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伯，也就是智瑶，智襄子。其才华过人，但是贪图财货、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没有仁德之心。在其父智宣子立后的时候，谋臣智果就认为智瑶不如智宵。说“瑶之贤于人者五，不逮人者一也”。外表英俊、武艺高超、才艺出众、巧言辩惠、强毅果敢是他过于常人之处，但是没有仁德之心。具备了这些能力，而以不义之心力行，智族必然会灭亡。智宣子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于是智果改依辅氏。
智伯继位后，也很有作为。率师伐齐、郑，显露了才干，树立了威望，壮大了智氏的势力。成为晋国势力最强大的封主。他率同赵、韩、魏三家瓜分了范、中行二氏的故地，晋出公对四家的这种行为大为恼怒，向齐、鲁两国求援讨伐目无国君的四家。结果四家先发制人，合兵攻打出公。晋出公兵败逃住齐国，死于途中。智伯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国君，是为晋懿公。此后，晋国政事皆由智伯决断，原来四家对峙，变为智氏独强，智伯开始逐步实现他吞并三家的抱负。
然而在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自身的弱点也充分暴露出来。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概括为“好利而愎”。智伯的无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以下犯上，驱逐君主；其二，狂妄自大，欺凌同属；智伯曾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于蓝台，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有人提醒他“若不小心提防，大祸将至”，智伯却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其三，好大喜功，贪得无厌。先后向韩魏赵三家索取土地，终于导致三家结盟，亡其宗族。其四，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智国和浠疵都是智伯的家臣，在蓝台之宴时，智国劝之以“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智伯不听；联合韩魏攻打赵国时，浠疵判断“韩魏必反矣”，智伯不以为然，并把他的话告诉韩魏，浠疵为了避祸，请求出使齐国。
司马光认为智伯败亡的原因是才华有余，仁德不足。并就“才德之辨”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夫聪察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德的内涵就是人自觉彰显人性的光明，不断地趋向于善。如果说制度和法律规范了社会秩序，道德则是规范人的行为。社会的和谐进步需要科学、健全的制度和法律来维系，更需要健康的、上进的道德规范来推动。就像一颗参天大树，在自然的进化中，支干选择了适于生长的土壤和利于生长的形状，而树叶需要汲取阳光雨露，才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古今中外，为官者首先要修身立德。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德不高足以乱政；作为权利的支配者，德不高可以殃民；作为事业的推动者，德不高无法凝聚力量；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德不高无以服众。视之今日，加强官德建设，刻不容缓。为官者首先要有忠诚的政治品德。公权民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一己之私滥用权利；要有勤实的职业道德。要爱岗敬业、依法行政，不能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要有朴素的生活美德。少一些名利思想、享乐欲望，在平常中感悟生活真谛；要有高尚的社会公德。为官者，民之楷模，尤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司马光之言，今日听来犹觉振聋发聩，切中肯綮。选人用人的标准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导向。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加上改革开放30年来，人的内在潜力得以充分激发，公务员队伍中人材济济。然而，以权谋私、腐败堕落者虽有明令严刑却不足以戒，以身试法者亦如飞蛾扑火，虽有前鉴却不足以惧，何也?其原因有体制机制的不完备，社会环境的影响，金钱美色的诱惑，教育管理的缺失等等，这些外在的、客观的因素要根除实非一日之功，甚至要伴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才能逐步消除，这是一个十分艰难又十分危险的博弈过程。司马光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国家的强盛，人民的福祉，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因此，选人用人要严把入口关，“审才德之分”，以德为先，重德修能,真正使干部成为民之公仆，国之栋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