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调离文中图出路
文昌文化发达，教育发展，素有“文化之乡”美称。但同时文昌县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贫困县，这里资源缺乏，土地瘦瘠，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困难，严重制约了文昌的发展。
过去文昌有两多，一是下南洋的人多，二是外出谋生的人多。文昌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120万人，相当于本县人口一倍多，在香港、广州，海南各市县工作谋生的人也很多，主要的原因是本县的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出到外面谋生比在家乡要好得多。有这样一句话“定安人剧团，文昌人机关”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文昌的发展空间很小，机遇不多，许多文昌人喜欢到外地去谋生和工作。
1983年，我在文中工作了两年多时间。我已经适应了文中的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同时也获得了学校领导的信任，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我可以稳稳当当地在文昌中学当一辈子老师。
可是，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一样，我确实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
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整整十年的时间。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結了婚，有家庭，有了孩子，爱人来自农村，她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靠挣工分过日子，生产队又穷得要命，日值不到四毛钱。
当我在文中当教师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业，我把他们带在身边，在县城里读书。后来，我的爱人也来了学校，在县城里打零工。当时的工作很难找，两天捕鱼三日晒网，真正上班的时间不多。我的工资才56块钱，三年不变，要养活全家四口人，日子过得很窘迫，经常入不敷出。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离开文中。
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那年春节，我的堂哥回家过年，他在农场里当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官----------农场党委副书记。我爱人先跟他联系，想到农场去做工，当割胶工人，堂哥答应帮助我们全家调入农场，而且解决我爱人的工作问题。
爱人后来跟我谈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还不想离开文中，为此跟她发了脾气。
开学后不久，一个午休的时间，我的堂哥和该场的教育科长突然来到学校，亲自找我谈了调动的问题。教育科长还对我说，调到农场后，先在学校里当老师，然后可以转行，到场机关里当干部，如秘书干事之类。当时农场很缺大学生，到农场有发展前途。
他们给我抛出了一个很诱人的鱼饵。
其实我早就有了转行的念头，当教师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当教师很辛苦，做“孩子王”很不容易。当时国家还没有颁布【教师法】，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很多人瞧不起老师。如果转行到了行政部门，可能会更风光一些。在他们的纵恿下，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调到农场去工作。
当时要搞调动很不容易，许多教师都回了大陆，文昌也很缺老师，教育局不会轻易放人。从地方调往农垦就更不容易，农垦和地方是两种不同的体制，中间要过许多关卡。
我首先找邹校长，这一关很重要，学校不放你走，你就别想搞调动。邹校长起初不同意：“你在这里都干得很不错，为啥要走呀？”后来我跟他磨，谈了许多实际问题。邹校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看到我急得欲哭的样子，他的心也软了：“那你走吧，我不放也不行了！”
剩下吴校长、潘校长好说，他们跟我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也很了解我的实际情况，不过还是舍不得我走。潘校长还对我动了感情：“如果在那里混不下去，你再回来文中吧！”我当时显得很悲壮：“我就是当了气丐，也不会再来找你们麻烦了！”
教育局这一关也很难过，吴副校长答应帮我的忙：“梁定法局长很古板，你找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得另想办法。”于是，他带我去找主管人事的伍副局长。
伍副局长跟我同公社，算是半个老乡，他是个爽快人，办事效率效率很高。开学后不久，伍副局长如约出来跟我们一块吃饭。在推杯换盏后，伍副局长脸红耳赤，处在半醉状态，他冲着我说：“办这种事你千万不要去找梁局长，他是个老教条，他是不会给你办的。这事你找我找对了，我不通过梁局，我找人事秘书，私下给你办了。你先把学校的商调函给我拿来，我再把你的档案寄给海南人事局。”
一个星期后，我问伍副局长：“我的档案送了没有？”伍副局长说：“我送了，你还要过海南人事局这一关。”
这一关好过，我有个朋友在人事局工作。过了几天，我到海口去找他，求他帮个忙，他劝我：“文中这么好的学校你不留，跑到农场去干啥？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催他快点帮我办。他说：“这事你不说，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是神经病呢？”
一个月后，我的商调手续都办妥了，过完这个学期后，我就离开文中到农场去工作了。
我在文中工作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很短，但文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说实在话，如果不是为了“曲线救家”这个目的，我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文中的。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