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聆听老师颂读《少年中国说》：“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 。”听到这些话语，心情很不平静。半个多世纪后，当站在梁启超先生的塑像前，再度沉思，顿感人生过往是那样平常，原本没有那么波澜不惊！这是丁酉夏月，我专程前往梁启超先生故居拜谒的情景。
六月的一天上午，烈日炎炎，我到广东新会参加完一个会议，时间还早，我决议去梁启超故居参观，这也是多年的愿望。汽车导航显示，会议地点距目的地只有二十多分的路程。同行的是当地的一位梁先生和几位书友。梁先生说，“综其梁启超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爱国者未尝变也”。听完梁先生这一席话，对梁启超这位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对眼前这位长者心生敬意。
汽车沿一条不宽的道路径向山前的一座四合院。只见近处鱼塘、水网、沃野田畴环绕四周，大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往来皆村野乡民，真淳古朴，这里便是梁启超先生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泊车在停车场，约百米处就是梁启超故居。进入一道门栏，我们顺导游指示前行。故居有一正厅、一便厅、一饭厅、二耳房，两厅前各有一天井，便厅侧有梯级直达其顶部楼亭书房，可远眺崖海风光；怡堂书室是梁启超曾祖父所建，是梁启超少年读书、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地方。故居正厅的左右两侧各有一耳房，是梁启超父母和少年梁启超的卧室，通屋建有木楼阁，设走马式曲折栏杆，别具晚清岭南侨乡建筑的艺术风格。一边观看，一边听取同行几位先生各自有关梁启超故里的奇闻轶事介绍，更加增强了许多神秘色彩。
我们驻足在梁启超的塑像前。详细观看着关于梁启超先生的生平介绍。梁超启（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戍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 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虽然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我很喜欢梁启超的散文，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他的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他的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
梁启超是近代屈指可数的贤达和才俊。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他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在一个展厅里，陈列着梁启超的许多信札和书法作品。梁启超在书法艺术方面，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启超自己认为只是“余事”而已。但他一生写下近1400多万字的著述，所有字都是用毛笔写出来的，写字与他可谓相伴终生。尽管他把书法当作“余事”，他也没有打算成为专业的“书法家”，但收藏金石碑拓、研究书法艺术却是他平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他刻有用于收藏题跋及其书法的印章数十方，可见其对书法艺术爱好的程度。梁启超于书法所下功夫甚多，特别是退出政坛之后，在著述与讲学之余，他一有时间就研究书法，并以书法临池为日课，随着岁月的增长，其书法艺术亦取得相当的成就。梁启超的书法，其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从梁启超一生的书法艺术实践及传世的书法作品来看，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梁启超少年时习字开始至1911年，即清光绪至民国成立前，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承袭期。第二个阶段是1912年至1922年，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融合期。第三个阶段是1923年后，是梁启超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升华期。梁启超书法艺术活动及成就主要在民国成立以后，以此定位，他应属民国时期的书法家。欣赏梁启超的书法作品，让人感受到他的博学，他的书法集众家之精华，表现超强的字外功。
梁启超壮年早逝，国人为之扼腕。据史书记述： 1926年3月，梁启超因便血腰疼到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当时梁启超与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医”之首的肖龙友先生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慎重起见，特请肖先生复诊。肖龙友医道精深，医德高尚力起沉疴，妙手成春，经他之手治愈的病人不可胜数，因此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奉若神明，就连一些名气很大的西洋医院，在遇到疑难大症束手无策时，也常常找肖先生帮忙。此次肖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肖龙友见状十分着急，劝告梁启超说“治病不能单纯靠药，三分看病七分养，若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否则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谁知梁启超听后却不以为然，戏虐地说：“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肖龙友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不禁为老友的健康暗暗担心。时过不久，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恶化，旋赴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医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一个多小时的参观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离开了梁启超故居。回眸梁启超先生故居，让人很难释怀。这是一处绝好的风水宝地，难得代代人才济济。梁氏后人同门三院士，堪称空前绝后。梁启超故居依山而建，这座山就是凤山。凤山是新会一座风水山峰。由于凤山突起于西江冲积平原的万顷沃野之中，建于山巅的凌云塔犹如一支巨笔直插云霄，气势雄伟壮观。因为凌云塔位置特殊，被当地人称为新会的地标。塔内层层门洞处于不同方位，逐层透门望景，景景不同，犹如进入一个万花筒中，尽览四面八方的风光：北看是圭峰山；南边是崖门海；东看是江门中心市区；西望则是西江；而在塔的近处，则是银洲湖、新屋旧居相间的天马、茶坑古村落和小鸟天堂。 处处是景，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从山上往下俯瞰，梁启超故居所处的大环境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有水环抱，后有文笔峰，凌云塔与奎星楼 ，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左方，一个在右方，左高右低，自然形成一位老者倚山而坐，目视远方，手执巨笔，欲挥毫之态，难怪梁氏家族代代出文人。
日过头顶，我们离开了新会。透过车窗外，不远处仍能清晰可见，那凤山上高高的古塔，它是那样的巍峨和壮美，犹如一代英杰屹立在山上，激励着国人奋勇向前，去实现中华复兴的强国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