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树回来，我们原以为能歇歇，可没过两天就下雨了，这下可真就应了那句“人忙天不忙，早晚有一场”的老话。每年都是春耕，今年可好，都快到五月节了，才下雨，简直成了夏耕。但不管怎么说，总算能种地了。这下可把人们忙坏啦！男女老少，大人小孩，全出动了，连学校的学生都放假了，啥都没有种地重要。开始用耕牛种，最后听说公社要给我们派铁牛来种地。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得盼呢！终于有一天早晨，我们听着响动了，出去一看，长的像坦克一样的家伙停在门口，从那里头还钻出一个年轻小伙，这时张队长走过来，用手指着那个人，给我们介绍说：
“这是我儿子，开拖拉机的。”
“我叫张满仓。”
那人冲我们点着头说。
然后我们就跟着拖拉机上山种地，进行劳动分工，有撒种子的、有捋粪的，还有打磙子的，那真是一个人顶十个人忙。只要看得见的时候，我们都在田里，到了天黑，“铁牛”回家了，可我们还得打磙子，错过了明天，种子一干可就出不来了。“铁牛”就是比耕牛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大片的耕地就种完了，剩下的小快地，还得用牛犁杖种。
那天中午种完地，大伙都在院子里歇着，看着“铁牛”在那停着，就议论开了。有的夸“铁牛”好，种地快；可也有的人说“铁牛”种地快是快，但不知道庄稼苗出的啥样。更有人担心会白受累，根本不会出苗，大伙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说啥的都有。当时张满仓也和大伙一快歇着，人们都用羡慕的目光看他，会开拖拉机那相当了不起，当时流行一句歇后语，叫“背着手进鸡窝，不（捡蛋）简单。”我们李书记就对张队长说：
“老张，你真有个好儿子，看他开着“铁牛”多威风！”
他听了抿着嘴笑，嘴里还一个劲说：“都是党和毛主席教育得好！”
“满仓今年多大啦？说媳妇了没有？”
李书记眼睛看着张队长问。他刚要回答李书记的问话，正在这时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院来，进院就喊：
“满仓，满仓在吗？”
张满仓一看赶紧站起来喊：
“老伯，你咋来啦！”
就见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快回家，你媳妇要生孩子，我先跑出来了。”
大伙听完“哄”地一声都笑了。其实他想说，“我先找你来了”，
可一着急，后边的话没说出来。这可让王岐抓住话把了，就听他笑着问：
“你侄媳妇还没生呢，你一个叔公公咋先出来啦？”
他说完，逗得大家又一阵大笑。队长爷俩可顾不上笑，跟着那个人一溜烟似得跑了。王岐还嫌我们笑得不够，就冲着张队长背影说：
“儿媳妇生孩子，你一个老公公那么着急干啥呀！”
他们都是一个大队的，平时都说笑惯了，那样的话我们可不敢说，也不会说。第二天，张满仓上班了，王岐问他：
“你媳妇给你生个啥呀？”
“和她妈一样。”
他不高兴地说。
王岐就逗他：“这回你有女婿给你打酒喝了。”
地种完了，“铁牛”和满仓都用不上了，之后就没有了联系。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又到种地的时候，铁牛又来了，可开铁牛的人不是满仓了，我们就问张队长：
“张大爷，你儿子满仓咋没来呀？不会是高升了吧？”
他用鼻子“哼”一声，没好气地说：
“高升了，差点升天上去。”
我们一看不对劲，不敢往下问了。后来王岐告诉我们，他儿子张满仓凭借自己会开拖拉机，有别的女人看上了他，就跟人家鬼混，最后让人家男人把一条腿给打断了。说满仓断腿那天，他爹去接他，到跟前一看，满仓被人打得坐在地上，鼻青脸肿地对她爹说：
“爹，我腿没了。”
把他爹肺都要气炸了，咬牙切齿地说：
“真是造孽呀！你不仅腿没了，老张家人的脸也让你丢尽了，以后我这张老脸可往哪搁呀！”
我们从那时候起，才知道，整天乐乐呵呵张大爷，原来也挺操心的，不亏听老人们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看来还真不假。
那年虽然比往年种地晚点，但庄稼长势好，都跟气吹的似得，比着赛往起长，高梁苞米到了拔节的季节，一到晚上就听那地里“嘎巴嘎巴”直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一听那动静都吓得跟丢了魂似的跑，还以为闹鬼呢！雨水也不缺，三天一小下，五天一大下，人们都高兴得连嘴都合不上，农民一年就盼着能有个好年景。
但是，那时候农村每年一到六七月家家户户就该断顿了，说白了就是没粮食吃，庄稼长得再好，现在也不能吃，真就应了那句老话，远水解不了近渴。营子里那个白胡子老先生，此时又有话说了：
“庄稼人两头忙，中间饿断肠。手中无粮，主人心慌啊”。
那时候不仅我们青年点没吃的，生产队更没吃的，生产队的粮仓里没有粮食给社员分，就连老鼠都饿得跑光了。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哭了，都说：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年轻一些的人想得开些，总觉得国家会来救济他们的，他们说：
“愁什么呀，天无绝人之路，咱们队长不是去公社要粮了吗！”
离我们青年点不远，住着一户姓冀的，那地方姓冀的多，那家有个七十多的老太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小脚不大，走路也不方便，但她每天也都挎着筐“拧拧”地往山上走，明知道没有野菜，还满山去找。
有一天下午，她又挎着空筐回来了，从我们门前路过，我们跟她搭讪：
“老奶奶，咋空着筐回来啦？”
她站住之后，身子还得晃荡两下，然后说：
“今天野菜没出，明天再去找吧！”
我们看着她笑，可她不笑，眼睛朝马棚里使劲，原来我们饲养员正给马喂料那，就是上边给拨下来的，当时叫豆饼。老太太拧着小脚过去了，跟饲养员说：
“你给马吃的东西，能分给我点不？”
饲养员说：
“这是豆饼，人不能吃，涨肚。”
老太太说：“我知道是豆饼，我也知道涨肚，你就说给不给吧？”
饲养员没办法，就给她往筐里捧了两捧，然后对她说：“你吃了涨肚可别怨我呀。”
老太太高兴，挎着筐往回走，嘴上还叨咕着：
“涨肚总比饿肚子好受啊。”
老太太的话给我们提了醒，后来我们也吃上豆饼了。但这样一来可就苦了那些马，明明是它们的口粮，可却都让我们人给吃了。看着我们跟马抢吃的，队部的领导们嘴上不说，心里也不是滋味，那阵子当官的都跟霜打了的茄子似得，蔫头耷拉脑的，队长整天拿着个布口袋到处转，去张罗粮食，我们七十多人每天都跟小鸟似得，张着嘴要吃的，那真是口口不咬空，有句话说的好，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有一天，都快中午该做饭的时侯了，可锅里连一粒米都没有，把当时在食堂做饭的任秀梅她们急得在屋里来回走遛，俗话说的好“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粮食做，着急也没用。孙勇跟任秀梅关系好，那天中午刚下班，他直接冲食堂去了，进屋开始找吃的。任秀梅就对他说：“别翻了，能吃的东西全都没有，有的东西又都不能吃。”
“那咋还不做饭呢？想饿死我们呀？”孙勇笑着问。
任秀梅用手敲着空盆，假装生气地说：“做饭，做饭，就知道吃饭，我拿啥给你做？做你个球啊。”
正在这么个时候，队长背着半袋子子高粱米回来了，放到锅台上，对任秀梅说：
“就这么多了，给大伙熬点粥吃吧！
孙勇急忙说：
“又吃粥，我这肠子都吃细了。”
任秀梅故意气他：
“有粥吃都不错了，害怕连粥都喝不上溜呢。”
我们的想法跟村子里年轻人一样，相信国家既然把我们送农村来了，就不会不管我们，再说我们跟农村人比，还多一个指望，除了国家公社以外，还有矿山管我们，我们的父母还都在矿上呢。
我们队长去了一次矿里，三次公社，可他什么都没拿回来，只是带回来几句话。从矿上回来那天，跟我们说：
“大伙别着急，再等两天，矿里说马上有粮食来。”
说是等两天，三天过去了，也没看见粮食的影，第四天矿里的汽车倒是来了，但送来的不是粮食，而是一车烧火的煤。矿上只生产煤，根本没有粮食。等他从公社回来，就挺着腰杆、拍着胸脯跟我们说：
“大伙放心吧，公社主任说了，只要他不饿死，大伙也都饿不死。”
接着他又说：
“公社有的是粮食，马上给送过来。”
其实队长还真没撒谎，公社还真有的是粮食，可那时候备战备荒，粮食留着打仗给解放军吃，谁敢乱发。
又三四天过去了，仍然没见有粮食来。嘴上说说的事让人不敢全信，不信又不敢，要不日子过下去谁也没盼头了。
人饿急了，啥事都干得出来，那个季节别看庄稼没熟，但地瓜能吃了，那时候各个生产队都种很多地瓜，就是为了救人的命的。
有一天，我们也去地里翻地瓜，那地里不知道被人们翻过多少遍了，可村里村外的人还是用镢头去掘。满地都是人，人比地瓜还多。当时人们眼睛都红了，瞪着眼珠子掘呀，可不大一会，出事了。
我们男知青“四眼”别看眼神不好，可运气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掘着个大地瓜，刚想去用手拿，可有比他手更快地，让人家村里一个姓冀的把地瓜捡起来放自己筐里了。那人外号“冀彪子”，其实心眼也不坏，就是平时说话彪虎的，再加上饿，今天就干出不是人的事来了。“四眼”平时都不让人，现在更不让了，扑上去就往回抢，“冀彪子”哇哇一叫唤，旁边地里的人都看到是“四眼”在抢，连我都那么认为。冀彪子冲我们喊：“你们知青欺负人，抢我地瓜。”
我们赶紧围上去，我们头二公子就问他俩：
“你们俩到底是谁抢谁的。”
冀彪子还恶人先告状，说：
“你们都看见了，明明是他在抢。”
我们的头气急了，就对四眼说：
“你饿疯了咋的，还动手抢上了。”
“四眼”心里委屈呀，当时都气得脸都青了，对冀彪子说：
“你要不怕遭雷劈，就拿去吧。”
可像那个冀彪子你就走吧，可他还挺着脖子，硬气地说：
“本来就是我的，当然要拿走。”
这句话把四眼惹急了，冀彪子要转身走，“四眼”又扑上去了，可“四眼”哪是冀彪子的对手，回头就给“四眼”一拳，这下可好，“四眼”不但没打着人家，反倒自己挨了打，再看“四眼”眼镜腿也折了，还落了个乌眼青。二公子此时看不下去，就走过去跟冀彪子理论：
“今天我就彪了，你们能咋地。”
冀彪子说着冲二公子就过去了。要不是群众和我们大伙拦着，非得打起来不可。生产队的队长听这边有动静就过来，到跟前一看，就骂骂咧咧地说：
“他娘的，你们真是疯了，没饿死先掐死，你们死了让老子咋跟公社交待呀？”
骂完了之后，队长又说：
“彪子是我的社员，革命群众。”
又一指四眼，说：
“这个是知青，还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俩究竟谁抢谁的，谁也没看见，这样吧，你们一人一半。”
说着队长伸手要地瓜，彪子慢腾腾地把地瓜拿出来，不情愿地递给队长，嘴里仍然说：“是我先掘到的”。
队长也不理她，接过来把地瓜就放到地上，用他手里的铁锨，对准地瓜就是一铁锨，咔嚓一声把地瓜切成两半。可他下手偏了，一半大，另一半小。人群里有人就说：
“这咋分呢。”
队长说：
“这还不容易吗？”
又是咔嚓一声，将大的那边又切下来一块，放进自己兜里，算是他的了。然后他拿起两块地瓜对大家说：
“大小差不多吧。这公平吧。”
说着，他把地瓜分别递给冀彪子和“四眼”，微笑着手摸着兜里那块地瓜走了。
其实，一块地瓜也填不满人的肚子，只是当时都好几天没粮食，把人们饿得，见着吃的比娘都亲。
地瓜风波过去之后，我们接着盼粮食。可要说的是，别看粮食没盼来，倒是盼来一场病虫害，开始闹虫灾，庄稼着虫子啦。尤其是高粱，身上密密麻麻全是蜜虫，比高粱叶子都厚。于是，一场跟害虫作斗争的大会战，在那个骄阳似火的日子里开始了。我们当时是白天在田里跟蜜虫斗。晚上下班跟饥饿斗。
要想消灭高粱上的蜜虫，非得用一种名叫“乐果”的农药不行。有一天早晨，我们都刚起来，就听大门外汽车响，大伙还以为这回粮食来了，可到外边一看，送来的是好几箱子农药和打药用的喷雾器。不一会，队长来了，身后还跟了个三十多岁的人，说是公社派来的农业技术员，教我们怎样打药。他讲的时候挺卖力气，还亲自背着喷雾器打了一个来回，在快要晌午的时候，当他听说我们没有中午饭的消息，就偷偷地溜走了。也难怪人家走，公社干部吗，哪能像我们那些穷知青！
给高粱打药，杀死蜜虫，还要做到天越热越打，天越热，农药发挥的作用就越大，那几天，我们都编上班轮换着干，人歇着喷雾器不歇着，用我们队长的话说，那叫“歇人不歇马”。我们害怕药死，就用手巾把嘴绑上，头上戴着草帽，背上背着个喷雾器，左手还不断的打气，右手高举着喷枪，再看我们，说好听点像个机器人，说难听点就是个怪物，在那高粱地里窜来窜去。
有一天中午，天特别热，简直要把人晒死，正轮到他们男知青去打药。可不大一会就听说“四眼”被“乐果”药着送医院了。我们就往医院跑，当时我们都蒙了，还担心万一“四眼”流血过多，我们好给他输血。等我们跑到医院一看，说病人正在抢救中。这时，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医生探出头来，冲我们喊：“病人家属来了没有？”
队长赶紧答应：“来了，我来了。”
医生说：“赶紧进来！”
我们一听，心想完了，看来“四眼”这回真死定了。
可队长进去不大一会就出来了，见他手上还端着个尿盆子。这下我们明白了，原来医生让他进去就是让他端尿盆子。
“四眼”命可真大，那年献血去，抽血没抽死，这回农药也没药死。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在四眼身上还真灵验了，从农村回来参加工作以后，人家“四眼”就当上了技术员。
“四眼”出院那天，我们去接他。王岐和他闹，逗他说：
“你小子真有福，坐月子还有队长侍候你，给你端屎端尿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