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 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任诞第二十三》
常听说“人民创造历史”，可正史里记载的却都是“大人物”，像罗友这样的小民只能在野史杂记里挤眉弄眼；也亏了这些野史杂记，使得罗友们偶而露峥嵘，让人一见真面目。在《任诞》这一节里还有一条，说他被任为广州刺史，荆州刺史桓豁叫他晚上到府上，要为他送行。他说我已有约定，改日吧。届时桓豁派人跟踪，见他去了一个小吏家，在席上又吃又喝神态怡然。这时他在荆州任职，桓豁是他的上司。不肯悔一个小吏之约而应上司之邀，这人的政治前途可想而知；正史里没有他，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却树起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之为人的标杆。
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心。人心何止大，而且其机诈在动物世界里无与伦比。因此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日渐完善着一整套制度以规范之；在中国，就是“礼”。“礼”使社会人在行动上达致“一律”，却往往不能使人心“一律”，反而在“礼”的装扮下，机心百变而至于极致。庄子是较早看出这个苗头的哲人之一，呼吁道：“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箧》）于是千百年的“礼仪之邦”造就的国人的文化性格之一，就是里与外不一、说的与想的或做的不一：比如，说“是”的时候，想的可能是“不是”，要想了解其真意，必须练就一番“揣摩”功夫；在主席台上或其他公众场合讲的话，不一定就是讲话者这么想的，不过是在转述或照本宣科，而被转述者又是转述他人的话。人人都转述，形成了一套“一律”的说法；语言在这里失去了其本来意义，而成为一种装饰。曾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五十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说：“中国人，，，，，，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以致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中国人“复杂”是因为外国人太“简单”。许多在国外生活过的国人评价外国人往往少不了一个“傻”字——因为不大会“转圜”，直来直去的。由此看来，罗友的行事风格倒像外国人。中国人信奉的是“人心隔肚皮”，而罗友的心隔的是玻璃：想吃羊肉找个由头进来就吃，而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上司，就是想吃羊肉，吃饱了就没必要再呆下去了。《晋阳秋》里记载，罗友在大将军桓温手下时，桓温爱其才学，却觉得他“诞肆，非治民才”，一直没大用。后来罗友一再要求，才任他为襄阳太守，后又任广州、益州刺史。在任抓大事、放小事，“甚为吏民所安说”，就是说得到手下及百姓的认可。刺史在东晋属于一方诸侯，相当于如今的一省之长。如此看，他不算是“小民”，但在正史里何以竟无一席之地？奇了怪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