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伤逝第十七》
晋代是一个很有故事的时代。它的独特之处就是“达”，或者叫“任诞”。比如扬州从事顾和上朝去早了，就坐在衙门外捉身上的虱子，大臣周顗路过，似乎也没影响他全神贯注地捉；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百官饯行，树上喜鹊凑热闹喳喳叫，引他兴致上来脱了官服自顾爬上树去掏鹊窝。王子猷即王徽之也是个中熟手，最著名的事迹是他住在山阴（今浙江省绍兴）时，一天半夜下起了大雪，醒来四望一片皓白，即命摆酒，徘徊吟了一通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住在剡（今浙江嵊州）的戴逵（著名画家、音乐家），于是连夜乘小船前往。山阴至剡有百多公里，走了大半宿到了人家门口，却掉头而回。问他为什么不见见戴逵就回来了，他说：“我本是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何必见？”任江州刺史桓冲的骑兵参军时，桓冲碰见他问：“你在我府里有段时间了，你管什么事？”他回答：“时常见牵马来，好像是管马的。”问管了多少马，答：“我也没管，哪知道有多少。”问马有没有死的，他用《论语》里的话说：“未知生，焉知死！”桓冲说你怎么也得干点事吧？他直视不答，然后目光悠远地道：“西山早上的气息这么清爽啊！”
晋人经历了汉魏之际、魏晋之际政权更替的险恶，以致历来奉行的那套礼法秩序不再那么有效地一统思想，这在“竹林七贤”那里已有端倪，比如嵇康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狷狂的实际行动。尤其是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把人们对家国命运前途的一丝期望打扫得干干净净，于是士大夫们转而崇尚老庄的“无为”以至走向极端，抛开一切外在形式而追求心之所适——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就像王徽之那样随心所欲、得乐且乐。
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自幼随父学习，成绩不错，在兄弟中唯有他学得父亲书法的“势”，成就在王氏兄弟中仅次于其弟王献之。不过这个人的品行有点问题——史书记载他卓荦放诞、清高自恃、性傲诞，又过于纵情声色，所以当时的人很佩服他的才，而鄙薄他的德行。德行不好却不碍亲情，他与书法成就高于自己的弟弟非常友爱：两兄弟同时患病，他曾求方士把自己的余年转给弟弟。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上面所引极其写实的那一幕。
“任诞”一生的生命在这一刻倏然怒放，留下一个真性情的背影。
他已远去，悔矣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