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牛年，在北京的女儿家过年。大年初一，也就是牛年的第一天，一家人去离家不远的北京植物园游玩，不曾想，在这里却意外地与中国最牛的父亲“邂逅”。
说起这最牛父亲，名字你也许不知道。但一提起被收入小学语文教材，孩子们个个会背会朗诵的那篇气势恢宏的美文，想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欧洲则国雄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呵呵，这不是《少年中国说》嘛！
对，这篇气势恢宏的美文就是《少年中国说》。而它的作者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中国之新民等，是戊戍维新运动领袖之一，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三百年学术史》等，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可能大家要问，梁启超都驾鹤西去90多年了，你怎么能邂逅呢？是的，人死当然不能复生。我在这里邂逅的是“梁启超墓园”。
梁启超墓园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东北侧，在园内的一片银杏松柏区内，苍松翠柏，环境清幽。墓园由梁启超之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而成。墓园里有梁启超和他的两个夫人，弟弟梁启雄，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长眠于此。
梁任公的一生是极其辉煌的一生，他11中秀才，16岁中举人， 22岁与老师康有为等人发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尽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
梁任公被公认为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坛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是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梁任公一生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梁任公一生勤奋，著作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中又占据大量时间的情况下，各种著作达到1400多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应该说，梁任公之后直至现在，极少有人与其比肩。
我来到梁任公的墓前，墓园的主体是任公与其夫人的合葬墓，墓碑及两侧衬墙由淡黄色的花岗岩制成，方位取标准的坐南朝北式，碑体上阳面刻着两行字：“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 十四个大字，阴面刻着众多儿女、婿媳、孙辈们的名字。墓碑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据说，这是梁启超的生前遗愿。
看着墓碑阴面包括梁思成、林徽因等众多儿女、婿媳及孙辈们的名字，敬畏、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感叹：
梁任公的一生真的很牛！而他在培养教育子女方面确是更牛啊！
他一生共养育了五男四女九个儿女，满门子女，真可谓是芝兰玉树。在近36年繁忙的政治活动以及学术研究之中，从未忘记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他们要么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要么毕业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世界知名学府。
长女梁思顺(1893年—1966年)，诗词学家，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建筑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科院院士，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考古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带头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
三子梁思忠(1907年—1932年)，北伐军将领，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次女梁思庄(1908年—1986年)，图书馆学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四子梁思达(1912年—2001年)经济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
三女梁思懿(1914年—1988年)社会活动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
四女梁思琳(1916年—2006年)，新四军战士，陈毅元帅部下，毕业于南开大学。
五子梁思礼(1924年—2016年)火箭专家，毕业于日本普渡大学，中科院院士。参与设计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为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创始人。
正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家满门才俊，个个成才，皆非偶然。历数梁任公的著作，其中，写给子女的家书就有400多封，总计百万余字，占其著作总数的十分之一。与《郑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这些家书有的寥寥数语，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内容，从时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的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
一直以来，杨启超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做出何等成就，而且让他们更加注重过程而非结果。因此在家族中，他都是教导子女们在为人、治学以及立业等方面该如何做。对于孩子的失败，他不曾责骂，而且竭尽所能的安慰，俨然一副慈父的模样。
然而，虽说他从不要求子女必须做到何种程度，但是子女们却依然成为栋梁之才。
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的教育中，孩子们更多的是接受了梁启超的支持与疼爱，而非令人喘不过气的压力。因此，做起事来也是倍有动力，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就并不奇怪。
他注重子女们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远比学业成就重要，教育子女都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关注子女们人格道德品格方面的修养。教育子女：“爹爹虽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和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量磨练出来”。希望自己的子女都具有“不惑” 、“不忧” 、“不惧”的君子德行，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新民，即无论遇到何事，都能有睿智的判断，坚定的信念和勇敢不惧的精神。
他还注重把自己的爱国情怀传给子女们，常教育孩子们把个人努力与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
梁家9个子女7个留学海外,皆学有所成，但却无一例外地回到生养自己的祖国，这是爱国家风的良好传统，也是梁氏教育的成功之处。
静静地伫立在任公幽静肃穆的墓前，凝视着这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表明任公生平事迹文字的墓碑，环顾伴随在周围长眠于身边的兄弟和儿女们的墓碑，回想着任公波澜壮阔，天马行空的一生。“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普新知。”是先生自励诗中的诗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是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是四万万蒙昧同胞的启蒙者；是一位极具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学者，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以一篇《少年中国说》，激励着从近代以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学子；他把一生的理想和信念，都化作了宝贵论著，是我们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怎样做父亲，怎样去教育子女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和榜样，对百年后的今天教育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依然有着高瞻远瞩的现实借鉴意义，依然是我们当今教育仰望的星空。
一切都不用说——
一切都无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