光满面，由西向东，经过长安街。毛主席后面，跟着好几辆敞篷汽车，站着林彪、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那是毛主席当年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红卫兵们热泪盈眶，手持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红卫兵的誓言！
不久，得到消息：红卫兵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联。于是，整个社会都是套着红袖章，进行大串联的学生。红卫兵们可以随便乘车，随便吃饭住宿，按人头领取毛主席像章等纪念品。
我们在北京，参观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了解了北京文化大革命进程。经过大串联，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炼就了打、砸、抢的胆略。红卫兵们回到舟山后，开始砸文物、焚书画、抄家游街、批斗干部，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1月5日，我们接到通知，去普陀山扫四旧，住在“大乘庵”。在我们到普陀山前的11月3日，普陀山寺院、庵庙数以万计的佛像，已经被在普陀山的“舟山商校”，和定海、沈家门来的红卫兵彻底毁灭，大批的经书也被一炬焚之。我看到大乘庵大殿里睡卧着的“睡佛”，身躯已经变成碎片。“佛”原来只是一堆泥土！在这非凡的年代，“佛”自身难保！
游街的手段有些残忍：冬天往往让人穿单薄衣服，夏天穿大髦，颈部挂黑板，写着被游街之人职称、姓名：如对旧社会过来的一个老板娘游街时，大热天，给她穿上一件大髦，强迫她一只手提着油箱，一只手拿着铁棒，敲着油箱，让她喊“我是火油箱”（舟山方言：破鞋）。流下来的汗水，把大髦都湿透了。
在“炮打司令部”的口号声中，1967年1月和2月，舟山的红卫兵和群众，逐步分裂成不同观点的两派。一派以“915”战斗队等为核心，组成“舟山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舟联总”，他们是造反派。另一派以“工总”、“贫总”、“红总”为核心，组成“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舟山地区总指挥部”，简称“舟总指”。被造反派称作“保皇派”。两派严重对立。不久，演变为武斗。次年12月20日，“舟总指”开始抢夺民兵武器库的武器；“舟联总”动用海上民兵武器。舟山地区，形成了“舟联总”占据城镇，“舟总指”占据农村的武装割据局面。
我们许多同学，都自动地抵制武斗，呼吁复课闹革命。1967年10月26日起，舟山地区中小学先后恢复上课。但仅仅读了一个星期的书，学校又被迫停课了，这使我们永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许多人离开了学校，做起了逍遥派；或者去打工，赚生活费。社会产生了大量闲置的学生，他们变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数。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知青首先响应，“老三届一片红”，去了农村，去了边疆。
舟山地区，两派的武斗还在进行。1969年3月5日夜里，“舟总指”攻陷沈家门岭陀山；8日茅草岗发生武斗；定海和岱山也发生了武斗。“舟总指”控制了整个舟山。“舟联总”于9日全面撤退到宁波。后经舟山军管会工作，两派交缴了武器。“舟联总”在宁波历时半年，于9月9日回到舟山。但两派武斗的武器变成了梭镖和硫酸瓶。
因为武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时无法开展。但社会上已经暗流涌动：有门路的人，把自己的子女或送到部队当兵，或突击招工；没有门路的，通过社会宗法门亲，把子女送到当地渔农村，或投亲靠友，或入赘顶姓。是为躲避去边疆。1969年秋天，我一个同学叫良元，去渔村入赘，当起了渔民。我为他写了一首诗。送良元：其一、六年寒窗友谊深，失业三年倍觉甚。如今生活所召唤，分道扬镳奔前程。其二、六年寒窗友谊深，形影不离三年余。一别不能永相聚，挥泪送友上路程。可见一斑。
我们虽然被叫做“知识青年”，其实，许多人初中还没有毕业。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上千万缺少知识的“知识青年”；也使无数可以深造的优秀人才沦为普通劳动者。几千万知识青年，成为城市无法消化的失业大军。去农村，去边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知识青年”分担了国家非常时期的困难。
1970年仲春4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了报告团，在舟山地区动员“知青”，去边疆“屯垦戍边”。在面临人生发展的重大选择面前，我们互相串联、商讨、应对，表现出对前途的艰难选择。事实上，不能选择，就是我们的选择。坚持不走的同学，绝对禁止做临时工，也不安排其它出路。
于是，我们不能选择，无法选择的同学们，缺少知识的“知识青年”，与可以深造的优秀人才一起，背负起历史的重任，去北大荒屯垦戍边，开始了人生十年的艰苦生活。我们为共和国分忧解难！
月亮高高地挂在了天空。清亮的月光，照着寂寞的沈家门渔港，显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月儿圆圆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个家庭在团圆？几个飘零在外头？
2019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