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余秋雨的《废墟》，掩卷沉思，不禁想着自己看过的废墟。是啊，我又看过几个废墟呢？四十五岁了，潮起潮落，物去人非，昔日的繁华变成了今日的凋零，是废墟吗？余秋雨说：“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个人留连盘桓的磁力。”那一片瓦砾场那一栋栋遗弃的厂房，它能让我回忆起过去，能让我不远千里而来探访，我能破读它，我在那儿盘桓，那儿有我童年的记忆，它没有化为齑粉，它还在风中瑟瑟地诉说着往日的岁月，它可以算废墟吗？是的，它只能算我心中的废墟，因为我还在读着它的过去，我还在它上面盘桓。
陈旧的岁月，不管是曾有过光辉灿烂的还是沮丧的日子，走远了，回头望一望，心中都不免有那么一丝丝的颤动，失去的岁月总是在那儿呼唤，回不去了，如果能回去，又能做什么呢？哪样的背景那样的条件，那样的能力，还不是重复着过去地历史？
我的幼年时代是在广西玉林陆川县沙坡乡的一个山沟中渡过的，那时还很小，也就是一岁到五岁之间，还能记得起什么呢？一切都依希仿佛，如飘忽的云影，淡淡的，在我内心深处招摇。
还记得什么？记忆中的那条河是很宽的，夏天水也不大，河水哗哗啦啦地在河里石头之间流淌，涨大水时，那水可就大了，汹涌澎湃。河上有座石桥，人在河堤上走，几如今天在湘江河堤上行走吗？不对，没有那么宽，那么深。一个小男孩儿穿着一件红花鸟笼罩衫蹒跚地跟在母亲的脚边，迎面一个瘦削的女人，她用灌阳话抑扬顿挫地尖声尖气地叫道：“邹医生啊，你带着个姑娘啊，真漂亮。”母亲笑得哈哈，把个跟脚的小男孩羞得抱着妈妈的腿不敢露脸，那时候，河中的水哗啦啦地冲击着石头，两边的山涧阴阴的。还记得什么呢？还记得一大群孩子打鸟打伤了一只麻雀，孩子们奋起直追，一口气从路边追到了河边的竹林。打下来了，大点的孩子兴奋地高叫：“是我打下来的，是我打下来的！”那鸟儿还在他手中扑楞楞地乱扇着翅膀。还记得什么？还记得一天晚上，母亲大喊着有野物偷鸡，厂里的基干民兵（有点象现在的后备役士兵性质，却更有政治倾向性，主要听从厂里领导的指挥，任务是护厂和抓敌对分子。）提着枪沿着血迹就追，一追追到清早才回来，追回来了半只鸡，那野物也打着了，母亲把那半只鸡拿来炖来吃，好香啊。还记得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去砍割扫帚草，在一个山坡上，我们用身子卷着竹席子从山坡上滚下来，滚到坡底了，慢了下来了，趁势把抓着席边的手松开，席子一展开，一个鲜活的流着两条鼻涕的小男孩看着天嘿嘿地笑着，那是谁呢？那就是我，是四十二年前的我。那年头的天地好宽，树好高河床好深呀。有一次，一群大孩子把我们几个小小孩子骗进他们爬气窗弄开的办公室，他们把保险小锁打上，又用力一拉门，暗锁门“哐”地关上了，我们几个幼儿怎么也打不开门，大孩子跑了，我们在里面哭得一蹋糊涂，生怕基干民兵把我们当坏人抓起来，直哭到上班了，大人来上班时用钥匙也开不开门，我们又急，怎么教都开不开，大人只好也从气窗爬了进来把门打开了，原来那门是那么容易开的呀，才知道自己要多笨有多笨，抹着哭的红肿的眼睛，哥哥赶紧过来拉着小手哄着别哭了。还记得，食堂的姚叔叔在洗衣服，母亲带着我去浇菜，每次见到他，母亲就特别的高兴，总是高声地打着招呼。还记得父母那时候经常吵架，每次吵架父亲拍着桌子大吼时，我都吓得躲进柜子底下，张惶着小眼偷偷地往上看；还记得翻斗车扬起漫天的尘土高高把车斗翘起来，车斗最顶上一个头发全白的中年人紧紧地抓住车斗的顶部铁皮，身子都悬空了。带着我们在田里玩的大人说那是坏人，有意整他的。那白发中年人我记得，是最胆小怕事的桃同志。开车的是谁记不清了。“那年月”母亲每次讲，总是把声音放得低低的，嘴都变尖了，“那年月”她说：也是她头脑清醒，再加上是个女人，要不早就给枪毙了。她讲了一大堆，我的记忆中都没有一丝痕迹，一个幼儿，没有亲见，也不可能亲眼看见，毕竟只有几岁，但母亲说的那些人，有的还有一点印象，有些非常熟悉，有些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时候的山好高好高，高得我从来就没有到过它的顶上。我只是在工厂家属区那片地方玩，连加工厂都没有去过。总觉得加工厂好远好远，站在桥边都看不见，只偶尔听见隆隆的磨滑石的雷磨机声。河边有芭蕉树，芭蕉树下有一栋大房子，在房子里住着很多户人家，有一年冬天烤火时，还烧伤了几个孩子，有一个是女孩，比我大一岁。那时候父亲很少回家，一回家他就跟母亲吵架，吵什么也记不清了。母亲讲，那时候真可怕呀，整理天都提心吊胆的，说不准哪天就会被拉出去枪毙了。父亲那时已经靠边站，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为什么靠边站呢？说父亲乱说话，说他一个大城市里工作的人怎么被派到这个“鬼地方”来工作。干革命的地方，怎么能说是鬼地方呢？语言不清，思想也不清，所以靠边站了（这是老天爷在保护父亲呀）。母亲参加了“四·二二”，什么叫“四·二二”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恐怕跟中央的一个什么文件或指示有关。也没想过去弄清楚，总之是一派手中没有实权的人组成的。母亲想参加莲子那一派，莲子全是掌权的人，手中有枪杆子，而“四·二二”全是一些群众，可莲子不要母亲，说她出身不好，家庭成份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四·二二”却拚命地拉她，说出身不由已，道路自己选，所以母亲参加了“四·二二”。她也只是挂个名，也没敢参加活动，开会时仅仅是签个到就躲到后面一言不发。莲子得到上级支持，占了上风，“四·二二”这一派的人就成了“四·二二份子”，他们遭到屠杀。一天晚上，莲子的人叫一个“四·二二”的头目到办公室外面去，他老婆拦着不给出去，莲子的人提着枪就进来了，他老婆伸开双臂想护着丈夫，莲子开枪了，连着几枪，丈夫被当场打死，妻子大腿被子弹划出了一条弹痕。这个消息在这山沟沟里象一阵寒风括过，直括得芭蕉叶无助地翻过来翻过去在这风雨中飘摇。第二天，一个姓黄的，出身不好的工人，一大清早来上班，他上山到了矿区，一见莲子的那些人就点头哈腰地说：“听说昨晚上杀了头“猪”，他这自我表明立场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姓林的，嘴里骂着：“杀了你这个地主崽！”就迎面就把一把刀子捅到了黄先生的肚子里去了，可怜那老黄张惶着惊恐的眼手捂着肚子倒地抽搐着死去，然后被扔进一口废弃的矿井里去了！天啊，还不如一头猪呀！血雨腥风啊，血雨腥风！一个姓胡的大个子司机从县里开车回来，路过一个乱坟岗，看见路边有一个没死的人拖着浑身的血迹招手喊救命，他看了看，没有停车，回到单位后却叫了几个人带枪去给了那垂死的人补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乱坟岗上全是死人，都是被“莲子”枪杀的家庭成份不好的“四·二二”分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明白什么叫做家庭成份不好。说白了也就是在共产党执政前家里有个一亩三分地的农民或一小间作坊以上资产的，也就是现在的小康之家以上的人家。在共产党还没有执掌政权以前，年年战乱，兵荒马乱，大户人家也没有多少钱，小康之家也就是刚刚能吃饱饭不饿肚子罢了，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地主富农，很多人都在那个年代遭到了枪杀。外公家中也就仅有三亩地，再就是开了一个小作坊。那田地才买了一年，因为离家太远了自己不方便耕种，就租给别人，也只收了一年的租。共产党执政了，外公家就成了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成份，母亲也就成了地主子女。那时，有一个提着枪的基干民兵在医务室门外看着母亲，母亲随时都有被拉出去枪毙的可能。母亲整日提心吊胆，度日如年。矿党委书记吴伯伯也被批斗，他在抬死人往他自己挖的坑里扔时。十年后他对我说：如果那坑再大一点，他就准备把死人往旁边一放，等那拿枪的人靠近他就抢枪。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就是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等抬着的最后一个死人也扔进坑里时就会被枪杀，也掉进坑里去，然后一块被埋掉。那年月呀埋的死人太多，草草地乱埋，连块席子都没有。埋得太浅了都发臭了，又去埋。厂里有一个人很警觉，一看情况不对拔腿就逃，从大山里逃到上千公里外的东北老家，一年后被告发，矿上派基干民兵去东北把他押解回来，下火车后太晚了，准备住在县里招待所，却被不认识却满腔怒火的群众用开水从头上浇下来烫他，他哀求押解他的基干民兵不要住了，连夜快走吧。他回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已下达了不允许随便杀人的文件，各单位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才算是逃过了一劫。虽说也被打得该死，但保住了一条命。这些事情都是后来听父辈们讲的，七零八落，也不知有几分的准确，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张冠李戴了也说不准。那时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又怎么会想得到，在他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的背后，正上演着历史上最残忍的一个篇章，他怎么懂得，又怎么记得？读小学时，那些活下来的五类分子，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还经常挨批斗，受人辱骂而不敢抬头。有一年春节，大概是1974年，我都九岁了，那时已搬迁到桂林临桂二塘来了。三哥和一个同学在办公楼下玩，楼上住着一个姓胡的基干民兵，他连看都没看就把一盆洗脚水倒了下来，正巧泼在了三哥的头上，三哥大骂。那基干民兵一瞧，二话都没有说，冲下楼大喊：“我打死你这地主崽！”旁边有一个姓梁的爷爷，他厉声喝斥道：“他是老杨的儿子，老杨不是地主，你不能打啵！”他也不管，上来就恶狠狠地扇了三哥一个大耳光，梁爷爷拉开了，三哥往家中跑，那胡姓基干民兵还追出了几十米。
过去了，一晃都过去四十年了，当年的杀人者大都老了，有的已经老死了，被杀的恐怕连块骨头都找不到了：乱埋的又怎样去辨认呢？杀人者仅仅被降了两级工资，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一两年，一切都由邓小平说了算：向前看，再向前看！恩恩怨怨几时了啊，想不通也得通呀！邓小平一句话，砍断了多少恩恩怨怨，强压着多少痛苦和悲愤的暴发，缓缓释放着未死者心中的仇恨，用时间涂抹着血淋淋的伤口，用法律约束着人们复仇的欲望。过去了，一切都消失在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中，只有死者的灵魂半夜还在树梢上喘息着。过去了，工厂都搬迁了，死去的亡灵们又向谁去诉说他们的冤曲和不幸呢？
废墟，陆川滑石矿是我心中的废墟吗？自从1969年离开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似乎都忘了。读大学时，跟玉林的同学讲了一通白话（粤语），他们说我是陆川县沙坡乡人。我大吃了一惊，原来我讲的是陆川土白话，那象锯木头一样的白话竟然是我的母语！都十几年没有说了，一张口，居然也能说得挺好。又二十年过去了，想回去陆川沙坡看看的欲望时常从心底里在召感着我。去年，我终于成行了，母亲做向导，我踏上了南归的路。
到了沙坡乡的镇上，记得幼年时代有一次坐厂里的车来赶墟（赶集），玩了几个小时，父母带着我们三兄弟坐在马路边的一棵树下等厂车。我吵着向父亲要饼干吃，父亲被我吵不过了，只好去买饼干。他前脚才走汽车就来了，母亲带着我们上了车，父亲看见了，忙从商店里追出来，边喊边追边招手，我记得我还指着父亲对妈妈说：爸爸在追车呢！我肯定是还惦记着饼干。母亲和司机都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直接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父亲后来是走着回来的。他回来后我还问他要饼干，他气呼呼地说他走得肚子饿了，吃掉了。我无话可说。那棵树还在吗？我仔细地端详着那些路旁的树，没有一点印象，变了吗？母亲说变了不少，但当年的房子还是有一些的。那黝黑的用棍子撑起窗子的就是吗？母亲也记不清楚了。今天晚上住哪呢？酒店是没有的，干净的私人旅馆也没有，有一栋没建完的民房，一张床一张席子，连个蚊帐都没有也敢叫人住？走到墟场那边，有一家旅馆，还是六十年代的水平：硬板床加蚊帐还有一台电扇，卫生间在房间外面，要洗澡？自己提热水到卫生间里去吧。这里的时间仿佛都停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了。上街随便走走，一对狗在大街上性交，大街上臭水横流，是熟悉的样子吗？记不得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见有咸榄卖，我一点价都没有还就买了一堆。又去一家当地人推荐的白切鸡店吃了半只鸡，那店的餐厅就是以前的礼堂，大大的文革时期的大礼堂里只有我们母子俩在嚼。鸡是土鸡，很好吃，我努力寻找当年的感觉，却怎么也找不到。问母亲，母亲说还不是那个样子。不，我想象中要比这好的多：那时人来人往，正处于社会主义大革命的高潮，厂矿企业应该有不少。在我幼年的心里，沙坡可是一个热闹的大镇。转了转，确实是也不算小的一个南方乡镇。清晨起来的很早，想着要到自己幼年生活过的地方去，也睡不着了。在街上吃早餐时，发现税务局的税务人员是坐车来上班的，他们一下车就钻进商店吃早餐，看来这个镇上的税务分局也撤了。怎么去滑石矿呢？时间还早，还没有班车呢。母亲说不远了。不远是多远？六七里路。六七里路那就请个摩托车吧。六元钱，行，我胆子也太大了，居然让那双轮摩托车搭乘着我们母子俩向滑石矿开去，我们母子俩加起来可有120岁了。
不到二十分钟，摩托车司机把车停在了一栋大红瓦盖的厂房跟前说：滑石矿到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母亲说没错，是滑石矿的加工厂。我走过去，又走远一点端详起来，没错，是加工厂了，跟桂林的那个一个样，只是规模小得多，桂林那个比它大三倍。坪地上有人在晒着滑石，一问，原来这加工厂还在生产呢！一台小机子，挖那么几拖拉机的矿石。我低身拾了几块滑石，松松松垮垮的一捏就碎，怎么会这样？小时候不是说这儿的滑石只是产量少了，质量可好了，跟玉石一样漂亮吗？我都不敢相信，那发黄又松散的是这儿的滑石？晒滑石的大姐说，没有滑石了，一年下来也就是挖个几十吨。我打量着这个加工厂，：双层的房檐，大红瓦，也是高高的从上面竖着磨粉机和打粉装包机，只是更单薄了，单薄得象一台手扶拖拉机一样简单，我心中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向家属区走去，从大路向东去的一个岔路，还是沙石路，两边稻田里插下的秧苗有两尺高了，一个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在屋檐下赃水里玩，我想如果是四十年前，那可能就是我了。正走着，前面有一个中年妇女肩膀上扛着锄头，听说我们是老滑石矿的人，显得很兴奋，她说那时她已有十几岁了，滑石矿每次放电影她都来看的。她说滑石矿旁边的田地是她家里的。从加工厂的路口走到以前的办公室，我一看手表才走了十分钟，怎么可能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在我心中很远的加工厂怎么才十分钟的距离？回头看看，狭长的沙石路在稻田树荫和房屋簇拥遮蔽下再加上丘陵起伏，是显得蜿蜒而辽远。办公室也跟桂林的那个一模一样，心中觉得好笑，桂林那个厂子完全就是陆川这个厂子的翻板，怎么一点创造力都没有。怪谁？怪我的父亲，桂林的那个厂房就是父亲打头站去建的。唉，那个年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切由上级领导说了算，由不得你自由发挥。山坡上有两排平房，好小一间房子呀，如果母亲不说，我还以为是洗澡房呢！也就是放一张床罢了，想再放一张桌子都困难。办公室前应该是一个大地坪的呀，可怎么这样狭小？也是碎沙石铺就的，停几辆卡车就转不过弯来。楼上好像还有人住，凉晒着几件衣服，破烂的椽子都露了出来。我是在哪间房子里被告关着了？记不起了。最让我不敢相信的是那条河，那又哪里是河呀，分明是一条水沟！水哗啦啦地还挺湍急，却只有一米五宽。那桥，那又高又宽的石桥那里去了？摆在眼前的桥仅仅是一块水泥板呀！一个男人在岸边捞沙子，旁边有一堆不小的沙子。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母亲：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条河是这条吗？我们是住在河的那一边吗？母亲说没有错，不过那时候河要宽些，深些，桥下河里有很多石头，河水都在石头缝隙中流淌，水冲着石头哗啦啦地响。而现在，河水都快漫到桥面上来了。捞沙子的男人说：早先这河床很深也很宽的，上面有人开矿洗矿，沙石和淤泥把河床都填掉了，只剩下这么一点小水沟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走过桥，那么小的一座桥，一步两步就过去了，过去了才十几米就是房子，两排横着的一排竖着的。母亲指着第二排横着的平房的头一间说：那就是我父亲单身一人时跟别人合住的房子。后来母亲也调过来了，我们就住在竖着的那一排的头一间。天啊，那时候的房子怎么建得那么矮小，间距又是那样的窄，可不比不上我们到桂林后建的家属区，房子那间距可比它们大得多。在山谷里，地盘太狭窄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住的房子的另一头似乎有人住，走进去，只有一个老人在凳子上坐着，听不明白我们说的话。母亲说我们的房子跟前是厂区里最热闹的，经常有猪肉卖，还有卖牛奶的，卖豆腐花的。汔车就从这大路开过。一个捣蛋鬼叫阿昆的，一见汔车来了就趴在路中间的坑里，当汔车从他头上开过，司机往往会吓得一身冷汗，当司机吓得战战兢兢地爬下车时，他就问司机要钱，一般总是得逞的多。都是听母亲说，我没有亲见。我看那地方都那么的狭窄，又哪有地方可以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游玩？不对了，跟我的印象完全对不上号了。我记得我们的房子跟前还有木头柴房的呀。母亲说对呀，有的呀，那一点地方怎么建呢？这记得住房距离柴房还有挺宽的空间，我还在那玩耍呢。可现在看这地盘才几个健步宽，不对不对，是那时我太幼小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大呢还是时空变化了？再往前走，沿着大路边还有房子。房子大都空着，一排门朝大路的房子有几间给农民用来堆草了，一个青年农民正把一大担草往房子里拉呢。右边是食堂，食堂的墙都倒塌了半边，食堂的再下边是大房子，大房子是靠河边建的。可这又哪是什么大房子呀，才两三百个平方米，芭蕉树都在房顶上摇曳，不大呀，怎么住得了那么多户人家？那时可是住了七八户人家的。真不敢干相信，原来在我脑子里的大房子大马路大河流大桥梁大食堂怎么都变小了，缩小了最少三分之二！我进到父亲单身时住过的那排房子去看看，发现中间有几个房间的墙被打开了，用来做造纸厂，母亲指点着一间一间的屋子说这是谁谁住的，那又是谁谁住的，她都还记得呢。我问造纸的那个人，为什么当地人不进来住呢？他说，他们的田地大都不在这边，住在这儿不方便。我们又走到水电站那儿去。老听父母讲三台山水电站，以为是挺大的，却没想到就那么一个机组，一排房子，这个水电站也就距离我们的住的房子200多米。都缩小了，我好象回到了袖珍的记忆中去了。又走回来过了桥，爬上河边的山坡，都是菜地，在山坡上俯瞰整个家属区和办公楼，那么的偃狭，当年杀人时，就在这么一个峡谷中开枪杀人，还杀了那么多的人，怎么不惊天动地？过去了呀，当年在这山坡树林里的石板路上跑，看木板鞋底上的钉子在石板上刮出火星都觉得好玩的那个小男孩哪里去了？我都疑惑了，我记忆中的一切怎么会都发生在这儿？这不是废墟，这是遗弃的空巢呀！那死去的人又埋在那儿呢？母亲说就在那河边上的几棵树下，那埋着好几个人哩！我惶惑了：余秋雨说“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他还说：“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神”。那又是怎样的壮举呢？会聚着怎样的力量和精神呢？我幼小的心中那灵动的记忆力和美好的事物背后又掩藏着多少无耻和嗜杀呢？是真正一腔热血为革命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公报私仇呢？我又该怎样去破读和思考呢？都对不上号了。
回来的路上，母亲说她要搬去那原来的房子住，我以为她老人家开玩笑的，可回来一个月了，她还在吵着要搬去住：那房子不是空着的怎么不可以住？在她苍老的心中或许可以理解成那儿曾是她青春的留痕和记忆，可对我来说，那又是什么呢？没错，余秋雨说得没有错，“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也是母亲依依不舍的留恋！本以为我会留连忘返地呆上几个小时，所以早早地来了。可这时我已不愿再呆下去了。当我们回到路边加工厂时，才是早上八点钟，太阳才刚刚升起来不久，早凉还没有散去。母亲指着路边一个小房子说，那是一个叫寡公佬的人住的，他有个老婆，他在加工厂装滑石粉，装滑石粉的工人容易得矽肺病，所以厂里给每个职工开一份营养餐，也就有猪肉吃，他从不拿给老婆吃，说是公家给我吃的，又不是给女人吃的，气得他的女人跟别人跑了，从此以后，大家都把他叫寡公佬。
在等车的时候，我们去路边的一个小卖部等，小卖部的老人还如数家珍一样地数着滑石矿里的那些老矿长的名字，也难为他记得那样清楚，还有几个星期就要过中秋节了，我把他店里的月饼每样都买了三斤，我想，给我的两个哥哥带去他们幼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的月饼，也算是一种纪念方式吧。天啊，这就是我记忆中幼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吗？它就是我心中的废墟吗？是的，它就是我心中的废墟，是我那破碎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