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从不缺新闻
2010年的8月1日，除了全国人民庆祝建军节，一个很轰动的娱乐圈内的新闻就是郭德纲的徒弟在他京城别墅内殴打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郭德纲又一次身陷社会舆论的漩涡。
此前，这位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出身草根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因代言藏秘排油，在作品中埋汰李宇春、陈冠希，对央视、北京电视台出言不逊等言行多次遭到舆论狙击。这次因为徒弟打人，郭德纲及其德云社除了从根上得罪了北京电视台，以至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并保留进一步运用法律手段的权力”，还惹恼了北京城管。城管方面称，将对其别墅乱占绿地的行为进行强制处理，同时也让辽宁等多家正在与其合作的电视台难堪。他们纷纷将正在播出的由郭德纲主持的节目或者播放郭德纲作品的栏目给掐断，一些正在经销郭德纲作品的店铺也不甘落后，将有关姓郭的东西一律拿下货架，连郭德纲的大本营德云社也遭关门整顿。这一切，似乎要向什么单位或者什么人表明一个什么立场：郭德纲有劣迹，但我们和他没有关系。
郭德纲似乎也预感到此次社会舆论不比以往，自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又是写道歉信，又是自关博客。郭德纲这堵墙似乎真的要倒了，郭德纲似乎也从此要“砸缸”了。
正反郭德纲
翻阅郭德纲的成长史，我们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业，都不得不佩服他对相声艺术的执着和坚守。在普遍以为相声艺术不但在走下坡路，以后也将日渐式微，小品作为语言艺术门类要独霸天下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做相声艺术的守望者。如果说“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这样的口号对他们过于高调的话，说他们“一直将说相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吃饭门路”恐不为过。“最艰难的时候吃饭的钱都没有。一个专场只有两名观众。”即便如此，他对相声艺术仍然“不抛弃、不放弃”，执著于说、学、逗、唱四门标准功课的修炼和舞台表演艺术的琢磨。如果抛却郭德纲相声中不为社会主流接受的“三俗（低俗、恶俗、庸俗）”成分，无论是郭德纲在创作上的敬业精神、还是作品的数量、抑或对各种语言艺术手法的运用，无论是从相声专业四门功课基本功的全面熟稔、还是对舞台表演氛围的把控，郭德纲都超越了此前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的相声“大家”，耳目一新的贯口和包袱更是让众多的钢丝们忍俊不禁。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今天的第一高价相声演员。——从没有上过春晚，但受欢迎程度超过任何一位活跃在舞台上包括春晚舞台的相声演员。据某网站调查，即使在目前郭德纲最背时的时候，他的相声在网友中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正如小品王赵本山成就了小品，郭德纲是在相声低潮时期对我国相声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位特殊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无可替代的人物，自走红那天起，在他身上就如影随形地伴生着让人反感乃至恶心的东西，相声界叫做荤口。从“好香的使（屎）车”，到“解大便拣手纸”，从“高尔基说，去他奶奶的嘴儿”到“吃牛粪多得是”。还有动不动拿捧哏者家人说事，动不动贬损媒体、名人、同行。每每看到郭德纲在他作品中掺入这样的表演成分，直让人怀疑他是否还有是非观念、人格是否还健全；每每听到他口无遮拦地贬损媒体、名人和同行，笔者直怀疑他是不是有发泄私愤、别有用心的成分在。同样是语言的表演艺术，同样是出身草根，这方面郭德纲与赵本山相差何止千里！赵本山无论在作品还是生活中，从不臧否人物，从不主动树敌，即便碰到于己不利的危机事件，也能使出太极功夫，化危机于无形。而郭德纲总是有意无意地惹火烧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与众不同。这种做人行事的风格，得罪朋友、得罪同行乃至得罪媒体是早晚的事。师兄弟李菁、何云伟的离他而去，恐怕与郭德纲这样的做人缺憾有着直接的关系。
打盆说盆 砸缸说缸
话题仍然回到郭德纲徒弟打人以及北京电视台记者因为郭德纲别墅涉嫌违法圈占公共绿地采访受阻上来。
事件发生后，郭德纲先是“护犊子”，后来看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打人者和郭德纲本人不得不先后出面道歉。但显然，损失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正在和几家电视台的合作被单方面中止，作品被拿下货架，强占的绿地被要求拆除、德云社被停业整顿等等，还有郭德纲及其德云社的品牌价值的损失难以估量。
如此，打人事件的处理可谓雷厉风行。但也许正是事情的善后工作进展得太顺利而神速了，在这顺利而神速的背后总让人觉得不那么正常。
首先是城管监察部门。我们知道，郭德纲的这栋别墅他自己并没有在里边居住，建起来也不是十天半月。如果说有强占绿地的违法行为，也是早在打人事件前，是“过去完成时”。打人事件之前是监察部门不知道郭德纲强占绿地的违法行为还是没有及时执法？如果是不知道，那么如郭德纲这样的名人违法，监察部门不知道显然有懒政不作为的嫌疑；如果是知道而没有执法，那原因又是什么？是碍于郭德纲的名声还是别的？到郭德纲要倒霉的时候才“坚决果断”严格执法，好像是在体现勤政，但总给人一种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其次是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郭德纲的徒弟出手打人固然不对，按照受害者伤情的严重程度，其行为即使构不成犯罪，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无论是哪种性质，那都是打人者一个自然人的事，不但和郭德纲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和德云社更是了无牵涉。徒弟打人，该民事赔偿的民事赔偿，该刑事处罚的刑事处罚。即使民事赔偿无能为力，作为老师，郭德纲从经济上予以帮助，或者从道义上道个歉说“教子不严”，那都是郭德纲个人自愿的事（有人将这一事件直接说成是“郭德纲打人”，更让人怀疑其动机）。即使是郭德纲的言论造成了对某个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侵害，那也只能是法律意义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自诉侵权案件。包括此前郭德纲的臭嘴行为，如果造成了对某个人名誉权的实质损害，除非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也捞不着别人去帮忙。
还有那些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净化是长期不懈的工作，因为舆论的压力对某个人的作品做即时性的封杀和净化，不但无益于市场建设，也有突击严打、宽严无度之嫌。
但所有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情都因为郭德纲的一位徒弟的打人而纠结到了一起。纠结的力量似乎都来自于一只无形的权力之手。权力发了话，部门、法律都一起开始对郭德纲进行全方位打压。理由嘛，有人总结为郭德纲口无遮拦的大舌头，因言获罪。是他自己毁了自己，因此无可惜者。
尽管郭德纲的作品和他的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们从心理上不愿意看到他因徒弟打人而受牵连，以至于离开舞台。我们知道，米缸里的沙粒尽管咯牙，但拣出了沙粒的大米仍然可以做出一锅上好的米饭。针对出生于草根，艰难成才的一位不吃皇粮的艺术家，作为执法部门，要做的既不是“砸缸”，也不是“挺纲”。因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应有之义。无论是法律被权力所利用，还是法律被舆论所裹挟，都是一个成熟的法律社会之不幸。这个事件也给人以启示：我们从官员到百姓，还有很长的法理之路要逐步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