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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我的大学

  我从小就喜爱看书。我的父母,都出身农村,他们青年参加部队,在战争间隙,学习文化,也都非常喜欢看书,我小时就受到他们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前,父亲单位有一个图书室,他经常借书回来看,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曾经净化人的心灵,陶冶革命情操,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的红色经典书籍,一下子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遍地焚书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一九七一年元月,我也来到部队。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文化艺术的冬天还没有过尽。然而,部队对文化的教育,一直是抓得非常紧的。毛主席在建军初期,就着手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条件怎样艰苦,环境怎样恶劣,时间怎样紧迫,都没有放松对部队的文化教育。在我当兵的时候,我的连长、排长、班长,还有许多战士,原先都不识字,他们在部队,学会了读书看报,学会了写信,懂得了政治、党史,懂得了国内、国际形势。那些政治干部,都有很高的政治、文化水平,几千几百人的场合,作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的政委,叫李建一,是山西人,说话铿锵悦耳;团长王敏,山东人,原为军区测绘大队政委,也是政治干部出身——政委和团长都是老八路;还有政治处主任,也姓李,沂蒙山人,一九四九年参军后,即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后,在国民党总统府门前站过岗。他们都是雄辩的理论家,给我们讲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理论著作,讲党史、军史,讲国际、国内时事,听他们作报告,真是一种享受。那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都很年轻,二十几岁,却也都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每星期给我们上一堂政治课,一百多人,站在中间,捧着一只茶杯,通讯员不时往杯子里倒水,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极能打动战士们的思想感情。那时,我最盼望的是星期六,星期六是政治文化学习时间。每天晚上,都要开一次班务会,班长主持,每人都必须发言,平时学习,每人也都必须发言。所以,从当新兵开始,讲话能力就得到了锻炼,到当班长的时候,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文化高、文化不高,就都很能讲话了,等到提干,尤其是当了指导员,那简直就是一个演说家了。在当兵的几年里,我听过无数次报告,从军区首长到连指导员,我没有见过有人照稿宣读。他们大都没有学历,都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毛主席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当过兵的人,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毛主席又说,部队的每个成员,都要“既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即既能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会做群众工作”,因此,不学习文化是不行的。这也正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比任何军事家伟大的地方;也是人民军队,与一切军队不同的地方。

  我们部队,那时在皖西大别山区的一个山沟里。初到那里,有半年多时间没有电灯。山沟里天黑得快,太阳似乎也觉得寂寞,早早就落到大山后面去了,晚上,四野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仿佛回到了宇宙洪荒的混沌时代,只有北面的响洪甸水电站,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好像是映在那个大水库里的星星。那时学习材料也很匮乏,只有连部有一份《解放军报》,一份军区的《人民前线》报,学习材料只发到排以上干部。每天晚上,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在一盏自制的油灯下,读书,抄写报纸和学习材料。开始,我只有从家里带去的几本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新华字典》我后来送给了一个山东老兵,那个老兵叫任中英,山东人喊作“硬中硬”,是沂蒙山人,没上过学,但学习热情很高,字写得很漂亮,每遇生字,就记下来问人,见到字典,很惊奇,常向我借,我就送给了他。我非常喜爱毛主席的文章,学得很认真,写读书笔记,摘录名言警句,有许多名篇,现在我还能背诵。

  我当兵的几年,正是林彪事件前后阶段,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上层已在开展批陈整风,名义上是批陈伯达,实际是针对林彪,毛主席要求,读一些马列的书,以免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的当。家里给我寄来很多马列的书,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而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的农民战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当时我读不懂,但我也非常喜爱。马克思的文章,文辞优美,理论深宏;恩格斯的文章,语言流畅,叙述细腻;列宁的文章,气势恢宏,大气磅礴。当时,还出版了许多学习马列著作的辅导材料,介绍著作的历史背景、著作中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辅导材料,读起来是很有兴味的,使我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历史,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马列的书,我现在还在读,尤其是马克思的书,我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十几年前,我买了《马恩全集》五十卷;《列宁全集》太多,读不过来,就买了选集。马列著作中,有许多篇幅短小的政论文,喜爱写杂文的人,读读是很有益处的。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与之相配合,出版了许多书籍,有《中国哲学史》、《儒法斗争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有著名法家人物的著作,如韩非子、王充、柳宗元等人的著作,《李贽文选》等,还有法家人物的对立面,儒家人物的著作,如《论语》、《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等人的著作;有从《二十四史》等历史著作中辑选出来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农民起义等方面的书籍;还有鲁迅著作,以及在后来的批《水浒》运动中,出版的《水浒传》,还由《水浒传》出版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这大大满足了我的读书欲望。家里给我寄来大批书籍。在大别山里,也有几个很小的乡镇新华书店,我就常常在星期天,跑几十里山路去寻找书籍。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成了指导员的得力助手,给他写文章,抄写材料,还经常给全连军人上辅导课。有一次,部队请安徽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讲儒法斗争史,排以上干部参加听课,指导员也将我带去听课。课间休息时,我去找那位教授,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到安徽大学去上学。那时部队正在推荐战士上大学,即现在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位教授说:“你的历史基础很好,但要你们部队同意。”而我们部队没有上大学历史专业的名额。我还参加了团政治处的批林批孔小分队,到兄弟部队,到地方,去巡回批判。那段时期,也算是出尽了风光。

  我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入党的。此前,我因曾说过想退伍的话,一直被视为“革命意志不坚定”,是“思想上的逃兵”,而被阻在党的大门以外。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我们连新来了一位指导员,叫宋振球,江苏徐州人,原在军区政治部机关任干事,不知什么原因,下到我们部队。他到我们连上任的那天,小吉普车停在营区篮球场上,旁边营部的大喇叭里,正在广播部队批林批孔情况,他一下车,就听到:“下面广播十连二排八班贺军的来稿……”他就站下听完了我的广播稿。第二天,他到我们宿舍,问:“谁是八班的贺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对他谈了我的情况,他听后说:“你继续努力干好工作,入党的事,由组织上考虑。”不久,他就在支委会上说:“党员队伍里,文化程度太低,我们要发展有文化的同志入党。”其实,当时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初中生。在营党委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原来的指导员还提起我过去的事,宋振球又为我力辩。一九七五年二月,我退伍时,他在外出差,我没有见到他,以后三十年,一直音信杳杳,直到二00六年元旦,战友聚会,才知道他一些情况: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国丧期间,他在回徐州探亲的火车上喝酒打牌,与纠察发生争执,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老婆也与他离了婚。他老婆是南京市人,当时是个幼儿教师,长得非常漂亮,高挑身材,亭亭玉立,比他小十岁,一九七四年到我们部队来时,才二十二岁,喜欢和我们这些年轻战士来往。我第一次在宋振球宿舍见到她时,她一双热情的眼睛,毫无顾忌地直盯着我。那时,我常常在宋振球宿舍帮他抄写材料,我每次去,她总是显得非常高兴,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样的老夫少妻靠不住。去年,一位战友说,他一次在南京中央门车站,看见宋振球,拖着一辆板车,当了搬运工人。可见,这几十年,他的境遇是非常不好的。我非常地怀念他,不知他现在生活如何。

  人的一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当兵四年,我的足迹留在了大别山里,我从那里,迈向了我的人生之途;那里的山花、溪水、春风、秋雨,也曾陪伴我度过多少读书时光,让那艰苦的生活,变得快乐,让寂寞的心情,得到愉悦,让我稚嫩的头脑,得到充实。哦,部队,我的大学,我的无悔的青春。  

  《如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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