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便知少功先生文名，为他曾在汨罗当知青而引为乡党，心下甚是仰慕。学识渊博、文坛地位高，是一个翩翩才人、大家的形象。后来，先生在八景校园旁建房定居，一时，人增地气，地以人名，先生无疑成了八景乡的名片。我因工作的缘故，曾与先生有数面之缘，其时，是一种仰望的交流，未及深谈。
初识先生是五年前的中考，在八景联校的学生食堂的餐桌上。先生劳作而归，着短衫携夫人入席，曰陪教育局领导就餐。我一股级干部劳烦韩大主席作陪，实是汗颜得紧。交谈之下，知先生虽文名遐迩却幽默健谈，席间联校的同志在先生面前毫无拘束。先生谈的不是《马桥词典》，更不是《西望茅草地》，知青范褪得了无影踪。先生时而和总务主任唠唠家常，时而和在座的青年教师开开玩笑。海南省文联主席在学校食堂的呼呼电扇声中，汗流浃背地和一干没有半点级别的教书匠们打成一团，享受乡野纯天然的绿色食品。是不是让先生又回到了知青生活，在体会当时的情境了？
先生的作品多是以那段经历作为素材，引领一时的“伤痕”文学旗帜。其实，在我看来，文学的流派之所以形成，多是由于评论家的揣测与媒介。在先生的作品里，多是讲述一代人如何在理想和现实里用青春去感悟生活的个中五味，有痛苦、有颓废、有戏谑，但更多的是有希望、有友情、有奋斗的记录。字里行间充满智慧的光芒和哲学的思想。是一个智者用深情的目光眺望远行的岁月。
我知道在先生这样一个斐声文坛的前辈面前，谈文学无异于班门弄斧，更多的是感受先生的情怀。所以及至今年上半年，才托八景葵初校长向先生请教，将平时的一些文作请先生提出意见。之所以不直接登门，一是唐突，二是忐忑，恐习作难入先生法眼，白白浪费先生的时间。葵初知我意，向先生说明之后，托他向我捎话，一个星期后，如有可能，再约面谈。我知道先生很忙，小说《日夜书》刚刚出版，还要到北京开会。面谈是不敢奢想的，如能由葵初反映几条意见，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毕竟如我辈人到中年，在职场碰壁、在情场失意、在赌场手痞已是家常便饭了，懂得客套和推托的潜台词，懂得强人所难的尴尬。
17日的气温可能在35℃以上，坐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接葵初电话，先生有空，邀我来八景聚谈。一时间，我有些不知所措。如此酷暑不说，难得是先生刚从北京回家就记起了这事；二则拙作于我是敝帚自珍，于先生恐怕是却不过情面。
驱车一小时后，到先生住所已是下午三点。骄阳肆虐，热浪翻腾。走在修竹林立的韩宅小道，却明显感到有凉风袭来，倍感清爽。先生站在厅前，手摇蒲扇，一袭青衫，满面笑意。寒暄落座后，先生将我之习作一一点评，部分章节和文题随口而出，使我感受到先生的真诚。对我的诗歌先生尤为感兴趣，丝毫没有傲慢和矜持或以“大师”自居，说一些“主义”和“流派”之类的话题。来时的种种臆想的可能顿时烟消云散。分明是一个耐心的教师细致的和学生谈心，抑或是一个长者面对后辈的语重心长。尽管天气炎热，汗流如豆，我却由衷的感到如沐春风，醍醐灌顶……
这些年来，先生定居八景后，每年在这里生活近半年。著书立说，作品颇丰。在写作之余，为当地学校的建设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做了很多具体的事，解决了贫困教师和留守儿童的很多实际问题。乡亲们都亲切的叫他韩爹。但凡有学校邀请他去讲学，只要有空，他从不推辞，不计报酬。仁者乐心，智者乐人。先生在八景的青山绿水里，以仁者和智者的形象鱼儿般自在的徜徉，把上天赐与的岁月回归到原始本真的状态，在山水间自由游走，在知青时光记忆里睡得鼾声四起。这无疑是一种境界、一种修为，生活的态度无须用隐者或俗人去予区别。生存的境遇其实与生活的质量无关，而如何活得坦然、惬意、不惧怕今世来生的黑暗却是应听从心的呼唤、梦的酣甜。
回家的路上，友人在耳畔说些什么，我都似乎听不进心里，而山口的那棵硕大的香樟树却引起我长久的思考。香樟树在路旁也许孤独过百年，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树姿巍峨挺拔，冠盖如伞，绿意如新，是一种大气磅礴的姿态，四季常绿的盎然生机，非淡定无以成神韵，其内涵深邃得如同历史的厚重。在八景山南水北的空气里将自由、惬意幻成快乐的蒲公英，面对苍山如海，碧水如蓝的天地，以一种感恩和关注并热爱的胸怀傲然卓立，挥洒情意。在生命的轮回、宿命的期盼里，守望那曾经逝去的和即将遗忘的过程，超然物外，而又乐在其中。
我无意将先生比作什么，任何比喻都只是对先生的一个侧面解读。我想，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有一颗进取心，有一种勤奋的执着，有一种接地气的态度，有一种对生命过程的自动修复的正确认识，才是最根本的把握。居高位而不凌弱小，处庙堂而不亵生灵，守陋室而不损气节，食糟糠而不失斯文，有其才而不傲其物，做生命的智者、仁者。山野间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也许就是一个屹立千年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