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七年冬，经过一番综合实力的角逐，已在深圳奋斗了四年的我，残酷无情地挤掉“陪聘”的40多位同胞，与另外5名幸运者很荣幸地成为富威玩具厂大家庭的一员，当搬运工。
行政主管是位“人见人爱树见花开，叫花子见了打落讨米口袋”的靓辣妹。她口吐莲花甜舌如巧簧地用一口纯正的川味腔夹白话介绍了厂里的各项制度，要我们这些托她的福才进厂的人牢牢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高尚品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累四不怕骂五不怕不给工资被撵走的优良传统，要充分理解厂里的难处和节约房租水电费的妙处——厂里不包住。
还好，与我一起进厂的有位仁兄是邵阳老乡，他有几个老乡在这个厂是“老革命”，就在工厂背后以每月200元的价格租了间铁皮房。如果我去，刚好“五子登科”，每人每个月出四张大团结就搞惦。我是癞子掉进火坑里——巴（疤）不得。
于是我赶紧去工地拿家当。老乡阿辉在那里帮人家看大门守建筑材料，幸亏他冒着被罚款甚至炒犹鱼的危险收留了我125个小时。临走时他还塞给我22块5毛钱外加半包“大力神”香烟（这种在市面上一块钱一包在收容所十块钱一包的烟现已绝迹，可能在打工者博物馆能找到）。我将曾经跟随我南征北战的破席子烂毛毯臭被单脏背包（写有“97年香港回归”字样，里面除了牙刷牙膏肥皂袜子衣服，就只剩书了）扛到了租房里。
床是现成的。原来这里刚开发放大炮修公路时，房东心计好，眼光长远地抬了一些大石头来，再放上块厚门板便是一张扎实稳当的床，谁也抬不走偷不走（也不值得偷）。我一睡上去，四平八稳地，也没发出什么痛苦得让人感到尴尬的响动。只可惜我那时是个还没被处理的“王老五”，真的有点浪费。
谁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得知我进厂并且租了房的好消息后，以前一起“打流”时谁也不大理我（而且把我当作读了一肚子书还照样打流的反面典型来嘲笑）的阿狗阿猫阿兔阿鸡相拥而来蜂涌而至，在热乎的祝贺声里，仿佛当初大家所有不愉快的过节都因为我进了厂租了房而烟消云散。我知道，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是想沾我的光揩我的油睡我那稳当的床，得机会时再介绍他们进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打流靠老乡”，他们深谙此理哩。
果不其然，当晚半夜一点多，他们便又来敲门了，那架式那态度比派出所查户口的还牛逼。倘若再慢一点，他们大有把这间临河而建的铁皮房掀到河里之势。那几个邵阳老乡被吵醒后很不耐烦，睡在门边的我赶紧反穿裤子倒履相迎。
进屋后，他们像在自己家里般不用别人吩咐就非常自觉地开灯、冲凉、哼哼哈哈拉大便。若是忘记带解手纸，又怕叫别人送纸而丢了面子，便用手指头去揩，完事后又用我的“舒肤佳”香皂一个劲地搓洗。
幸好同住间房的同厂保安阿龙人很好，他因为介绍几个老乡进厂而颇有“威信”，混得不错。听说他曾在常德市万友武术馆精修了两年，对于我这个长得有些斯文看起来像喝过墨水的老乡，他还是挺敬重挺客气的。上次那件事之后，他婉转地对我说：“都是出门打工不容易，叫你那些老乡要收敛些，不要让大家都搞得不愉快。”你瞧，这话多中肯，让人觉得多受用。
可我的老乡们却不舒服，并且当着我的面嘟嚷：“神气什么！不就是帮人家看个门嘛？”可在阿龙面前，却“龙哥龙哥”地叫得挺亲热，那德行让人听了脸上如同爬满鸡蚤子。
为了不伤和气，我准备另立山头与老乡一起去租房，阿龙也不反对。刚好隔壁经常半夜弄出响动让我们浮想联翩躁动不安的一对夫妇完成了人类伟大的生命创造，要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去生孩子，已退了房。于是那天下班后，趁着阿狗阿猫阿鸡他们都在，我便如同做了亏心事般地低声下气地征求他们的意见：每人出十七八块钱，合伙租下那间房，诸位意下如何？若大家同意，凑足钱晚上一起去交房租。
等我下班返回租房时，却已不见半根鸡毛半截猪蹄半个狗影（同时不见的还有那半截“舒肤佳”，不知被谁使用后扔进了垃圾篓）。这个晚上，我在那个稳当的床上睡了租房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