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是我很早就知道的名字，但只知其名而已。作为吴宓的家乡人，会时有时无听到人们在议论吴宓。却一直没有机会走近吴宓，感悟吴宓。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这次，适逢西南大学举办纪念吴宓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听说很多专家会前往，所以心向往之。
在西南大学，我们首先来到吴宓曾经讲课的地方，这座民国时的建筑，如今已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雨僧楼”。楼前是吴宓的塑像，穿一件长袍，面容冷峻，目光犀利。大楼的显耀位置赫然写着“西南大学文学院”几个大字，其中“文学院”三个字是吴宓手写，旁边是他的署名。在大楼的旁边，还建有“宓园”、吴宓的半身像及吴宓简介等。他的简介的开头写道：吴宓，陕西泾阳人。吴宓的半身像面部表情清晰，戴一副很普通的眼镜，神情轻松，面带微笑。在“宓园”的另一角是一个凉亭，名曰“雨僧亭”，亭子正面有两根柱子，左边写昌明国粹，右边写融化新知，这样的建筑在泾阳是找不到的。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正是吴宓主办《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
学术研讨会定在第二天举行，来自全国各大名校的专家教授和文化学者畅谈近几年对吴宓的研究成果。除了以吴宓家乡代表发言外，其余时间我们都坐在下面认真听。这次来到西南大学，除了倾听全国各大名校的专家教授和文化学者的研究报告外，最重要的是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当年吴宓的助手，也是他的学生，86岁的江家骏老先生。另一位是1977年1月8日送吴宓离开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回到老家泾阳的62岁的漆建华先生。
江家骏老先生的老伴卧病在床，江老先生参加完开幕式后，急着回家照看老伴。机会难得，我们找到了江老先生，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欣然应允。没有准备采访提纲，我们请江老先生侃侃而谈。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采访的50分钟里，他竟然5次泪奔，足见其对吴宓的感情之深。
漆建华先生听说我们来自吴宓家乡，显得有点兴奋。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自己当年送吴宓上车时的情形，并阴阳顿挫地学起了吴宓的讲话和语调。最后他说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日子——1977年1月8日，恰好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当时漆建华年仅25岁。37年前的事情，漆先生竟然记忆犹新，这令我们感到惊讶之余又倍感欣慰。
躺在床上，我又一次翻阅了吴宓的相关资料，感到吴宓的形象在我眼前一下子丰满起来。但似乎仍有许多谜团在我脑海挥之不去。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告诉我们，西南大学有两张名片，一个是吴宓，另一个是水稻专家袁隆平。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28年，这是他一生中呆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他手执竹杖，身穿长衫，踽踽独行。他当年经常走的小径，如今已被命名为“吴宓路”。在这里，吴宓的博学、率性、执拗表露无遗。在这里，他给后人留下了深深浅浅、长长短短的无尽话题，令人苦苦思索。
由于原来掌握有关吴宓的资料很少，所以我们同来的几个人，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向与会专家和当年吴宓的学生了解吴宓的相关情况。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开会的地方大约10分钟的路程，利用这一段时间，我们向当年吴宓的几个学生询问吴宓的情况，并用手机进行了录音。吃饭时，又有几个吴宓的学生说起了吴宓当年的一些轶事，我们赶紧拿出手机进行了录音。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次吃饭时，我向坐在旁边的闽南师范大学孙媛教授请教一个问题。1949年解放前夕，吴宓为什么没有和许多文化名人一起去台湾？因为当时和吴宓同在一个城市的梁实秋就去了台湾。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书本的解释都说吴宓丢不下中国这块传统文化的阵地。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听完我的问题后，孙媛教授说：“吴宓是一个不太过问政治的人，对国民党也没有多大的信任。现在从吴宓1948年的日记看，当时他已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佛学，“慢慢地出家为僧”。所以不排除他有出家的想法，也许他认为这西南边陲可能就和出家一样，让他避开乱世。至于吴宓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去台湾，吴宓1949年至1950年的日记已经遗失，所以无从考证。”
最后孙媛教授对我说，你们泾阳县在研究吴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吴宓是泾阳人，他受当地文化，特别是关学文化影响很深，这对于他以后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虽然吴宓一生的大多时光是在外地度过的，但泾阳是他的根，他生于此，死于此，在其他地方他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是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清平世界的匆匆过客，但吴宓这个匆匆过客留给我们的似乎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