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儿”是一个绰号。确切地说，是一个知青的绰号。叫他“条儿”，是因为他个子高，有点廋。
我认识他，是我到北大荒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宿舍整理行李，有几人押着一个人进来。细看那人：欣长身材，1.8米左右个头，有点廋；细皮嫩肉，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大大，眼神有一些哀愁；稍微再胖点，就是一个美男子。他们把他的铺位指定在上铺，与我相隔五六个铺位。带他进来的人神情都非常严肃，训斥他的口气非常严厉。我们知道有事，都不敢说话。但心里存着一个疑问。他是谁？犯了什么事？
有人偷偷告诉我，这个人是我们连队的知青，绰号叫“条儿”。1969年来到北大荒。因为害怕艰苦生活，半年后偷偷逃跑回老家。在家期间，与人谈恋爱，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又不肯负责，就被老家的有关部门押送回北大荒。
晚上政治学习，我们连农工一排和二排的兵团战士们，在二排的宿舍开联合会议，对他进行批斗，同时宣布对他“监督劳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公开他的错误或罪行；也没有说给他戴“坏分子”的帽子。落实到人，由哈尔滨知青龚学兵专司监管。现在看来，是属于戴帽条件不够的“准坏分子”。
批斗会上，兵团战士们态度各异。有人表现比较激烈，，挥舞着拳头喊口号，但大部分人只是跟着空喊口号。拳头举起高的，显示出阶级斗争觉悟高；声音喊得大的，政治前途有发展。总有人会利用一切机会，踩着别人的肩膀来表演。
这就有人喊：“关灯、关灯。”靠近电灯开关的人，听到喊声，立马关了电灯。这时候，听到拳头的打击声，和他的呻吟声。也有好心人，听到打人的声音，急忙着喊：“开灯、开灯。”随着喊声，电灯闪亮了。只见他抱着头，缩成一团的样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谁动手打了他。我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手段。打人不负责任。旧时的红卫兵，现在的兵团战士，故伎重演。
从此以后，他就被监督劳动。永远没有休息天。他的工作，除了跟我们一起参加农业劳动外，还有很多的义务：晚上从田间地头劳动回来，他就要马上担上水桶去锅炉房给大家挑洗澡水；冬天，厕所满了，他就要与一帮象他那样的被监督、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一起，去掏厕所；有时候，团部的大卡车，送农用物资过来，要捎带粮食回去，大晚上的没有人装车，他们一伙，要随时随地做好搬运工。
那时候，学习“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风吹草动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有新动向，他们要陪斗。对“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其实，还没有说和动，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不解的是：他，怎么也成“牛鬼蛇神”了？
不知道什么规定，每个月，只发给他十元吃饭钱。这给他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他买不起棉帽子，买不起棉胶鞋，更买不起棉袄。初冬的时候，别人都戴上皮帽子了，他用一条围巾裹着头部。他的脚还穿着半高的雨鞋。一件有斗篷的薄棉袄穿在身上。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戴帽子，不穿棉胶鞋？他说：“我没有钱。这个月我省着吃，发钱的时候，就可以去买帽子了。”不久，他果然买来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海蓝色的海夫绒帽子。见到我，眼睛放出欢悦的光，喜滋滋的样子，拿着帽子对我说：“帽子买来了，出去干活耳朵不会冷了。”我也为他高兴。但我心里嘀咕：我们都戴皮帽子，他的海夫绒帽子，能抵抗北大荒的严寒吗？况且，他的两只脚上还套着半高的雨鞋。我想：他是钱不够。
一天晚上，例行的政治学习完毕，我到锅炉房去打了一盆热水回来，看到他正在烧炕，脱去了他的雨鞋，从里面取出来一大团玉米叶子，两片裹脚布。我才知道他用这种方法度他的冬天。这在北大荒，简直无法想象。但不久就出了事。
那是阳历10月底，连队秋收完成后，放假一天，我们都在休息。有几个被管制对象，被安排去大草甸子，把麦收后割倒的草捆，收集成堆，空闲时派拖拉机去拉回来。大草甸子离开连队有十几里路。上午去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到了下午，暴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荒寒的大地上。呼啸着的大烟泡，搅得天昏地暗，几十米外都看不清。茫茫的荒野，只有他们几个孤独的人影。等他们挣扎着回到连队，天已经黑透了。
他的两只脚不能走路了，两只耳朵冻成了冰块。他是被他们那一伙人架着回来的。好在那一伙中，有个姓周的，北大荒当地人，在门外取了几桶雪进来，帮他往两只脚上和两只耳朵上擦雪，慢慢的恢复了知觉。我看到他的耳朵，溃烂得厉害，血肉模糊。一直用纱布包着，不断往外渗血水。第二年春暖花开，他的耳朵才慢慢好起来。但是，两只耳轮变成黑色了，从此没有退色。
腊月里。有一天，我发现，他的两只脚穿上了棉胶鞋。仔细观察，原来是旧的鞋，脚腕前部有点破。我问他鞋子的来历，他眼神有些呆，告诉我“鞋子是捡的”。不管怎么来的，他总算是穿上了棉胶鞋。
我在连队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与他在一个排。因为他是“监督劳动”对象，大家怕牵连。平时，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艰苦的生活还能忍受，被人们抛弃的日子，谁都受不了。后来，我发现：他神情有些哀伤，动作有点迟钝。有时候，一个人偷偷地在流泪。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煎熬和痛苦。他其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是局外人无法体会到的压力。
1973年冬天，我因为生病，去医院住院治疗，离开了连队。从此再没有见到这个被社会抛弃，被同是知青的我们抛弃的人。但我出于同情，经常会想到这个人。经多方打听，我才知道他后来的故事：在我离开连队的第二年，即1974年下半年，我们连队来了新指导员颜锦荣同志，经过他的帮助，他被解放了。而且被批准回家去探亲。这使他喜出望外。他看见人，便拉着人的手，告诉人家：他“解放了”；要回家探亲了。“探亲回来，与大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但谁都感觉得到，他反复地在叙述他的心愿；谁都感觉得到，他的两只眼睛里痴呆的神情。
他回家探亲去了。一个多月后，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又过了一个多月，他死了。他永远地离开了北大荒。但他也获得了心灵的解脱。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他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我只能祝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
2019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