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劳动力一天只能挣八分钱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在日常开销中“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当时有首风靡全国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马上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向我把头点，我高声的说了声：‘叔叔，再见！’”虽说这首儿歌宏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精神，是那个特定的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但我们从这首儿歌中可窥见一分钱在人们心中还是有着沉甸甸的份量。
现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分钱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在我们记忆的阳光下，在空中翻飞着，发散着灼目的光，落地时发出铿然的令人心动的声响。如果让时下的青年人来听这首儿歌，他们会认为这太滑稽了。一分钱用得着搞得那么的隆重？现在就是一角钱掉在地上，也没人去拾的了。这也难怪，现在的青年，他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他们自然不知晓一分钱在那个时代所能体现出的自身的价值。他们无疑是幸福的一代，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幸福中，才能听得进我要给他们所讲的这个一分钱的故事。
那时，我们就读的学校叫川民小学，校址在川民四队。我家住在汪家街，属川民五队，离学校有一里多路。我的堂兄住在深沟，属川民七队，离学校有三里多路。他们的子女到学校来读书，要经过川民六队。川民六队，我们称为李家湾。因为住在这儿的李姓家族中，出了两个公社干部，两个军官-，一个大队长。在乡亲们的眼里，这里自然算得上是块风水宝地的了。大家在对各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这是李家湾那埋在竹林地里的祖坟起作用了，那坟山长得挺雄厚的，好像年年都在长，坟头上的草绿油油的，这些都说明这是一棺好地。在我们那里，是很讲究风水的。凡是家里有人做官发财，就一定是得到了祖宗的保佑，而祖宗要保佑子孙，必须得埋在好地才行。
提到葬好地，我倒想起大人们讲的赵匡胤葬父的故事。
赵匡胤原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家乡的一条大河里，有一块龙石，当赵匡胤洗澡时，游到龙石上去耍，那龙石就会张开嘴，就像人张开嘴样。
杨家是当地的富户，他请阴阳为其父看葬地，阴阳说村前大河里的龙石是棺绝好的地，若能把他父亲的骨灰葬在那龙石的嘴里，今后的子孙就能当皇帝。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得到。杨家便出了天价请赵匡胤将杨家父亲的骨灰葬在石头的嘴里。谁知赵匡胤也知道了这么回事，就把自己的父亲的骨灰用红布包了，等龙石张开嘴时，他却把自己父亲的骨灰葬进了龙石的嘴里，而把老杨家的挂在石头上。他随口封道：“左挂左丞相，右挂右丞相，赵家天子杨家将。”后来果然得到了应验。我不知乡亲们是从那里得来的这个故事，但大家都很相信。所以，大家看到李家湾有人当官了，就认为是他们的祖先埋到了好地了。
那时的干部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那时常搞运动，一旦你不干不净的，你就猫儿抓糍巴——脱不了爪爪。所以，他们即使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的。不像现在的官员，个个都贼精贼精的，贪污腐化你抓不到他的把柄，加上现在又不搞运动，除非是他自我暴露。这到应验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倒。”即便是这样，这些干部的子女在各方面还是显得很优越。
他们的穿着打扮跟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是不相同的。我们穿的是打着补丁的不分季节的毛兰布衣裤，这种家织布最大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不容易烂。至于为什么会打上那么多的补丁，完全是岁月流逝的缘故。那时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是兄弟轮流穿，像这样持久乃至永恒的穿下去，就是石头和铁都会烂的，哪有布不烂的呢？等那衣服已破烂到实在是不能补了，它才会光荣的从我们的身上退下，被慈母手中的千针万线缀成千层鞋，陪伴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对这些为我们默默奉献的毛兰布，我们还是有着真挚深厚的情谊的，它是我们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患难之交。我们的口袋里很清贫，一年中难得有一分钱进入口袋。只有在为家里去买盐、买火柴、打煤油时，口袋里才会有几个活蹦乱跳的硬币的。不过大多数情况是我们将硬币紧紧的攥在手心，似乎是生怕它跑了似的。到了商店，那些硬币已被我们的汗水打湿，好像是洗了个汗水澡。那时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用一角七分钱去买一斤盐和两盒火柴，怎么样能买到？”当时，一斤盐巴正好是一角七分钱。答案是每次买盐巴时都是二两二两的买，买一斤盐刚好多出两分钱。可是售货员也知道，他才不会卖二两盐给你呢。所以这想法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只是反映出了人们是怎样一厘一厘的节省开支的。
那些干部子女，热天穿的是的确良，风一吹，一浪一浪的，像河水的涟漪，看着都叫人觉得凉爽；冷天穿的卡其布棉衣，很少打有补丁，我们在浑身瑟瑟时，想到那棉衣里该是多么的暖和啊。他们的口袋里时常有一两分硬币，不知他们是为了故意炫耀还是想显示，那口袋里时常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在我们听起来如同是美妙动听的音乐。后来我看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那葛朗台每天都要去听金币的响声，我想，他那时的心情跟我们的心情是相似的吧。
我堂兄有个儿子，跟我同年，在一个班读书。他这个人是很吝啬的，他的东西任何人都拿不到。就是你的东西，如果你拿给了他，然后你叫他再拿点给你，他也不会干的。我们那里把吝啬称为“夹”。像堂兄的儿子这么吝啬，大家说他“夹得很”。那时，有部电影，名字我已不记得，是抗日战争的片子，其中有个日本鬼子的头头儿叫“松井”，他在指挥日本鬼子进攻时，常会喊“夹得紧”。这是音译词。因为这个小日本说的是日语，我们自然听不懂，只是听起来那音好像是“夹得紧”。跟“夹得很”谐音，于是大家便用“夹得紧”来称他。他的小名便成了“夹得紧”。我们这里的人是爱跟人取小名的，这些小名听起来都是挺笑人的。
“夹得紧”喊我三哥大满，喊我小满。我们秦家叫叔叔都是以“满”来称的。“夹得紧”向李家湾一个公社干部的儿子借了一分钱。他借这一分钱来干什么，我至今都没搞清楚。这个公社干部的儿子也许想到是一个班的，而且又是挨到的，大家都认识，就借给了他。后来，到了该还的时间，公社干部的儿子叫他还，他却没钱来还的了。
“夹得紧”不敢回去对自己的父母说，因为回去说了，不但拿不到钱，反而还要挨骂的。他只得跟这个同学说好话，说是以后还，他这样做，有点像现在有些欠帐的人，认帐不赖帐。
那公社干部的儿子见问了多次后，他都是说后头还后头还。便给他规定了还钱的时间，结果，“夹得紧”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是没能把那欠的一分钱给还了。那时有句顺口溜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若借不还，全家死完！”这话说得是很恶毒的，但也反映出大家对那种借钱不还的人的憎恶。这下子，那公社干部的儿子发火了，而且还迁怒到整个川民七队的学生，这很像是过去的什么“连坐法”，他联合起李家湾的学生，不准许川民七队的学生从李家湾过，说是得等到把那一分钱还了才能过。否则，他们是见到一次打一次，这倒有点儿像绿林好汉们的那种留下买路钱的味道。
李家湾这群学生娃也做得太过火了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你只管找“夹得紧”算帐就是了，怎么能找整个深沟的学生算帐呢，这确实有点蛮横霸道，人们不是说：“各人的码头各人歪”，“强龙难压地头蛇”吗？所以川民七队的学生虽然也不断的抱怨“夹得紧”，可拿川民六队的学生没办法，大家在挨了一两回追打后，都不敢从川民六队经过了。他们上学便绕道从川民五队经过。只是这样一来，得多走两里山路。
一天，三哥率领着我和川民五队的一群学生去上学，却看到“夹得紧”他们从我们队的坡上走下来，““夹得紧””看到了三哥和我，就“大满”、“小满”直喊。三哥很是奇怪，就问他们怎么走我们这边呢。他们就说是川民六队的不让过。三哥又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便把情况说了。三哥听了，问“夹得紧”有一分钱没有，“夹得紧”说他没有。三哥也没有，但他对川民六队不让人过路的做法很是反感，加上平时大家看不惯李家湾那些当官的儿女的那副嘴脸。同时三哥觉得这是李家湾的人在欺负自己这一家人，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帮自己这家人，就跟大人们说的样：“手指拇儿不能往外掰。”三哥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告诉他们，就说我大满说的，钱后头有了一定会还给你的，这路得让我们走。如果不让走路，大满就会对他不客气的，要收拾他们的。”
他们当真去说了，但六队的人不买三哥的帐。仍追着打他们，一直打到他们所在的七队。他们便来向我三哥讲了。三哥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狗日的那么凶，好，等几天，我找个时间，狠狠的收拾他们这些狗日的。”
我三哥是我们队的娃娃头。全队二三十个学生娃，全都得听他的。大家把他选为总统，三哥便任命我为副总统。每天放学回来后，他就会组织大家来打仗。大家的武器都是用木头、芭茅、黄荆等做成的。木头一般做手枪，因为这能节省材料。黄荆可做弓箭之类的，芭茅杆能做各种各样的武器。像手枪、机关枪、手榴弹等。由三哥把人分成两边，一边当敌人，一边当解放军。大家摹仿电影里打仗的情节。这打起仗来，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的被打痛了，就会哭的。要是大人知道了，有的争娃娃，就会来骂大家的。于是，三哥订了一条军法：不管哪个被打痛了，不准回去告诉大人。谁要是敢回去告诉大人，今后就不准他来参加。小孩儿都是喜欢热闹的，这不准他参加，就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可是不好受的了。所以大家都怕以后不能跟大家一起活动，每每在打仗时，被打痛了，往往会哭几声，但一听到大家说再哭以后就不准参加时，他就会不哭了，只是抽噎着。像这样天天打仗，大家都从来不会厌烦的。所以我们队的学生娃，算得上是训练有素的了。
三哥先向自己的人马发出号召，叫大家积极准备好，在最近这两天，我们要去打川民六队那些狗崽崽，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天天都在练习打仗，这回看我们平时练习得怎样了。大家一听，这回要真的去打仗了，个个都喜气洋洋的，好像是有什么喜事样。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狠不得马上就去打。三哥很满意大家的表现，他叫大家先不要急，等他去联合好农富大队的那群学生和川民三队的学生后，再痛痛快快的把川民六队的好好的打一顿，叫他晓得我们的厉害，今后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三哥把人联系好后，就向六队的下了战书。那六队的想到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不会怕的，就一口答应下来。到了约好的那一天，三哥怕六队的人吓倒不敢来，偷偷跑回去，就叫我们低年级先放学的跑到前面去把六队的人挡住，不要他们跑回去了。等他们高年级放了学后，大家一齐去打川民六队的那帮狗崽子。
我们十来个先放学的低年级的学生，一放学后，就赶紧跑到四、六队交界的一个小土坡上，这是六队的必经之地。我们手里各自拿着干泥巴坨坨，等六队的一上来我们就用泥巴坨坨打。我们站在小坡上，心里有股莫名的兴奋感，好像我们真的像电影里的那些解放军战士了。我们这回可要当英雄了。
六队的放学回来，看到我们已抢占了有利地势，就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这群小娃儿当然抵挡不住他们强烈的攻势的，很快就被他们给打了下来，小山坡被六队的人占了。我们站在小山坡下，并没有跑散，仍拿着干泥巴坨坨和六队的对打着，这自然是我们吃亏占下风的了。不过，我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把六队的人拖住，不能让他们跑回去了。
三哥放学了，他带了一群人，可能有三十来个人。我们见总统来了，一下子就来了信心。我跟三哥讲了一下情况，三哥夸奖我们做得好。接着，他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冲啊！”大家就好像是听到了总攻的冲锋号一样，不管六队的人在上面扔干泥巴坨坨打人，也不管这些干泥巴打在身上痛不痛，只顾一个劲的往上冲。六队的人没见过这种阵仗，被吓住了，他们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冲散了。
大家冲上小坡，向着正在溃散的六队的人用泥巴坨坨猛打，打得六队的人是抱头鼠窜的。
这时，六队的头头儿，不知是被吓蒙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往山顶上爬去。三哥见了，便叫上几个跟他同岁的人去追。到了山顶，正好三哥约的三队的人也从山顶上赶来，碰了个正着。这六队的头头儿没地方跑了，人也吓软了。三哥便和几个人把他抬起来，像抬死狗一样往山崖边抬去，准备从山崖丢下去。
这时，这头头儿的父亲，川民大队的大队长，正在田坎边淋牛皮菜，他见一群学生，闹哄哄的抬着一个人往山崖边走去，他知道这这群不知天好高地好深的娃娃，肯定要把这人从山崖上丢下去，他知道这一丢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便大声吼道：“你这几个狗日的要做啥子了，还不跟老子把人放了！”
大家听到大队长在骂，都害怕了，便把人丢到土沟里就跑了。
现在想来，当时要是把人从这山崖丢下去，不把人摔死都会摔残的，那才真不知闯下什么祸事来。
从这以后，川民六队便不敢阻挡七队的学生过了。那一分钱，他们也不敢再问了。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