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都快十点了，大伙还听呢，我们女知青的头，陶秀云就跟大伙说：
“闭它睡觉吧，人们都困了，明天早晨起来还要干活呢。”
于是，就关了收音机睡觉。可刚躺下不大一会，就听许丽说：
“这天是咋地啦，刚躺下咋就亮了呢？”
王淑杰闭着眼睛说：
“许丽你准是又睡糊涂了，这才几点呀，就亮天啦。”
许丽呼地一下坐起来，还大声喊上了：
“不信你们往外看看，太阳都出来了。”
我们也都起来往窗户上看，可不是咋地，窗户外边通红铮亮，还真像太阳似的，但那不是太阳，这时候，就听男知青那边有人喊了：
“着火了，是小学校那着火了，赶紧救火去。”
等我们拿着水桶、洗脸盆跑到失火的地方去救火，那几间草房子也都烧爬架了。那我们也忙活好一阵子，往上泼水，拿铁锨往上攘土，一直到把火扑灭。
多亏是冬天，学生放寒假了。就一个五十多岁老师在那里住，听说那老师是省城的家，也不知道犯啥错误给下放到这来了，平时就不着领导喜欢，可他有文化，当地又缺有文化的人，就让他当老师，他平时梳个大背头，人们都管它叫大背头老师。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青年点当时没有篮球架子，没法玩篮球，所以，晚上吃完饭，就去那个小学校打篮球。那时候我们就看过他，他见着女的，用色眯眯眼睛看人，我们一看他那样都心烦，当时我们当中有的人就说：
“他肯定是因为作风问题才被撵到农村来的。”
今晚学校着火他倒是没被烧死，但他背头变成了卷毛，脸上被火烤的跟个熏鸡似的，哆哆嗦嗦地站在那。我们光顾救火了，不知道大队书记啥时候来的。就见书记来到背头老师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问他：
“你他娘的咋还把房子给点着了呢？”
大背头说：
“不是我点着的。”
“那是谁点的。”
书记的嗓门真大，当时把我们手里拿着救火的洗脸盆都震得“嗡嗡”响。
我们男知青“四眼”就是好露尖嘴，人家大背头还没说话呢，他替人家说上了：
“不能是他点着的。”
书记一听冲他去了：
“你咋知道不是他点的？不是他，那就是你点的。”
“四眼”这下子毛了，急忙摆着手说：
“也不是我点的，没准还兴许是放双响整着的，要不就是谁抽烟整着的。”
书记仍然朝他使劲，用手指着四眼的鼻子说：
“双响是你放的，要不就是你抽烟整着的，对吧？”
我们队长赶紧上前用身子挡住“四眼”，对书记说：
“年轻人不懂事，瞎说，请书记别生气。”
书记认识我们队长，听他这么一说，他把绷着的脸松开了点，用眼睛扫了我们一圈，然后用饶恕我们的口气说：
“看在你们帮助救火的份上，今天就不追究了。”
回头用手一指大背头对他带来的人说：
“把他带走，明天送公社去。”
说完人家走了，就剩下我们这帮救火的了。忙活了半宿，啥好也没捞着，还差点摊上放火的嫌疑。我们当中有的人就发牢骚了：
“你说咱们这些人也真是的，狐狸没抓找，还惹得一身骚，往后再遇上这事，可不能再管了。”
可当领导的就不那么说了，当时我们李书记就说：
“再遇到这样的事还得管，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呢？再说了，今天我们要是不来救火，那人家就得说火是我们放的，还真就成了放火的嫌疑犯了。”
当我们回到青年点，天真的要亮了，太阳都要出来了。
就因为这件事，那年过年我们都没捞着放鞭炮。那年春节我们差不多一半人都没回家过年，领导知道我们在那过年擅作不了，他们临回家时嘱咐我们：
“过年别放鞭炮了，小心别失了火。”
我们当中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过年着火更好，不是说火烧旺运吗？”
领导开始吓唬我们了：
“要是着了火，以后就别想回去当工人啦。”
就这句话好使，我们最怕说这句话。
别看没有鞭炮放，我们照样过得很热闹。记得过年那天我们弄了好多菜，还喝了不少酒。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唱歌、跳舞，把那盆和碗敲得叮当乱响，就差点没把房盖给鼓起来。到后来黄丽萍和一个男知青合伙还演了一出《白毛女》。他们唱得大家好心酸，有的人就说：“别演这个了，整的心怪难受的，还是唱点高兴的吧。”
天大概都快要亮的时候，我们才睡觉。第二天早晨就是大年初一，太阳都老高了，我们还睡呢，一直听到队长叫我们才醒。黄丽萍用被子蒙着脑袋在被窝里说：
“我说队长啊，你就行行好吧！大初一的，你就让我们歇一天，别让我们干活了。”
“歇着吧，我是放心不下你们来看看的，怕你们把房盖给弄的塌下来。
”队长说完骑着自行车走了。
就是在那年的正月，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上海大城市下乡到边疆地区的知青，有返城的消息了。第一次听到了改革开放的词，虽然我们对那些新名词弄不太明白，但感觉国家政策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果然，当1978年春天要种地的时候，就听到了矿里要我们回去当工人的消息，有一天，李书记从矿里开完会回来了，他对我们说：
“矿上领导说了，把你们填的表都交上去了，等上边一批下来就让你们回去上班。”
他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底下“哗”的一声，大伙都拍巴掌鼓掌，我跟你说，我把手都拍疼了，那也不停，还使劲拍。
等到了1978年秋天，我们刚把地里的庄稼收割完，就接到了回矿里当工人，接受身体检查的通知。
记得那天早晨，还是矿里的汽车来接的我们，体检完了之后，我们又回到青年点，一边打场，一边听矿里的通知。一个多月后，大概是十一月中旬，我们就彻底结束了在农村的生活，回到了煤矿。掐着手指一算，我们在乡下整整干了三年零三个月。
回到煤矿以后，我被分到一井，当上一名充电工。这一干就是24年。按着国家的有关规定，煤矿充电工属于特殊工种，所以，我在2001年年底，四十五周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到今天为止，我退休都已经快二十年了。当然了，和我一起下乡的那些知青们，如今也都退休了。一晃我们都走进了老年，想想当年我们仍然会热血沸腾，我们会骄傲地说，知青，是光荣知青；知青，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