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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蹉跎国子哥

  前几天回了趟老家,在村头遇见了国子哥。一眼看上去,发现国子哥年轻了许多。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两腮上肉嘟嘟、膘绵绵的,似乎又看到他几十年前俊美少年的影子。见面总要寒暄几句,我说:“国子哥胖了,气色也很好,最近有什么喜事?是要娶儿媳妇了么?”我知道国子哥的儿子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不是”,国子哥说,“终于办完退休,领了两个月退休金了。”“办完退休了?终于办完了!真好。”我知道,办退休是国子哥几十年来岁月蹉跎中的唯一希望与精神支柱。

  小时候,国子哥的父亲在乡供销社里当伙夫。老话说“脸大脖子粗,不是大官就是伙夫”。国子哥当伙夫的父亲长的白白胖胖,在当时尚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农村是令人神往的存在。从乡供销社到我们村十五里地,国子哥的父亲每周回家一次,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回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在农村还是稀罕物。国子哥的父亲会骑自行车,每次回家都骑一辆据说是供销社主任的自行车。国子哥的父亲每周该回家时,中午就烧几个好菜,准备上好酒,陪得供销社主任喝的昏天地黑,第二天才能醒来。国子哥的父亲酒量好,一瓶不倒,扶着主任睡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趁着夕阳未落往家回。

  国子哥的父亲回家是我们一帮小孩共同高兴的事。在他自行车前大梁上的黄帆布挂兜里,装满了五香花生米、豆腐干、炒糖果子等等零食。每当“叮零叮零”的自行车铃铛声从街上穿过,我们小孩子们就不约而同地去找国子哥玩耍。国子哥的母亲总会抓一小把零食,让国子哥分给一起玩耍的我们,并叮嘱我们:”你们要听国子的话,不要搁气(打架),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你们要上前(帮忙)”。我们嗯嗯地答应着,然后贪婪地看着国子哥一人分一粒花生米,或掰下指甲盖大小的豆腐干,然后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尽量让那香味在嘴里贮存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

  国子哥长得像他父亲,也是白白胖胖,肉脸嘟嘟,个头比我们同龄人高。五六岁那年,街上来了个算卦的老头,他端详过我们村头上每一个玩耍的孩子,指着国子哥说:“这孩子命里贵气,长大了有嗟来之福”。村里人不懂嗟来之福是什么意思,包括我自己至今也未明白,但国子哥成了村里大人小孩羡慕的对象。大人们闲暇时常捏着国子哥胖嘟嘟的腮帮子说,“这张富贵脸,越看越耐看,看看谁家闰女能有福嫁给你哟!”小孩子则齐声喊:“国子哥,白又胖,从小就会搞对象”。每每这时,国子哥就挣脱大人的手,追逐那些起哄的小孩……

  有福之人不用忙。还未上学,国子哥就有了“媳妇”。乡里送信的邮递员与国子哥的父亲年龄相当。那时的邮递员天天走街串巷到村里送信送报,对我们十里八乡、家家户户都很熟。乡政府驻地圈子小,供销社摊子大,许多外单位的公职人员都到供销社食堂吃饭。一来二去,他与国子哥的父亲成了仁兄弟。仁兄弟喝酒上头更上心,就琢磨着怎样“干亲变真亲,亲上加亲”。也许是算卦老头的话太有吸引力,也许是国子哥的父亲酒好菜足,邮递员家正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儿,在他俩一次干光两瓶太白楼特曲后,就结成了亲家。国子哥与邮递员的女儿结了“娃娃亲”。

  订了亲的国子哥不仅是村里人的羡慕对象,也是家里兄弟姊妹羡慕的对象。国子哥姊妹五个,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姐姐们都很机灵,初中的时候赶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便辍学早早地加入了农村建设的洪流中。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他们仍旧在土地上劳作,我们已长成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子。国子哥仍然命好,十六七岁依旧白白胖胖。虽然缺少了哥哥姐姐们的机灵,显得木讷憨厚,但他父亲确定了让他接班,到供销社当一名正式工,吃国库粮。国子哥的哥哥姐姐们很吃醋,为此家里明里暗里没少闹矛盾。后来,国子哥的兄弟姊妹们生活不如意时,都拿这事来挤兑他,总说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他了,但他没好好把握,没能混出个样来,辜负了家族翻身壮大的期望。以致于在赡养老人的事情上,弟兄们咯咯唧唧,国子哥的父亲退休没多少年也早早地去世了。这是后话。

  198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一帮玩友、一班同学当时也都没能脱离农村,跟着父辈们侍弄那几亩责任田。而国子哥,此时已顶替提前退休的父亲,到供销社上班,走上了一条幸福美满的康庄大道。

  那年冬天,村里大喇叭广播,号召适龄青年报名应征入伍。在当时,这是农村青年出门见见世面的好机会,也是跳出农村的好机会。我们一帮玩友踊跃报名。通过体检、政审和面试等一道道关口,由于我高中毕业,成份好、有学历,成为村里唯一通过的年青人。当平生第一次坐上军用闷罐火车、晕乎乎奔上军营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想着,除了国子哥,我应该是村里最有出息的青年了。只是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年,也没混出个出人头地的样来。幸好凭着热爱写点东西的特长,我从通讯连复员回来转业到城关镇做宣传干事。

  再见国子哥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国子哥在工作中犯了大错误。

  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到户。农民种地积极性高涨,化肥农药等物资供应紧张。供销社负责农资产品的统购统销,国子哥所在的供销社农资销售网点,负责周围五六个村庄的供应。每到春耕秋种的季节,每个村都要把每户需用的化肥种类、数量汇总起来上报给县供销社,县供销社再把这些物资配发到各乡镇供销社,各乡镇供销社再根据区域分配到下属网点,下属网点再通知村里农户带钱来买化肥。由于这项工作繁琐,最少两个人操作才能不出差错。

  一次秋忙季节,化肥发送到网点后,一位同事请假,负责人临时去乡供销社开会。按说这种情况下,国子哥应该关起门来通知各村改日再来采购化肥。可是闻讯而来老乡们求国子哥:“你这大善人,菩萨心肠,先卖给我们这几个份吧,家里老少都在地里侍候着等着耕地哩”。国子哥敦厚、耳朵根子软,听了别人的好话,就打开了仓库门。“山东买卖一群羊”,农耕的焦灼、短缺经济的焦虑与农民种地的激情瞬间交织爆发了,如开闸的水,挡都挡不住。各种车辆、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搬。国子哥憨厚的叫喊声被淹没在大家的呼朋携伴声中。不知谁说了声,“我先拉走了,随后来给你结账”。不交钱就拉走货的头一开,大家如同不需要交钱一般,纷纷拉着化肥走了,空留下欲哭无泪的国子哥……

  化肥被拉走了一多半,国子哥没能收到几户的化肥款,甚至,拉走化肥的农户连个记都没登。这可不就成了大事故?

  后来,供销社找到各村,进行反复动员,加上当时民风淳朴,没给钱拉回化肥心里不踏实,大部分人都主动送回了化肥款。也有个别骨子里爱占小便宜的,死不认帐,不足的款项由国子哥赔偿了。

  赔偿事小,丢人事大、出名事大。这件事对国子哥以后的人生造成的影响,那更是不可估量。

  国子哥敦厚,人品那是一流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单位,没有说他孬的。不争、不抢、不议论是非。领导安排的工作,那是绝对服从,不讲价钱;同事们的请求,从不推脱,宁可亏了自己,也不亏了别人。只是敦厚的很了,小时候是美德,成年就让人觉得是愚。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那种让人手牵手一起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供销社也开始了承包制。代销点的柜组进行承包、农资经营网点进行承包。有能力的人挑头单干,另起一摊,能力不大的几个抱团合伙承包,整个社会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自愿选择的结果,自然没人选择能力不强的国子哥。国子哥成了“富余人”。但毕竟是一名正式工,国子哥被安排到供销社后勤,扫扫地、打打杂,单位多少发点生活费。国子哥仍然是一名正式工、“公家人”。

  时代的变迁让人看不到前进的尾巴。到了九十年代,我市供销社作为省改革试点,基层社全部下放,资产全部承包给个人。国子哥下岗了。然而他没有勇气给家里讲实话。他接班后娶了邮递员的女儿。国子嫂传承了良好的家风,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性格温和、勤劳质朴,除了种那二亩地,就是每天殷殷勤勤地收拾家务,侍候着国子哥上班、抚养一个女儿、照顾二个老人。每天早晨,窗外的鸟鸣是她起床的闹钟。她手脚麻利地做完早饭,吃完饭,女儿背着书包去上学,国子哥推着自行车去上班,她把剩饭倒鸡食盆里,然后去厢房里看看公婆起没起床。母鸡咯咯地在院子里争食,小狗跟在脚后晃动脖子里的铃铛。作为一个女人,她感觉这是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国子哥下岗了。可他实在不好意思给家里说。他不好意思打破妻子幸福的生活,他不好意思给因他接班提前退休的父亲交待。

  国子哥照常上班。早上吃过饭,他依旧推着自行车出门,到村外逛上一圈。满坡里,看看四下无人,他就放下车子,蹲在地头抽颗烟,然后半躺在沟坡里坐半天。后来,怕遇到熟人,他找了个废弃机井屋,弄了张纸板箱,睡半天觉,打发打发时光。日子久了,国子哥越来越不象样,整天回来衣衫不整、无精打彩,工资也不能上交。国子嫂看出异样。一天早上,国子哥吃过早饭推着车子继续“上班”去。她悄悄地跟着国子哥,直到看见国子哥恍恍惚惚地进了机井屋,然后看到了国子哥孤寂落魄地蹲在纸板箱上吸烟……

  国子哥的命好,找了一个通情达理又自强的媳妇。国子嫂把他领回家里,给父母说了情况。国子嫂说,人啊,要靠命,咱不是吃公家粮的命,但也得好好活啊。国子嫂多承包了几亩别人家的地,靠十几亩田地,日子倒也过得去。

  国子哥回家不久,他父亲就去世了,我奔丧时听村民们议论,说是国子哥的父亲以前吃肉喝酒太多,脑血栓造成的;也有的说国子哥越混越差,接了老子的班却又丢了,哥哥姐姐们本来心不平,趁机拿这事窝囊老父亲,被窝囊死的。

  光阴荏苒,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自从落户到城里,我因为工作劳作,也鲜有回老家。只是期间听说国子哥又生了个儿子,儿女双全,也算幸福。两年前,我半退休,村里新农村建设,老院需要整修,我回家的次数多了。一次与国子哥啦了较多。国子哥当时情绪很低落。他说,一块上班的人很多都办了退休,一月两三千块钱。自己这几年养两个孩子,虽说闺女出嫁了,但儿子到该说媳妇的时候。以前还能打个零工,现在身体越来越差,零工也很难打了。指望几亩地,收入越来越少。说起这些,国子哥很凄然。我问他,你还能办退休吗?他说他问过了,因为多年未上班,需要找档案,还需要补交欠交的保险。“不知道要补多少钱呢!”国子哥长叹着,“况且,你知道,我父亲和我爷爷都只活到六十多,交了还不知道能否领回来!”老话说,能添好言,添不了好钱,我黯然地告别了。

  眨眼间,两年功夫又过去了,国子哥找到了原来工作的档案,补交了两万多保险,顺利办完退休。

  国子哥这一生,当了十几年“公家人”,又回到农村种了二十多年地,如今又成了退休工人。

  人生多蹉跎,“富贵命”的国子哥仍未逃脱蹉跎岁月。但有了落脚点的国子哥,这一生真让人难以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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