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年的秋天，公社和矿上联合给我们盖了新房了，同时还建了厕所和一个篮球场地，从此我结束了在“露天厕所”解手的历史。好像两个问号似得篮球架子立在那篮球场上，成了我们每天傍晚都离不开的地方，离不开那球架子的还有牛和驴等牲畜，他们会靠在那根粗柱子上蹭来蹭去，牵着打着都不走。当地社员也会把拉车的马和驴栓在那根柱子上，简直成了老爷家门前的拴马桩。我们每天都是驴粪和马粪的清扫工。
在那年正月天下了一场大雪，预示着这一年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所谓瑞雪兆丰年嘛！那时候村子里有一个白胡子的冀先生，年纪都快七十岁了眼睛还和猫眼似的贼亮，当时捻着胡须、眯着双眼说：“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村里社员听了都连声称赞：
“好！冀先生真有才。”
“那当然，人家看多少书呀！看见那胡子了吗？那里边都是学问。”
其实那只不过是小说《红楼梦》当中一句说词而已，凡读到初中的人都学过那篇《胡芦僧判葫芦案》的课文。可又有谁会去计较那些，都祈盼着有个好年景，但老天爷的事谁也拿不准，你说没雨没雪吧，它明天就兴许下了。你让它下吧，可它偏就不下。天气的事就那样，神人也整不了，只能由着它的性子来。
大雪还没完全化，距离种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青年点的两个小手工作坊悄无声息的开张了，一个是漏粉，一个是烧酒。那天早晨还没等我们起来呢，李书记破锣似得声音就响了：“快起来啦！女的去黑城子粉厂漏粉、男的去酒厂烧酒。”
这时侯我们会把头用被子蒙上，假装听不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们来到乡下一年多快两年了，也不像刚开始那样象一群听话的小绵羊，任凭领导摆布了，甚至有时候还学会了油腔滑调，油嘴滑舌的，用句土话说就是都变成“老油条”啦！可不管怎么油，最后活还得干。吃完早饭，我们二十多个女青年就从青年点出发，前往三十多里地以外的黑城子南梁粉厂。想想那年春天，我们青年点真是各种副业全面开花，先有粉厂、酒厂，之后又有油厂、米面加工厂，还养猪养羊，真是样样俱全，应有尽有，我们没有干不到的活。
平时只是吃过粉条，可不知道做粉条是那么麻烦，而且还特别辛苦，得先把地瓜或者是土豆打成浆，然后再把浆倒进大铁锅熬熟、等凉了以后过滤、搅拌，这些工序都进行完了，在把糊状的粉坨子用瓢蒯进漏粉的漏勺里，从漏勺漏下去的就是粉条了，最后把粉条拿到外边去晾晒，等晾干了以后就可以吃了，十来道工序，麻烦着呢！
再看我们干活那小厂子满院子都挂着粉条子，跟画上画的瀑布一样；你别看粉条好吃，可刚做出来没晒干的时候，那味道才难闻呢，酸臭酸臭，跟厕所的味差不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吃，可后来就不愿意吃了，甚至一看到那粉条就想起酸臭味，就恶心想吐。
漏粉就好好漏粉吧，还献血，说是为了挽救阶级兄弟的生命。
有一天早晨，我们刚干上活不一会，领导就慌慌张张跑进来，冲我们喊：
“都放下手里的活，跟着我快走。”
说着就朝大门外跑，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跟在他后边瞎跑，我们都互相猜疑着问：“这是往哪跑呀？干啥去呢？”
“谁知道啊！你问我，我问谁去。”
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一点是肯定的了。果然，等我们好二十多人跑了四五里地，从南梁粉厂跑到黑城子公社所在地的卫生院一看，院里院外都是人，说是煤矿井下发生严重塌方事故，当时就砸死了好几个人，还有十多个重伤员正在抢救，让我们来就是献血。当我们听说在抢救的伤员里有一个是煤矿的大官急需要输血的时候，我们都争先恐后的往前挤，急着验血，恐怕那个大官死了，我们回不来当不上工人啊！可我们二十多个女的验完血都对不上号。正在这时候，我们酒厂的领导带着男知青们也赶到了，就看他们一个个都摩摩拳擦掌的挣着抢着往前挤呀，“眼镜军师”宋唐波眼镜都挤坏了，还往前挤呢，他还对带队的领导说：
“我是第一个到的，抽我的血吧。”
结果领导一把把他拽出来，还训斥他说：“不遵守纪律，瞎挤啥呀！”
他只好站在一旁看着别的人挨个去验血，验血又验了十多个还是没有一个对上大官的血，“眼镜”看着有些着急，他怕自己轮不上，到时候可就献不上血了，他直接冲我们领导承认错误：“队长，我知道错了。”
队长“嗯”了一下，没再理他。可这时就看从手术室里出来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医生，对着验血得男子喊道：“血呢？血呢？”
验血的男子说：“血型都对不上。”
医生喊：“快送进来，病人心跳快没了。”
眼镜一看，再次走到队长跟前，问队长：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队长看了看他，挥挥手说：“进去吧。”
还别说，验到“眼镜”的时候，还真对上了，他脸都涨红了，就好像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似的，大声对我们喊道：“对上了，我的对上了，要抽我的血啦！”
可那一抽上就不停了，抽着抽着“眼镜”的脸变白了，开始他还硬挺着，最后坚持不住了，跟医生说：“我头晕。”
可你听医生咋说？
“没事，抽血都头晕。”
可这时候医生说血还不够，还得抽，我们大伙一看不行了，再抽“眼镜”就得死了，我们知青的头二公子就对领导说：
“不能再抽了，再抽要出人命了。”
等我们把“眼镜”抬回粉厂，他都没醒，还在那躺着呼呼的睡，脸煞白煞白的。可当我们看到队长的脸时，他那脸更白，他那是吓得，害怕眼镜死了呀！就是这样，下午李书记来了以后，还是狠狠撸了他一顿。
李书记说：“让你领着献血去了，可没说让你领着去献命啊！”
“眼镜”命大，十多天后恢复了，我们大伙跟他逗着玩，问他：“那个大官抽你的血了，也没把你抽回去当工人吗？”
“眼镜”看看我们，一句话也不说，脸涨得更红了，比那天说要抽他的血时还红。
献血事件平息后一个多月，布谷鸟就叫上了。留一少部分人继续漏粉，我们大部分又都回北塔子青年点，一场春耕生产大会战正等着我们呢！
那年春天果然又没下雨，谷雨都过了一个多月也没下，就正月下一场雪，打那之后，连一滴雨点没掉，地旱得都裂挺宽的纹。别说种地了，最后就连人和牲蓄吃水都变得比吃油都难。村子里那两口大井的水也早就都被人们吃干了，别说那水有死猪死羊的味，我看就是有死人味也剩不下。
说来也怪，人家四外都下雨了，就是从北塔子往北不下雨。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全国都风调雨顺，可就我们那不顺，就好像我们那没粉碎“四人帮”似的。当地公社也想很多办法求雨，放电影、让社员们排节目、演节目，可那管啥事呀！啥事都不当，照样不下雨。你说演电影吧，演啥片不好，偏放《上甘岭》。本来不下雨就干，这下更干了。老天爷的事谁管了呀？它高兴就下，不高兴就不下。别看不下雨，风可刮的大，天天都乌烟瘴气的。那地方离内蒙近，风沙大，还好刮旋风，一看旋风来了，我们都趴在地上，害怕被卷走了呀！我们那段日子天天都跟刚从土洞子里钻出来似的，跟土驴子差不多。这时候年轻人坐不住了，担心不下雨，种不上地，可年纪大点的人都稳住池子里了，故作镇定，装模作样地说：“着啥急呀，有什么好担心的，老天爷能忘了我们吗？”
村子里的白胡子老先生也说了：“别着急，人忙天不忙，早晚有一场，”
还说：“大旱必有大涝，风多大，雨多大。小心发大水，别让大水冲走了。”
他说得似乎有道理，可眼前的事解决不了呀！就一个没水吃都受不了。后梅林生产队长和我们青年点领导一商量，还是自己想办法吧，老天爷是指不上啦！活人咋也不能让尿憋死呀！于是就想到了打井。
有一天早晨，村里的生产队长领着一个穿长衫、梳背头的人来了，到处转悠，最后转到我们青年点来，给我们带队领导介绍说：“这是从北边奈曼旗请来的看风水的王先生，看看在那打井好。”
我们男女知青啪巴掌鼓掌，表示欢迎。再看那风水先生，双手背在身后，前后左右看了一会，嘴里说：“好地方，好风水。”
他说那话我们都觉得好笑，不知道他是根据啥说我们青年点那是好地方，风水又好在哪？他一边说还贼眉鼠眼地朝我们这些女知青身上看，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当时张云莲大姐就跟我们小声说：“我看他就是看咱们这些姑娘长得好，才说这地方风水好的。”
刘淑华也说：“嗯，我看也是，看他那样吧，油腔滑调的，不像个好玩意。”
别看我们没把他当好玩意，领导们可把他当宝。我们领导就对王先生说：“请进屋喝点茶吧？”
就见他摆了摆手，连声说道：
“改日再喝，改日再喝！以后时间长着呢！”
他眼睛始终没离开过我们那些女知青，一直听到生产队长说：
“王先生，我们再到别处去看看吧！”
他这才不情愿地滚蛋了！
打井可不是简单的活，光累不说，还很危险，弄不好要死人的，这回不用我们女的往前冲了，去井下干活的都是男人的事，有生产队的男社员，也有我们男知青，尤其见水以后，那男的就穿着一个裤衩干活，我们女的也都不闲着，在地面上干，往上绕辘辘，往上提土和水，井下的社员和我们男知青比赛干，又叫又喊，谁也不怵谁。后来水深了，活也不那么好干了，我们看见井下干活的人，每挖一铁锨泥巴，都要弯下腰去，整个后背就好像磨盘似得沉入水里，然后再慢慢浮起。那活我们女的真的是干不了。
井打成那天，大伙可乐坏了，公社领导都来祝贺！最起码我们有水喝，嘴唇不再裂口子啦！我们养得那些牲口也都渴屁啦！见着水那个喝呀，那牛一个个真都像一台台抽水机似得，都不抬头。我们放牛的牛倌卢秀荣看着牛喝水，高兴的跟我说：“它们这回终于解渴啦！”
但这解渴的日子没过几天，就出大事了，自从喝了那井水以后，就拉不下屎来，无论人还是牲畜，都出现了大肠干燥，领导们这下子可毛了，用矿上的大卡车把我们装上，都拉到县里的医院去了，到那一检查，说像是食物中毒，但说又不像；后来一检测井水，说是水里有金子，还有铁，你说人能受的了吗？
费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打成的井，水还有毒，不能吃，还得继续渴着，天不下雨，地也种不上。但好几十人不能就那么待着呀！这时候接到县上让我们去参加植树造林的通知，于是我们这群人又和蜂子一样跑着栽树去了。我们去栽树的那个地方是黑城子公社仅靠牤牛河边一带，那地方不旱，更不缺水，白天干活，晚上就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我们住的那个村子名字叫大庙，可我们在那干了十多天，也没看见庙，倒是看见有和尚摸样的人。
刚去那天晚上，生产队招待我们知青，请我们吃饭，我们到他们队部时候都已经掌灯了，我们借着像萤火虫一样的大煤油灯发出的亮光，看着大火炕上齐刷刷地坐者一排人，他们都留着光头，穿着黑吧溜球的衣裳，看见我们进去就跟没看见一样，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们心里感到瘆的慌。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没吃，黄丽萍问我：“国英，你说这些人是和尚吗？”
我说：“可能是。”
她又说：
“是和尚咋不念经那？”
我就说：
“可能念累了，歇一会呗！”
我们俩话音还没落呐，就看从外边进来好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气势汹汹走到那些“和尚”跟前，大声呵斥：
“马上到院子里集合，快！”
再看那些“和尚”，一个个都好像刚抽完大烟似得，顿时来了精神，飞快地跑出屋拿着镐头铁锨，站着排跑了。这时就听生产队长说：
“我们这地方是咱们县的边界，条件艰苦，劳改犯都来我们这改造。”
我们这才知道敢情那些人不是和尚，是劳改犯。
我们知青有人就说了：“听你这话，我们也是来劳动改造的了？”
队长急忙摆着手，连连说道：“你们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那能是劳改犯呢！”
当时我们都被安排在村子里居住，我和尹桂琴、许丽还有黄丽萍四个人住在一户姓孙的人家。那家男主人老孙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媳妇前几年得病死了，剩他一个老光棍和他七十多岁的一个小脚的娘。我们住进他家那天，娘俩着实高兴一阵子，好像过年似得，晚上把煤油灯的灯捻子使劲往上拔，可睡觉的时候他娘不高兴了，看着她儿子夹着行李去外屋地下睡，她心疼了。
老孙解放前当过教书先生，解放后也当过几天老师，可在闹“文革”时，老孙成“臭老九”，挨整了，说他干活出工不出力。现在“文革”刚结束，但是，在偏僻的边远农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还浓着呢。就在我们去的第三天，老孙就又挨整了。
那天他正在离我们不远处栽树，他本来干活就慢，再加上他头天晚上还参加生产队的大会战，干活肯定快不了。可就在这时有四五个戴着红袖章的人过来了，老孙一看，顿时大腿就哆嗦上了，人都那样，心一害怕一慌就容易犯错，把树苗也拿颠倒了，树根朝上就栽上了。红卫兵小将的头是个女的，也就十七八岁，当时用手指着老孙厉声喝道：“臭老九，你咋栽树呢？”
老孙赶忙把树苗倒过来，点头哈腰地说：“我错了，我改正。”
就听那女的又问：
“你最近老实吗？”
老孙赶紧说：
“老实，老实！上茅房解手我都背毛主席语录。”
说这话可不得了，只见那女的突然一伸手，都快指到老孙鼻子上了，回头对一同来的那几个人说：
“他骂毛主席，揍他！”
那几个人扑上去对老孙一顿拳打脚踢。再看老孙可惨了，被打得鼻青脸肿。不一会，那女的好像又想起来一件事，就问老孙：
“写大字块，为啥故意把字写错？”
老孙战战兢兢地回答：
“没有哇，哪个字写错了，请指示？”
那女的又用手指着他说：“你还是不老实，是吧？我问你，发展的”展“，里边有一撇，你为啥不写？”
老孙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
“那里边根本就没有撇。”
“胡说，我写就带撇。”
听老孙那么一说，她可能也弄不清有撇还是没撇了，所以说话声比之前小了许多。
可老孙害怕再挨打，就喊：
“毛主席万岁！”
那女的上去就给老孙一脚，骂道：
“你他妈瞎喊啥呢？这是你能喊的吗？你个臭老九。”
老孙也真懵了，也忘了毛主席都逝世了。
我们几个实在看不下眼，就走过去给老孙求情，对那女的说：
“别打了，我们晚上在他家住，他挺老实的。”
那女的看看我们，对老孙说：
“看在这些知青的面上，今天先饶了你。”
随后，冲着她带来的那几个人一挥手，说了声：“走！
老孙真够可怜的，人家都走了，他还弓着腰在那站着，我们就喊他：“哎，老孙，人都走了，你快干活吧！”
老孙这才抬起头，四下看看，跳进树坑去栽树。有时候他娘也会过来帮他，可多数都是帮倒忙。那天他娘又来了，看老孙被打成那样，就心疼地说：
“造孽呀！咋把人给祸害这样啊！”
接着就拧着小脚拿着树苗下树坑去栽树，腰刚弯下去就坐在树坑里了。
老孙就对他娘说：
“娘，你赶紧回去吧。”
可他娘摇摇头说：
“四只手总比两只手强。”
老孙就说：“你要是摔坏了，那就一只手都没有了，我还得照料你。”
她娘这才不情愿地爬上去，坐在那看着。
我们过去帮助他干，很快就干完，他娘看着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一个劲地说：
“多好的姑娘啊！我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去！”
说着又拧着小脚走了。
她还真说话算话，给我们做鸡蛋羹吃，她还一勺一勺给我们往碗里舀，看看这个，瞅瞅那个，笑得连嘴都闭不上，好像她们家从来没有过那么多人。
当我们要走那天，老太太往外送我们，我们就对她说：
“老奶奶你脚不方便，回吧！”
她还拧拧地往外送，哭着说：
“你们这一走，以后我儿子再挨打，连个求情的人都没啦！”
汽车都拐弯了，我看她还没回去呢。
【作者与讲述者的对话】
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去我爱人所在的医院，帮她清扫，她负责妇产科的卫生，有的地方也不是男人能去的，帮她也是有限的。我会拿着拖把使劲拖地；把窗户擦得跟没有玻璃似的。那边产房不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又有新生命来到人间，此时产房内外都是人，走廊里更是拥挤不堪，人们都跟点燃的蜡烛似得来回晃动，只有那白大褂象小鸟一样在人群里跳来跳去。每到这时，我爱人也会穿白大褂跟着跳，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忙些什么？我看见就在婴儿啼哭的同时，有个站在产房外的男人张着嘴笑，我指着那个人问我爱人：“那一定是孩子的的爹！”
“是。”她又说：“你咋知道呢？”
我说：“看那高兴劲吧！”
“也不是都那样，也有不高兴的。”她说。
我问她：“是因为没生小子吗？”
她说：“也不全是。”
我越听越糊涂，可人家没时间跟我解释。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当年我认识的的熟人，他女儿在里面生孩子，他和老伴站在走廊，愁眉苦脸的，可我还给人家道贺，说：
“大喜。”
老两口看着我苦笑一下，那笑比哭都难看，半天蹦出一句：“啥喜呀！造孽呀！”
我这才发现他们女婿没在，就问：“二林没来吗？”
就见那老头气得一跺脚，瓮声瓮气地说：“别提那畜牲。”
那老婆赶紧给我解释说：“二林挣钱给别人的女人花还不算，如今还领着别人的女人跑了。”
我爱人也过来打招呼，跟她们调侃道：“男人一生不能做四件错事：话不能说错，女人不能领错，门槛不能踏错，口袋不能摸错。二林错了两条，踏错了门槛，领错了女人。”
说完，抱着行李进自己屋去了。我随后也跟着进了屋，坐在她对面，笑着问她：“刚才那几句话，你是啥时候听谁说的？”
她不直接回答我，而反问：“还记得当初找咱们拉砖的那个张满仓吗？”
我说：“记得，不就是那个他媳妇长的挺好看的，腿断了的人吗。”
她用眼睛白冷我一下，问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弄的吗？我说不知道，我当时也没问，更没告诉我。后来当她告诉我说，是被别人家的男人给打断的。
她看我没说话，就又接着说：“他就是踏错门槛，挣钱给别人的女人花的人。这几句话还是他爸张队长给我们讲的呢！”
我当时呆呆地发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我问她张满仓的腿是被谁打断的时候，她用手指着门口外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兴奋地告诉我说是别的女人家的男人。对于张满仓断腿这个事，我二十年前就应该知道，可那时候因为我只知道挣钱做买卖，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所以今天听取来感觉很新鲜，对他接下来详细讲述满仓断腿的过程了充满期待。（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