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爱看书。我的父母，都出身农村，他们青年参加部队，在战争间隙，学习文化，也都非常喜欢看书，我小时就受到他们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前，父亲单位有一个图书室，他经常借书回来看，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曾经净化人的心灵，陶冶革命情操，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的红色经典书籍，一下子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遍地焚书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一九七一年元月，我也来到部队。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文化艺术的冬天还没有过尽。然而，部队对文化的教育，一直是抓得非常紧的。毛主席在建军初期，就着手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条件怎样艰苦，环境怎样恶劣，时间怎样紧迫，都没有放松对部队的文化教育。在我当兵的时候，我的连长、排长、班长，还有许多战士，原先都不识字，他们在部队，学会了读书看报，学会了写信，懂得了政治、党史，懂得了国内、国际形势。那些政治干部，都有很高的政治、文化水平，几千几百人的场合，作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的政委，叫李建一，是山西人，说话铿锵悦耳；团长王敏，山东人，原为军区测绘大队政委，也是政治干部出身——政委和团长都是老八路；还有政治处主任，也姓李，沂蒙山人，一九四九年参军后，即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后，在国民党总统府门前站过岗。他们都是雄辩的理论家，给我们讲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理论著作，讲党史、军史，讲国际、国内时事，听他们作报告，真是一种享受。那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都很年轻，二十几岁，却也都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每星期给我们上一堂政治课，一百多人，站在中间，捧着一只茶杯，通讯员不时往杯子里倒水，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极能打动战士们的思想感情。那时，我最盼望的是星期六，星期六是政治文化学习时间。每天晚上，都要开一次班务会，班长主持，每人都必须发言，平时学习，每人也都必须发言。所以，从当新兵开始，讲话能力就得到了锻炼，到当班长的时候，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文化高、文化不高，就都很能讲话了，等到提干，尤其是当了指导员，那简直就是一个演说家了。在当兵的几年里，我听过无数次报告，从军区首长到连指导员，我没有见过有人照稿宣读。他们大都没有学历，都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毛主席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当过兵的人，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毛主席又说，部队的每个成员，都要“既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即既能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会做群众工作”，因此，不学习文化是不行的。这也正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比任何军事家伟大的地方；也是人民军队，与一切军队不同的地方。
我们部队，那时在皖西大别山区的一个山沟里。初到那里，有半年多时间没有电灯。山沟里天黑得快，太阳似乎也觉得寂寞，早早就落到大山后面去了，晚上，四野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仿佛回到了宇宙洪荒的混沌时代，只有北面的响洪甸水电站，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好像是映在那个大水库里的星星。那时学习材料也很匮乏，只有连部有一份《解放军报》，一份军区的《人民前线》报，学习材料只发到排以上干部。每天晚上，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在一盏自制的油灯下，读书，抄写报纸和学习材料。开始，我只有从家里带去的几本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新华字典》我后来送给了一个山东老兵，那个老兵叫任中英，山东人喊作“硬中硬”，是沂蒙山人，没上过学，但学习热情很高，字写得很漂亮，每遇生字，就记下来问人，见到字典，很惊奇，常向我借，我就送给了他。我非常喜爱毛主席的文章，学得很认真，写读书笔记，摘录名言警句，有许多名篇，现在我还能背诵。
我当兵的几年，正是林彪事件前后阶段，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上层已在开展批陈整风，名义上是批陈伯达，实际是针对林彪，毛主席要求，读一些马列的书，以免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的当。家里给我寄来很多马列的书，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而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的农民战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当时我读不懂，但我也非常喜爱。马克思的文章，文辞优美，理论深宏；恩格斯的文章，语言流畅，叙述细腻；列宁的文章，气势恢宏，大气磅礴。当时，还出版了许多学习马列著作的辅导材料，介绍著作的历史背景、著作中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辅导材料，读起来是很有兴味的，使我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历史，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马列的书，我现在还在读，尤其是马克思的书，我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十几年前，我买了《马恩全集》五十卷；《列宁全集》太多，读不过来，就买了选集。马列著作中，有许多篇幅短小的政论文，喜爱写杂文的人，读读是很有益处的。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与之相配合，出版了许多书籍，有《中国哲学史》、《儒法斗争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有著名法家人物的著作，如韩非子、王充、柳宗元等人的著作，《李贽文选》等，还有法家人物的对立面，儒家人物的著作，如《论语》、《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等人的著作；有从《二十四史》等历史著作中辑选出来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农民起义等方面的书籍；还有鲁迅著作，以及在后来的批《水浒》运动中，出版的《水浒传》，还由《水浒传》出版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这大大满足了我的读书欲望。家里给我寄来大批书籍。在大别山里，也有几个很小的乡镇新华书店，我就常常在星期天，跑几十里山路去寻找书籍。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成了指导员的得力助手，给他写文章，抄写材料，还经常给全连军人上辅导课。有一次，部队请安徽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讲儒法斗争史，排以上干部参加听课，指导员也将我带去听课。课间休息时，我去找那位教授，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到安徽大学去上学。那时部队正在推荐战士上大学，即现在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位教授说：“你的历史基础很好，但要你们部队同意。”而我们部队没有上大学历史专业的名额。我还参加了团政治处的批林批孔小分队，到兄弟部队，到地方，去巡回批判。那段时期，也算是出尽了风光。
我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入党的。此前，我因曾说过想退伍的话，一直被视为“革命意志不坚定”，是“思想上的逃兵”，而被阻在党的大门以外。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我们连新来了一位指导员，叫宋振球，江苏徐州人，原在军区政治部机关任干事，不知什么原因，下到我们部队。他到我们连上任的那天，小吉普车停在营区篮球场上，旁边营部的大喇叭里，正在广播部队批林批孔情况，他一下车，就听到：“下面广播十连二排八班贺军的来稿……”他就站下听完了我的广播稿。第二天，他到我们宿舍，问：“谁是八班的贺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对他谈了我的情况，他听后说：“你继续努力干好工作，入党的事，由组织上考虑。”不久，他就在支委会上说：“党员队伍里，文化程度太低，我们要发展有文化的同志入党。”其实，当时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初中生。在营党委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原来的指导员还提起我过去的事，宋振球又为我力辩。一九七五年二月，我退伍时，他在外出差，我没有见到他，以后三十年，一直音信杳杳，直到二00六年元旦，战友聚会，才知道他一些情况：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国丧期间，他在回徐州探亲的火车上喝酒打牌，与纠察发生争执，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老婆也与他离了婚。他老婆是南京市人，当时是个幼儿教师，长得非常漂亮，高挑身材，亭亭玉立，比他小十岁，一九七四年到我们部队来时，才二十二岁，喜欢和我们这些年轻战士来往。我第一次在宋振球宿舍见到她时，她一双热情的眼睛，毫无顾忌地直盯着我。那时，我常常在宋振球宿舍帮他抄写材料，我每次去，她总是显得非常高兴，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样的老夫少妻靠不住。去年，一位战友说，他一次在南京中央门车站，看见宋振球，拖着一辆板车，当了搬运工人。可见，这几十年，他的境遇是非常不好的。我非常地怀念他，不知他现在生活如何。
人的一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当兵四年，我的足迹留在了大别山里，我从那里，迈向了我的人生之途；那里的山花、溪水、春风、秋雨，也曾陪伴我度过多少读书时光，让那艰苦的生活，变得快乐，让寂寞的心情，得到愉悦，让我稚嫩的头脑，得到充实。哦，部队，我的大学，我的无悔的青春。
《如梦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