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从北京归来，可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哥是一名跟着老板干了四年的临时工。哥说，老板包的活每期工程都不大，时间不长，有十天、八天的，有月里四十的，有三五个月的。总之，没有一期是一干一年的。所以，工地也就不停的变换。
哥说，老板说，他没本钱，包不来大活，得经常托关系找活，凡是包到的活工期都比较紧，所以，哥和工友们得经常加班。时常是天没亮就起床穿衣上车，在到工地之前，还能蒙着头，躺在颠簸的车厢内睡一会儿。车到工地时，往往天还没明，就借着月色搭架子，平整工地。
哥说，别的老板不愿意干的活，最能救我们老板的急。炎炎的夏天，我们头顶毛巾，在楼顶修补漏雨的缝隙。那里的天呢，说来也十分的稀奇，热得像蒸笼，还没有一丝的风，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把毛巾和上衣用凉水浸湿，顶在头上，披在身上，除一除暑气。三九天，到市郊区挖地基，埋管道。上面冷硬，下面还冒着热气。风雨天里，我们去抢修被冲毁的河堤，运气好，还能赚上一套免费的工衣。暴雪封门了，就在工棚内修理机器。
哥说，那里的生活和家里差不多。早餐晚餐吃馒头、杂烩菜，喝面汤或者米汤。由于经常加班，经常出汗，老板也经常给我们提供免费的白开水。那里的水喝着没有咱老家的甜，涩涩的，还不解渴。午饭，要么吃蒸米，要么吃捞面。
我问哥，外出多年了，与老板签订合同没有？哥说，咱跟的是小老板，包的都是小活，工作地点常换，老板从不与工人签合同。曾经有人提过，老板说，谁要签合同谁就回家去。虽然不签合同，但年终走时，工钱都能及时兑现，从未耍过赖皮，也就没有人再提签合同的事了。
大哥回来时，发了工资，还特地买了只北京考鸭和几包北京的点心，回到老家看望父母。说是把烤鸭留下，可父母说什么都不要，只说：“见着你平安回来就好”。大哥无奈，剁下一只鸭腿留给父母，就匆匆的赶往离家五十里外的小镇——临时租的家。（由于村小人稀，村里一直都没有学校，邻村的小学，二十年前平房塌了，又没有老师，早散了。邻村的邻村小学，十五年前，也因分不来公办教师，代课教师嫌工资低，没人干，便和五里外的一个学校合并了。村里的孩子没学上，有的人家，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打工；有的人家，托亲靠友把孩子送出去上学；有的人家，嫌孩子小，就到城镇租房子安家，女的接送孩子上学、打零工，男的外出打工维持生活。）
到了镇上，大哥把剩下的那条鸭子腿剁下，用纸包好，又挑选了几块点心，匆匆的给我送来，说是让他的侄儿——我的儿子尝尝鲜。我看着茶几上的鸭腿和点心，一向刚强的我无话可说，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胸口闷闷的、沉沉的。
稍停片刻，我说：“哥，家中父母年迈，田地已荒芜了，年后你再出去打工，地怎么处理？”哥说：“我今年已过五十岁了，在外面干活，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若真有一天回来了咋办？”
预备铃刚打过，大哥说：“快上课了，你好好上班，我先回去了，年前在家没事，你有啥事，叫一声”。
大哥回去了，回到他那个四十多平米，住着五口人的临时的家。大哥的话，在我耳边久久的、久久的回荡着，大哥的话语像铅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大哥回家了，我没有一丝的欣慰，我感觉我的心在喋血，可我怎么也止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