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平房大院，房子不大，是个筒子屋。一进门是灶台，旁边一个风匣，灶台上面是一个暗红色的碗架柜，这是祖母和母亲做饭的地方。往里进是一个过堂的小屋，仅有一铺小炕，是祖母和哥哥住的屋。再往里就是父母亲和我居住的稍大一些的屋子。我们祖孙三代，过着普通人家的生活。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最好的一个摆设大概就算是父母从南方带回来的竹条箱子了吧。小箱子有小半米宽，那细密的竹条编织得横竖花纹，错落有致，只是箱子里面没有衬里，略显得粗糙些。因为年头久了，那竹条细纹间的斑渍，擦拭不掉，所以看上去显得陈旧些。
所说竹箱是父母从南方带过来的，不如说是母亲带过来的。因为原本是北方大兵的父亲，随着第四野战军一路南下，打到广州，最后父亲落户那里，与当地的江南女子我的母亲结了婚。婚后两年多，曾生活在北方的父亲，听说北方重工业大规模发展，便按捺不住沸腾的热血，携妻带子返回了老家。那时邮递行业是不发达吗，还是有其它原因，总之母亲不远万里只带回了这只姥姥留给她的竹箱。
母亲视竹箱为宝贝，里面不装任何东西，常年摆放在家里的那条长桌上，不让我们触碰。我曾央求母亲用它装我的衣物，母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74年，我和全国知青一样，也远离家乡插队到农村去，那时响遍大江南北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还要扎根一辈子。
我走的那天，是12月末，大雪覆盖了小城，我和父亲站在他们单位的收发室里，等着去农场的车。本来一周前，我是可以和大批青年一起走的，因为快过生日了，父母便留我在家过完生日才让我走，所以此行，是搭厂里去农村拉酒的车。
到了下午3点，车才来，我刚上车，父亲便扭过脸，头也不回地走了。父亲因为我下乡的事，在家已几次哽咽，此时我知道当过大兵的父亲，不愿意让人看到他难过的样子。车徐徐开动，突然发现，母亲远远地趔趔趄趄地迎着车跑来，完全不顾脚下的积雪，手里拎着的是那个她视为宝贝的竹箱。车停了下来，母亲说：“拿去吧，小心使用”。
坐在车上，凝视这竹箱，我有些欣喜若狂。车在旷野里行驶，一路上，望着被白雪覆盖的那漫无边际的原野，离开家的那种感伤，竟变得麻木起来。至今想来，当时那种欣喜也许是缘于母亲视它为珍宝，使我对它产生了一种神秘或占有欲吧。
70年代时，文学书籍很匮乏，即使能借到，多数的书籍也是非常陈旧，有的甚至缺篇少页。但尽管如此，大凡能借到手的好书，对于自己喜欢的段落，通常都是连宿连夜的手抄下来。为了打发在农村的寂寞时光，当然更是出于对读书的热爱，我每次在要回家时，都要给朋友们写信，让她们帮我借书，然后一次次我拿这竹箱装着书，往返于农场和家里。拎着小竹箱子出行，当时于年少的我，真是满足了我内心的炫耀和小小的虚荣。
那时，属于我自己的唯一一本书籍就是《牛虻》，没有封面，没有结尾，破旧不堪。但尽管如此，如果赶上没书看时，我会反复地看这一本书。那里面牛虻和教父——也是和他的生父的对话、还有牛虻的大段心里感受，我都圈圈点点划了很多标志，应该说：它陪伴了我十七岁到二十一岁的青春时光。
大概是1977年吧，我生活的哈力公社实行丈量土地，至于为什么要集合一群人，拿着尺子在荒郊野外，一块地一块地的丈量，我也不知道这项工作的意义何在。现在想来，可能与日后的全国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有关吧？但至少当时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起这项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少关心每件事情背后的意义，而只是乖乖地听着大人们的话。总之我就是那个时候，被农场抽出去参加了丈量工作，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个女知青。当时，我是用竹箱装着几件衣裳去公社报道的。白天我们在旷野里丈量，到吃饭时，由大队给往各农家派饭，我们也轮流住在每个农家里。
我在农场生活了四年，其中有一年的时光，我是终日游荡在旷野里，听着那一群四十多岁男人的吆喝，拿着尺子，量这儿或者量那儿，懒散而无奈。
转年四月份，天气渐暖，北方渐暖的天气，是随着春风一起来的。那天早晨，我和那个女知青匆忙跑着去村头集合，行到半路时，那个女知青说：风太大，咱们应该戴纱巾。说着的功夫，我们俩便折回来往住的农家跑。到了屋里，我将放在农家厨柜上的竹箱拽到炕头，掏出纱巾，边围着边朝外跑去。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一条纱巾注定了一个竹箱的命运。晚上收工回来时，那个竹箱底儿朝上地放在炕梢，底部呈现黑乎乎的一片，已经无法使用了。我吃惊地看着站在我身后的农家主妇，她怯怯地说：坑太热了，没注意你的箱子放在炕头那儿……
当时，我很心慌，感觉很无助，无助的主要原因是怕会受到母亲的谴责。
后来，父亲给我办了病返，回城后，很快就到新成立的电厂报道上班了，至于那个竹箱，我说起时，母亲只是笑笑，没有说我，事情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
进入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呈复兴状态，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旧版本的小说大量投入再版印刷，想读书，再不用反复传借和手抄。但是《牛虻》一书，一直摆放在我的书架上，从不外借。因为在我的意识里，它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所涵盖的内容，在那书籍十分贫瘠的时代，它充盈了我全部的青春时光，并融入了我许多心事、往事和在那广袤的原野里所洒下的汗水，还有泪水。时至今日，翻开那早已泛黄的书页，看当初用圆珠笔划的红蓝笔道和圈圈点点的注明，那久违了的过去的岁月，便会随之蜂拥而来……
2015年，母亲过世，在处理母亲的遗物时，看到了母亲在广州老家爱群大厦照的一张十八岁的照片，蓦然间，那个早已被我淡忘已久的竹箱，便跃然眼前。直到今天，岁月沧桑，物是人非，我才理解母亲，其实物件本身只有它自身材质、手工、制造时的成本及销售时的定价，赋予它更高内涵的是人为融入进去的情感，因此无论多大抑或多小的物件，从此便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它的价值。也是直到这时，我才想到，也许那是母亲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唯一留在生命里的对江南家乡的念想吧？而她肯把自己唯一的“念想”送给当时远离家乡的十七岁的女儿，是不是她希望这个竹箱能代替她，给予我温暖的陪伴？
现在书架上的那本《牛虻》，深深地刺痛着我，我对它所有的感受，也许，一如母亲对竹箱的感受，但她为了让女儿不留惭愧和遗憾，母亲竟然从不曾问过，那个被烧坏的竹箱最后去了哪里……
（2020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