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赶写一篇领导讲话，突然闯进来一个老人；已有八十多岁，拄着一根拐杖，颤巍巍的。我问：“老同志，你找谁？”他说：“我是来上访的。”我说：“你走错了。上访到信访局。”他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推的姿势说：“请你不要再推了。我今天已经跑了3个部门，个个推来推去。今天我就在这里不走了。”说罢，拖过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了下去。我无奈地苦笑了笑，望望桌上正在赶写的文稿，想：“今天又要开夜车了。”我知道，遇到这样的上访人员，不到下班时间，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其实，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人。他姓彭，我小时，他住在与我家居住的院子相邻的轧花厂宿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县供销社主任，到我家来找过我父亲。他脸上有一块大疤，我们叫他彭大疤子。他那块疤，可是个光荣疤，是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枪伤。他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全身负过7处伤。我年青时曾听他做过革命传统报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听过他的报告，那时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常请他去作革命传统报告。他的战斗故事我记忆犹新：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打黄百韬的时候，他是连长。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着阻击国军徐州方面援军的任务。他们的阻击地段，大部分是平原开阔地,只有一些小小的乱石山,防守十分困难,却有利于敌人坦克的进攻。特别是碾庄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就在身后约四十公里处,阻击阵地纵深不足二十公里,可供机动的余地很小。战斗打得很残酷。他和指导员率领全连，连续打退敌人十五次冲锋。他一边打一边喊：“同志们,打戴大檐帽的！打机枪射手!”北面阵地上的三排,多数已经阵亡,八班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战士,在敌人蜂拥而上的最后时刻,这个战士冲进敌群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东面阵地的一排和二排，和敌人混战在一起,一排长负伤,二排长负伤已经无法站立,依旧在阵地上爬着指挥作战,直到血流殆尽。天黑之后,他们清点了一下人数,全连只剩37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挺机枪,每人子弹也只剩几发。分散防守已经不可能,他和指导员决定将剩下的人集中到一起。天刚亮，敌人就又围了上来。他对指导员说:“咱们和阵地共存亡。”由于已经没有炮弹,炮手把小炮拆了,把零件藏在一口酱缸里；司号员把号扔进火堆里,通信员也把联络旗撕碎,大家把自己身上携带的筷子、皮带、枪套都扔进了火里。他对大家说:“既然同志们愿意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和敌人拼了。敌人上来,就用木棒敲他们!用石头砸他们!用牙咬他们!只要不死就夺他们的枪!”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这个出生在淮安的贫苦农民，十六岁参加新四军,在战斗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懂得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就是死了,也没有白活。他把一个神枪手拉到身边,将最后几颗子弹拿出来,让他瞄准墙头上那个露出头的机枪手。枪响之后,那个机枪手扑通一声栽了下去,然后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国民党兵在很近的距离喊:“八路兄弟们!交枪吧,跑不了啦!”他也喊:“蒋军兄弟们,你们有的也是北方人,我们早就把你们的家乡解放了,你们家分了房子还分了地,现在你们打我们,你们有良心吗？你们也是穷人,为什么要为蒋介石卖命?”国民党兵又喊:“你们快投降吧,人这辈子为了啥,还不是吃喝玩乐,送了命不值得。”有个战士扔过去一颗手榴弹,爆炸声响过之后,又安静下来。突然,北面不远处响起了机枪声,是水压重机枪的声音。他一听说:“这是咱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他们团的一个营，终于赶了过来。那一仗，他们连仅活下来27人。
后来，在淮海战役的后期围歼邱清泉兵团时，他的连只剩下17人。在攻击一个村庄时，他带领17名战士,向当面企图突围的敌人发动攻击,阵地前的敌人有一个旅，是他们的两百倍。他们分成两个小组摸进村子,很快就发现了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他向两个小组做了个准备战斗的手势,然后突然大喊:“蒋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一个敌人开了枪,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脸飞过去,留下了那块“光荣疤”。他们一齐开枪,射倒了几名试图抵抗的敌人。“谁反抗就打死谁!”刚刚占领村子的国军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解放军,一时不知所措。一个军官说:“别打!我们投降!”但是,那个军官迅速地弯下身,拿起一挺机枪就要射击,被他即刻开枪打倒了。在受伤军官的呻吟声中,一百多名国民党兵举起了手。
他让一名战士，押送一百多名俘虏，到后方集中。这时，当面国军的反击开始了，几百名敌人在漆黑的夜色中蠕动,在曳光弹的光亮下,一片钢盔在摇晃着接近。他决定还是主动发动攻击,而且朝着敌人的核心工事攻击。核心工事是一条环形的战壕,他们一起扔出手榴弹,然后往战壕里冲。敌人顺着战壕向后跑,手榴弹在敌人群中爆炸。他们带的手榴弹很多,有几大筐,最后打得战壕里的敌人直叫喊着要投降,他们端着刺刀扒拉着数数,又是一百多人。
他们兴奋极了,接着向村子西北角敌人的最后一个阵地攻击。这是个梅花形的子母堡群,最大的堡垒直径有十五米,敌人的旅部就设在里面。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小地堡里的机枪同时射击,弹雨横飞,打得他们根本抬不起头来。一个战士在弹雨中慢慢往前爬,爬着爬着回头指给他看:“他们在这里!”黑暗中,他看见了敌堡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一片尸体。这是我军的一个突击连,昨晚激战的时候,从连长到战士全部倒在了这里。看见眼前的情景,他们都哭了。他们准备好手榴弹,包括自己携带的和从战场上收集的,个个身上都挂满了,大筐里也装满了。他一声令下:“投!”十几个人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出去。硬是将敌人设置在母堡前的防御线炸开了一道缺口。他们并排往上冲,敌人的机枪盲目扫射,战士们左躲右闪,爬上了母堡的顶部,一齐往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母堡里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一支枪挂着条白毛巾伸了出来。接着,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和一支接一支的步枪跟着扔了出来。天亮时，村内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他们的战果是:毙伤敌人两百七十人,俘虏六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九挺,步枪七百多支,迫击炮九门。
战后,他被授予华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开始向我讲述他上访的事情：
原先，他居住的房子，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的平房。――那个房子我还有印象，小时我曾在那里屋檐下掏麻雀，被他追赶过――一直到他八十年代离休，也没有另外分到住房。后来，要房改了，县供销社的几个现任领导，为在房改前每人再弄一套新房，就将他住的平房拆掉建一幢小楼，答应分一套给他，他临时住进了一间仓库。未料后来新调来一个领导，他的房子分给了那个领导。房改时，因他住的仓库是生产用房，不参加房改。10多年前，有一个开发商看中了那块地方，要他搬迁。但他的房子未参加房改没有产权，于是拆迁没有回迁房，也没有补偿。他当然不让。周围的居住房都被拆掉了，他和住在仓库里的几户，就成了“钉子户”。于是，给他们断水，断电，24小时用高音喇叭对他们广播，半夜敲门敲窗户吓唬他们。其它“钉子户”都熬不住走了，他不走，他说：“我怕啥？八百万国民党都被我打败，还怕这几个小鬼。”市长亲自上门来动员，被他教训了一顿。有一天，是在大年初四，突然来了一帮人，开着几辆车，将他从房里强行拉出来，将屋里的东西都扔出来，然后将他的房子扒了。从此，他开始了他的上访生涯。他说：
“我找信访局，信访局将我的人民来信转到县供销社。供销社已经倒了，只剩几个人看门，用出租房屋的租金，天天吃喝玩乐。信访局又叫我找组织部老干部局，组织部说这是市长亲自过问的事情，叫我找政府办。政府办说这涉及到供销社几个干部多占住房的问题，如果能让他们将多占的房子退出来，就能分给我一套；叫我找纪委。纪委说，清房工作早已结束，现在已没有人负责这事，叫我向法院起诉，打民事官司。法院说这不是一般的民事案件，房产开发问题是当前国家敏感的经济政策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叫我找老年协会调解。老年协会倒是很同情我，但他们没权解决问题。就这么推来推去，推到现在。信访局甚至还叫我去找老干部活动室。过去我当领导时，有好处都让给职工。现在我们供销社几个领导，都是八几年工作的，哪个没有几套房子。我抗日战争就参加革命，至今连一间房都没有。现在的拆迁，就像强盗一样，死了人也没人管。当年我们提着脑袋打江山，没想到现在就让这帮人作威作福……”
说完，他颤巍巍拄着拐杖站起身要走，一边说：“我知道你们不管这事，但我要说给你听听，说了心里舒服。他们谁也不肯听我说。你是好人，要是你管这事就好了……”
我站起来送他，一边想：假如我管这事也无能为力，还是法院说得对，“这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现在政府为了房地产，为了拆迁的事，已经发了疯，什么也不顾。那么多恶性拆迁事件，死了那么多人，有哪个领导哪怕是作过一个字的批示的呢？
自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这位老人，如果他还活着，已有90多岁了，不知他最终分到房子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