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工作的开端
原成都市32中67级5班 下乡知青 石建华
1978年9月中旬，五冶机修厂7.21工人大学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毕业典礼。
经过了两年另三个月的艰苦学习，我们终于算是功德圆满，修成正果。
在7.21工人大学铸造专业总算是毕业了。和我们一起进校的五十名学员，只有四十八人取得了毕业证，其中有两名学员，他们的文化基础底子实在太差，他们也的确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跟不上学习进度，而且距离是越来越大，实在没法子，只得在学业中途，被迫退学了。
我们也知道，当初要他们入学，就是看在他们都是老党员。老工人，又都是转业军人，他们的工龄和军龄加起来，都在十几年以上。党龄也都在十年以上，按照当时党的阶级路线标准，他们是绝对依靠的对象。之所以要他们进721，最初的想法就是要保证学员队伍的纯洁性，保证党对721大学的绝对领导。要绝对保证学员中的党员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
从7.21工人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厂部机关的材料科。原来的老科长，早在半年以前，就已经调离了材料科，迎接我的是新任材料科长,也是个老熟人。他原来是二连机加工车间的高连长，我和他过去也认识,曾经在工作中也打过多次交道，就是在三年前，为了一批合金钢管的硬度问题，到材料科找我师傅提意见的那位。我和他真是不打不相交，真的算是有缘啊。
大家既然都很熟悉。工作起来也挺顺手，材料计划管理的业务上过去我也干过，算是轻车熟路，很快就融入了材料科的集体。我还是继续跟着尚老师当徒弟，做材料计划员。可能是我原来就做过材料计划，又经过7.21工人大学的深造学习，业务水平肯定比以前有了系统性的显著提高。科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工作都很满意。
但是我长期做材料计划员，老往外出差，时间干长了，心里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工作辛苦倒不必说，时不时的还要在厂领导和车间领导以及机关科室之间，受一些夹板窝曩气，不论是哪个车间，一旦他完不成任务，要找原因，首先就来千方百计找材料科的麻烦，打我们这些材料计划员和提料员的板子。总能说什么材料供应不及时，供应的材料不合适等，反正有相当多的理由，可以说明是影响他们完不成任务的重要原因。鸡蛋里总会有骨头。，
在厂里机关每次召开生产会议，材料科始终坐在被告席上，材料计划员和提料员在会上。从来就没有不挨板子不受批评的时候。那也难怪，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物资供应奇缺，相当多的缺口物资都受到国家严格的计划控制，别说是没有钱，就是有钱，你也买不到你所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加工车间需要一批钢管，我们的主管部门也给你拨材料指标。到长沙提货。你就得去长沙提货。哪怕成都就有，但是国家给你分配的钢材指标在长沙，你在成都就提不到货。只能按照国家计划执行。到长沙提货。无论成本多高，你都得去办。为了不影响车间生产，只要这材料指标一旦下达，不论酷暑寒天，我马上拿着批文就得出发。啥时候走啥时候回来，一概说不清。
还有的时候，就是要以物换物，在中间倒腾。比如说，根据我厂的生产情况，我希望要搞到一批铜棒，我知道甲单位就有我所需的铜棒，我找到甲单位，甲单位需要铝材，我得先找有铝材的单位，找到能满足甲单位需要铝材的具体规格，材质的乙单位。先把乙单位的铝材搞到手，然后再找甲单位，用乙单位的铝材，去换回我厂需要的那批铜棒。
这样的工作，被后来在80年代的人，戏称为倒爷。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串串。是个人在单位与单位之间进行倒货，换取利润。在而在70年代，这样的事很多，基本上都是单位对单位。个人只能单位报销时，多得到一些出差补助费。但是这事也不容易办。还得靠人托人，人求人地办事。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市面上就有你所需要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项目批文，你同样拿不到货，同样影响车间生产，长礼盒车间里的人对你就不能满意，你单位上的人会说你无能，市面上有你所需的东西事实上你那不回来，照样得受批评。材料计划员的工作，真不是人干的。这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就是常年出差在外，单位上的熟人要你给他们带一些东西，给这个带了，忘了给那个人带，那个人就不高兴。常有一些人要你带东西，有意无意地没给钱，东西带给他以后，还不好意思提钱的事，特别是花的钱又不多的时候，更不好意思开口。时间一长，这个亏就吃大了。再加上工作有那么不顺心，在内心深处，我老早已萌生了想改行的想法。
有一天下班回到家里，爸爸突然和我谈起一件事：“我看你搞材料工作也实在是太累了，想不想改行干点别的？有人在向我打听你，希望你能去搞预算，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干？”
听到了这里，我当时就觉得眼睛一亮，张口就问爸爸：“什么是预算？”爸爸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你叫我说清楚什么是预算，我用一两句话还真说不大明白，大概是比方说盖一所房子，需要多少钱，都需要一些什么材料，各种材料都需要多少，在开工以前，总得要有人事要先算个帐，报一个盘，编制建设项目计划等等诸如之类的事。反正这是别人要我问你，问你愿不愿意干，不管你是否愿意干，你都得要表示个态度，我好给别人回个话。”
爸爸说的这件事情，我没有干过，不明白，反正觉得挺神秘的。能不能干得好，具体是件什么样的工作，我想象不出来，没法说清楚。能不能干好，心里没把握。反正是我干材料计划员这几年来，经常老在外面出差。可以这么换句话说，我已经是出差都出怕了。想到这里，我问爸爸：“那些干预算的，是不是也像材料员一样，经常老到外边出差？”
爸爸回答：“根据我所观察的情况来看，他们也出差，但好像不是老出差。”
听见爸爸这样回答，主意马上就拿定了。
我立刻就跟爸爸说：“明天你替我回复那个人，只要不是老出差，我就愿意搞预算。”
爸爸回答我：“那好，就这么算是说定了，我明天上午就给人家回话。”
以后的日子里，我心里开始老装着这件事。有没有办法去问，也不知道该问谁。在材料科的办公室里，在尚师傅和新任科长的安排下，我继续做着材料计划员的事情，每天得工作就像兔子一样东奔西跑，风风火火地过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这么忙忙碌碌地，又过了多少天，我反正是记不清了。
78年10月下旬。机修厂劳动工资科来人拿着一纸调令单来通知我，要我马上赶到人民北路五冶总公司机关大楼的计划处报到。我立刻就明白：这是我天天盼望着的预算工作，今天总算是完全落实了，这不是已经通知我去报到的吗。我接过这张调令单，转过身找到我们材料科的高科长，交代了一下我的工作，做了简单的告别。告别了我的尚师傅，告别了科里的全体同事。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高高兴兴地来到人民北路五冶直属机关大楼，直奔三楼，找计划处报到了。
当时五冶计划处还没有成立预算科，只有两个人的编审预算，对外称为编制组。我来到编制组报到的时候，这两个人当中，还有一个人在外地出差。牟实钧老师交给了我一把办公室的房门钥匙。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办事回来，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就发现我的办公室里，有好几个素不相识的人，集中在那里开会，其中一个身体很精干的人，他站起来向我发问：“同志，你找谁？有什么事情？”
我走到我的办公桌前，不紧不慢地对他说：“我谁也不找，我就是这间办公室的人。”那个身体精干的人立刻在头脑里反映过来，马上用手指着我，面对着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小石，大家以后在工作上要多支持，我叫郑洪礼。我们这算认识了。以后就要长期在一起工作了。”
我做预算工作的经历就从这里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不算多，那时候我每天就跟着牟实钧和郑洪礼二位老师，到处走走，经常到当时的四川省建公司去，观摩和学习别人单位上的预算管理经验。
1978年10月底至11月初，五冶总公司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经济活动分析会，在会议上，从基层工程队，工程公司负责人以及总公司各有关处室，还有总公司的领导，都围绕着企业内部目前在施工生产经济活动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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