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政府每个月补贴1000元，你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吗？
这是近日浙江省卫健委在《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这份问卷中的问题还包括让被调查者选择并排序不愿意生二孩/三孩的原因，是否需要为照护婴幼儿的祖辈支付劳务费用等，涵盖婴幼儿养育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支出等各种情况。据悉，问卷是为下一步制定相关生育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截图
事实上，一些地方早已开始实行类似政策。如四川攀枝花在2021年下旬率先提出对生育二、三孩的当地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甘肃临泽县发布了“三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买商品房最多可获4万元补助。同时，对在该县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同样直至孩子3岁。
相比其他地方的补贴举措，浙江“每月千元补贴”无疑是力度最大的，也更具吸引力。
为什么是浙江？
按照问卷上每月千元补贴来算，二孩家庭每年能拿到12000元，虽然只补贴到孩子3岁，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谓大手笔。当然，这也折射出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底气。
浙江省温州市城市风光。
2020年，浙江生产总值64613亿元，占全国的6.4%，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为100620元（14588美元），约是全国的1.4倍。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浙江人口出生率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虽然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在2017年时达67万人，但从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至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下跌为60.9万人。
与此同时，在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比为13.45%。虽然这个比例相比2010年上升了0.24个百分点，依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人口学会人口理论与政策专委会副主任、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任正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问卷中诸多关于育儿成本的问题，除了经济、人口发展等因素，也和浙江省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提出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息息相关。
他说：“前期浙江已经出台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产假与育儿假等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本次问卷调查，主要关于育儿成本，涉及生育补贴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省着力给予家庭育儿服务支持、时间支持、经济支持的政策‘组合拳’。”
1000元够用吗？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看来，浙江的情况比较特殊，形势也很严峻，属于发达地区的低生育和人口负增长问题，对全国有很大的启发和前瞻性研究意义。
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育龄妇女拒绝再生育的原因包括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养育孩子太费心、夫妻身体原因等。这其中，经济负担重是主因。
他说：“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普遍规律，那便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育儿成本越高。对于浙江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王广州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独生子女费的课题研究。
独生子女费是整整一代人的家庭记忆，每月5到10元的奖励政策曾经被严格执行了三十多年。
为了调研当年推行的独生子女费是否符合标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在2005年开始一项名为《独生子女优惠政策改革调查研究项目》的课题研究。
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要想达到55%调查对象满意的最低标准，每月独生子女费标准必须达到50元以上；如果要想达到80%调查对象满意的最低标准，每月独生子女费标准必须达到100元，这是当时规定标准的10倍；如果要想达到90%以上调查对象满意的最低标准,每月独生子女费标准必须达到200元。
结果说明，即使当时独生子女费完全兑现，也与群众的预期标准相差甚远。全国统一标准的独生子女费基本上没有起到优惠的作用，失去了优惠政策的含义。
“在独生子女费开始推广的八十年代，人均月工资不过几十元，那会儿5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以至于当时全国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负担得起这笔开支。不过在后来的物价水平下，这笔开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王广州解释说。
据统计，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而2021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高达到57541元，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因此这每月1000元的补贴是否够用，还需要更多数据进一步佐证。
“钱从哪里来？”这是王广州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不能为了让一群人受益，而损害另一群人的利益，比如说是否会因这笔额外开支对养老、教育或医疗造成影响等。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匡时看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不同情境下的生育意愿，可以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但他同时也提醒，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回答，可能与其真实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分析调查结果时，也需要分析样本代表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更加真实的参考。”黄匡时说，“这个假设性的生育补贴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尤其需要政策出台后的持续跟踪监测与评估。”
不过，对于问卷中“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元”的提法，不论黄匡时、王广州还是任正委都持肯定态度。
“虽然对于整个育儿过程中家庭付出的成本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仍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补贴。特别是浙江的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足四成，每月补贴1000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覆盖农村一般标准的婴儿养育成本。”任正委说。
摸着石头过河
浙江一直在尝试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在婴幼儿照护服务、产假与育儿假等方面都出台了有力度的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例如，计划“2025年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4.5个”，“一孩延长产假60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
虽然上述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内预计不会有特别可观的效果，但任正委认为这对家庭友好型社会整体氛围的营造是可见的。
“根据近年来德国的经验，通过帮助青年群体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推进育儿分工的性别平等，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无形引导，生育率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他说。
关于如何更好地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任正委建议，要建立产假成本分担机制。浙江民营企业众多，面对产假延长，很多中小企业都将承受更高的用工成本，经营压力随之增大。因此，建立“政府-企业-家庭”的成本分摊机制尤为关键。例如，给予生育二孩/三孩职工所在企业一定比例的社保缴费减免、税收优惠等。
此外，他提到，还需增强住房等政策对青年群体的友好性。
目前，杭州等城市的住房限购政策对社保缴费年限短的单身群体的限制更多，拥有新房往往是结婚的必备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青年群体的婚育进程。应做好住房限购与生育支持之间的政策协调，通过个税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帮助年轻人更顺利地步入婚育进程。
不过，生育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生育补贴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性问题。王广州认为，目前各地相关生育政策其实没有太多基础研究工作支撑。
他说：“据我所知，到底如何恰当地鼓励才能产生预期效果，其实没有多少研究依据，现在各地都是各种尝试，多少有点头疼医头情况，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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