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哥一个箭步窜到炕上,拽了拽接在广播喇叭后面的电线,这根儿电线是从窗户外扯进屋里来的。他又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像大块儿盘子一样的喇叭,支棱起耳朵听了一听,广播喇叭还是没动静。
小哥哥又跳下炕,跑到厨房舀来半葫芦瓢的凉水,小心地倒在连接着喇叭地线的硬铁丝脚下,眼看着那水慢慢儿渗透下去,可是广播喇叭还是不出声儿,他傻呵呵地望着挂在墙上的绿色广播喇叭,不知道如何是好。
“忠华啊,你别捅咕了,去东院你张二叔家,问问他家的广播喇叭响不响吧!”在外屋烧饭的母亲大声地说。
母亲话音未落,小哥哥一转身就出了屋,啪嗒啪嗒地跑到张二叔家一打听,才知道,张二叔家的广播喇叭也没声儿。大家猜想着可能是大队部里负责转播节目那块儿出了差错。
弄明白了不是自家的广播喇叭闹毛病、要罢工,我们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母亲把晌午饭做好了,于是大孩子放桌子搬凳子,端饭盆盛菜汤,小孩子拿饭碗摆筷子,一家人坐下来,开始吃午饭。金黄的玉米饼子,淡绿色的角瓜配上白茬儿土豆汤,饭菜很香,可是我们吃得并不欢实,因为错过了晌午的广播节目有些失落,又都担心着,万一到了晚上,大队的广播节目转播还弄不好,那可咋整?
还没等我家吃完饭儿,村儿里就热闹了起来——小媳妇儿们出来扎堆儿唠嗑,老爷们较劲儿掰着手腕儿,还不到下午上学的时间,孩子们打口袋、跳皮筋儿,一阵一阵儿的嬉笑吵闹声,招来村儿里的狗也跟着汪汪地叫唤。
看来,早已习惯了收听广播喇叭的人们,这个晌午都走出了家门,他们打发着无聊,还不时地向村儿东头的大队部方向张望着。……
也难怪两趟街儿的村民们如此迷恋广播喇叭。那些年,村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报刊杂志,一年能有两三次露天电影。自打县里广播站开始转播松花江电台节目,(松花江地区,后来归属哈尔滨市)从县城到公社,再到村屯,村村都安了高音喇叭,户户都装了广播喇叭。屯里乡亲,男女老少,人人听,天天听,简直和吃饭、睡觉一样成为大伙儿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
广播喇叭可以当起床号。当时手表还是奢侈品,两趟街儿的村民买不起;几十块钱的挂钟和座钟也都是稀罕物,买的人家不多。通常,人们都是根据经验来判断钟点。可是到了冬天,早上亮天晚,即便是像我母亲这样会根据太阳的亮光和高度来判断钟点的能手,在一片黑咕隆咚之中,也很难拿捏好起来做饭,叫孩子起床的时辰。
有了广播喇叭之后,村儿里就有了起床号。一大早儿,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先是刺啦刺啦地响上一阵儿,把你从熟睡当中激灵灵地叫醒;接下来播放开始曲《东方红》,在那温和、舒缓的曲调当中,你还来不及想象并崇拜伟大领袖呢,眼睛就有点儿不听使唤了,上下眼皮儿直发沉,忍不住要往一块儿粘;可就在上下眼皮儿还没粘到一块儿的当儿,《东方红》前段儿播送完了,开启了后一段,音乐的旋律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悲壮,仿佛有点儿像《国际歌》一样在召唤着你:“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这时你就完全精神了,也不困了,也不怕冷了,也闻到菜饭的香味儿了,几乎是一个鲤鱼打挺,立马起来了。
听广播喇叭,能做秀才。古人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意思是有知识的人即使待在家里,也能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这个不大可能;但是在广播喇叭的时代,就变成了现实: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了解到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他们要开大会、做出重要指示;他们要会见美国的尼克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国际 友人;他们还要亲切接见工农兵代表,并合影留念。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在无私地帮助着越南、蒙古、阿尔巴尼亚,给他们送钱送物儿,还送吃喝儿。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忽然发现,在我们的祖国,除了北京那个皇城根儿,还有桂林山水、天府之国、鱼米之乡……那么多富裕、幸福得让人羡慕、向往的地方。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知道了哪天、哪个时段会有阴晴雨雪、风暴雷电,并根据预报的天气情况安排生产劳动。好玩的是,那些年,天气预报经常不准,意外遭遇大风、暴雨天气的人们,不知道该骂的是气象站,把怨气都一股脑儿地撒到了播音员儿身上,他们经常指着广播喇叭骂播音员们“瞎得得”哩。
这样一数,你看看,一根儿电线扯着一块盘子,就能让你了解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即便你不识字,也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何止是个秀才,简直像是能坐地日行八万里的神仙啊!
听广播喇叭,像是在看大戏。广播喇叭一播放文艺节目,就好像那些吹啦弹唱的艺人们,在你的眼前一样活蹦乱跳。他们唱歌、说相声,打快板、讲小说、演二人转啊,无论干什么,都是那么生动、形象、有趣。
那些爱唱歌的年轻人,还可以跟着喇叭学唱流行歌曲,比如《红星照我去战斗》、《洪湖水浪打浪》、《驼铃》等,一首歌广播喇叭会连续播放一星期,一天播放三、四次,保准儿年轻人都能学会。
就这样,听着听着广播喇叭,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两趟街的人们发现,除了劳动生产、吃饭睡觉、串门唠嗑之外,还可以这样悠闲地打发日子;不知不觉中,一些人改变了老脑筋,还增长了见识,以至于在唠嗑、争论时,都习惯于说广播里说了什么,什么事是喇叭说的,以此来证实事情的权威性,增加说话的含金量。而一些有头脑的年轻人,则从广播喇叭当中收听到了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的好办法。
两趟街儿三队的 王队长,就是这样一位有头脑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胖墩墩儿的,红脸堂儿,说话响亮,办事周到,人们亲切地叫他“王胖子”。针对村儿里庄稼生长期日照时间短,秋天下霜早这一情况,他带领三队社员率先种植早熟玉米品种,当年玉米就获得了大丰收。
转过年来,王胖子又请来个鲜族人来队里指导水稻种植技术,在两趟街的后河套,三队破天荒地种上了水稻……
那年秋天打完场儿,卖了粮食,三队一算账,嘿,好家伙儿,一个卯子工,竟然折合两块多钱!分红的时候,队里劳力多的人家领了一整沓儿的人民币。
在丰收的喜悦里,人们更加感到,在那一排排电线杆子上,拧着白瓷电弧的电线,一头儿是偏僻的小山村,一头是外面的大世界;从广播喇叭里听出来的 别样人生,又让大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们看自己的太多,而能看到的外面世界又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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