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1500多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将彭泽县令的印绶悬于县衙堂前，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设问，结束了他的仕途征战，朝终南山施施然绝尘而去。他的背影在东晋安帝元年成为后世人们仰望的符号。历史自此留下一个关于诗意人生、精神家园的思索。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里，“五柳先生”作出了他的选择。尽管我们无法评辨其行为的对与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憧憬和向往的境界。人们追求的“世外桃源”莫过于轻松惬意的白云苍狗般飘逸。这世上本没有仙，何以让我们臆想神仙的模样、神仙的法力？无非是一种在现实中压抑的沉重幻化为羽毛的轻盈。
细究“五柳先生”的人生轨迹，也许我们能解读些什么。先生有显赫的家世，其曾祖陶侃担任过东晋大司马，按时下的话说也是个“官×代”，有良好的致仕基础；本人又才识过人，文采斐然，为一时之才俊；当过江州祭酒，在权臣桓玄府中任过参军，后投镇军将军为其谋士；彭泽县令好歹也是一方主官，统领一县之军政要务。可以说先生有出身、有背景、有资历，还有丰富的地方基层工作经验，够提拔重用的条件。其官声清廉，致仕理念自然、纯粹。“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只不过想用公田种高梁酿烧酒罢了，无有他想。那么，是怎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一个怎样的刺激致使先生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学而优而仕”，国人入仕当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实现人生价值、改变生活境遇的最佳途径。网曝一年薪超十五万的白领，报考公务员，其求职理由除追求稳定的收入外，其骨子里恐怕是“官本位”的诱惑。君不见身边时不时出现拿官显摆、吓唬人的事件，如“我爸是李刚”、“我是纪委书记，谁敢惹我？”部长、院长、行长动辄打人致伤的事件不绝于耳，但还没有听说过城市贫民、农村老百姓拿自己身份用来炫耀的，最多是一种无奈的调侃罢了。彭泽县令虽不及现世的县长、书记那样掌握人事升迁大权，左右基层干部的政治前途，但也拥有一县资源，实实也威风得紧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先生也曾豪情万丈，然而面对宗室内部的斗争、百姓的凄苦、体制的腐朽、军阀的血腥杀戮，渐渐感到了厌倦：那些打着崇高道义幌子的当权者，却干着肮脏丑陋的勾当，何处是家园？“园田日梦照，安得久离析”。于是，身在仕途而心在园田的先生逐渐选择了归隐的人生路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自求安。”面对人们过度的物质欲望，而引起无穷的竞争，由此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现象，使社会陷入了黑暗，先生心中有了“世外桃源”。他理想中没有压迫，没有虚伪，处处公平正义的假想世界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牵引他义无返顾的飞蛾一般“扑火”而去。
如同夸父逐日的痴情，先生寄情山水，诗意田园：“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使须尽，无复独多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魏晋士人的风度，是无身外之物的人生，或无为、或逃遁、或无奈、或卓然，后世诸君各有其悟。
现实是残酷的，没有殷实的家境和积蓄，隐居的日子尽管惬意，却常有胃囊的作祟。“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先生是凡人肉体，在丰富的精神下，物质的匮乏足令英雄气短。友人看此窘境极力劝说出而复仕。倔强的老先生做出烈士一般的选择。“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生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里真的如浪花一朵般普通而平凡。生命的长度无从把握，而生命的宽度与厚度却能设计和规划。听从心的选择，让身体感受阳光，让眼睛穿透雾霾。解读先生的人生轨迹，体会先生的人生境界，感悟先生的出世思想，是对存在的一种考量，无须用消极、清高、脱俗，或别的词语予以概括。先生其实是用一种倔强的方式，用一种不同常人的途径思索精神与物质的本质，体验着生命过程的另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