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论调，叫作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
但真相并非如此，论起划水摸鱼，80、90后的父母们，迹近疯狂，丝毫不落下乘。
在90年代初的打工人队伍里，流传过一些虎狼之词，比如“下班不积极，脑壳有问题”、“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过了星期四，不愁星期日”、“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上午”。
对于记忆不佳，记事稍晚的朋友，“还有一上午”，需要特别解释——早年间没有双休日，周末是休一天半的。
从历史长河上看，大家都是划水爱好者，鱼塘管理员，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说，不论哪个时代，放假、放长假，都是打工人的福音。
那么，长假是怎么来的？谁是这个制度的创造者？它的初衷是什么？这三个当代史学课题，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初衷很简单
1999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除夕夜是在湖北武汉度过的。
上一年，中国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几省，是洪水的重灾区。
灾情惨烈，损失空前。当时的领导人，除了在灾情凶猛的时候亲临一线，指导抗洪，随后也在努力善后。
所以除夕这一天，朱同志看望抗洪救灾烈士家属、慰问灾民、鼓励劳动模范，工作安排马不停蹄。一直到晚上，总理才和随行人员坐在一起，吃了顿家庭式的年夜饭。
因为奔波一天，饭桌上又都是熟悉的随行干部，所以整顿饭，交谈氛围都很轻松。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谈到了一个关键话题：能否涨工资。
涨工资，显然是个大福利。随着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涨一涨工资，让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似是应该。事实上，在财政领域，政府也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但人算终归不如天算，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用钱的地方很多。另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经济冲击不小，政府也不能不为后续考虑。
所以在这张饭桌旁，涨工资的话题虽然被提了出来，却有不同意见，短期内恐难实行。
涨工资有心无力，那是否有其他提高福利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张国宝同志，想到了一个。
作为技术出身的专家型官员，张国宝同志的名字，日后总是和“西气东输”、“特高压”、“中俄原油”这些世纪工程联系在一起。能承担如此重任，张同志的大局观，细致程度，显然都是一流的。
眼看涨工资大概率落空，张国宝同志及时站了出来，向总理提出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方案：放假。
作为替代方案，张同志的意见初衷很简单：当前这个形势，如果涨工资不现实，那么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这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办法。
尽管是在气氛轻松的饭桌上，但方案事涉全国，面对的又是素以工作严格著称的朱总理，所以即使是提一提，也要有系统的思考，绝对不允许拍脑袋。
所以张国宝同志的补充说明，很快跟了上来。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一位优秀的官员，是如何有理有据地做方案汇报的。
“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来提高生产。”（肯定成绩，找到第一个理由）
“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指出缺点，找到第二个理由）
“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的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以起到调节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正式提出方案，指出方案优点）
“从现实情况看，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深入思考，打消顾虑。）
短短几句话，既包含了理论，又有全局思考。优秀技术型官员的理性与干练，在这个小汇报中，一览无余。
至于朱镕基总理听了汇报的当场反应，张国宝的回忆只有一句话——我觉得总理对这个问题似乎听进去了。
实操很复杂
总理听进去了，并不代表放假会立即变成制度。
事实上，从年夜饭上的提议，到真正的制度落实。行政体系内的实操，远比想象的复杂。
春节假期结束后，张国宝接到了国务院打来的电话，要他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同时提了三个要求：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正式提出，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做了比较再提出。
三个提出，各有原因。书面形式，是固定工作制度；国家计委，是对口的职能部门；了解比较，是调研论证。用今天的话讲，这些步骤，叫作符合流程，程序正义。
张国宝一直在中央工作，对决策机制很适应，但是调研论证怎么解决呢？总不能把各国驻华使馆挨个跑一圈。
作为长期的规划工作者，张国宝同志显露出了调动资源的能力。他找到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内弟，托他向公司各驻外办事处打听，不单要问发达国家，也要问一问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不比不知道，欧美国家动辄放假、名目繁多。当时的中国假期，春节三天，五一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七天法定节假日。和我们一致的国家很少，比如越南。
把这些工作做完，张国宝和计委政研室一起起草了放假方案：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其余不变。
这样一来，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长假。
是不是感到很眼熟？今天早已习惯的“拼假”，来源就在此处。
草案交上去了，作为谙熟于决策机制的老同志，张国宝很清楚这事绝不简单。面对这份汇报草案，国务院果然召集了十三个部委，共同开会听取计委汇报，而且还要提意见。
但让张国宝同志没想到的是，到会的十三个部委，竟然有十二个当场赞成放假，每个部委还都讲了一套自己的理由。
教育部的理由是，增加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学生反而可以在节假日和父母家人同学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
公安部的理由是，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而比工作日低，如果要公安干警在节假日加班执勤，还应该做好调休，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和民委表示大力支持，还带来一个意外之喜：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比如清明、中秋也放假。理由是清明节很多人祭扫先人，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唯一提出反对的，是经贸委来开会的两位同志。
这两位同志提了两条理由，一是钢铁厂、化工厂要连续生产，加班要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官员会利用节假日到基层游玩，助长不正之风。
在张国宝同志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的场景——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了与会者的反驳，大家认为这些问题需要考虑，但不是不能放长假的理由。
福利很动人
反驳归反驳，对于可以定量测算，科学评估的问题，决策者总是不吝论证。
会后，经贸委对那些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做了个调查，发现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在钢铁行业只需要2000万元。
对于这个数字，长期搞规划的张国宝同志有个评论：“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讲，不算什么。”
从年夜饭上的提议，经过认真论证、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到长假方案基本成熟时，已是8月月末，秋日将至。
但朱镕基总理提了一个要求：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长假能不能赶在大庆时实施？
从时间上看，虽然只剩一个月，好在各部委都同意，似乎没什么悬念。但总理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陡然提升了难度——这么大的事，必须提交中央领导同志听一次汇报。
要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插入这样一项议程。唯一的办法，是走一走捷径。
时任中办副主任的胡光宝同志被请到了会场，总理代表所有的部委同志向他提了一个请求：想办法在9月份插插队，安排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一次汇报。
9月20日，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据说“一致同意，顺利通过”。9月23日，在距离国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正式文件终于下发。
种种因素，共同造就了1999年的特殊长假，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在那一年秋天，不期而至的长假通知，带给大家先是惊愕，后是喜悦的感受。
但作为一手推动的规划工作者，这两种情绪跟张国宝同志都没什么关系。在全国人民享受第一个七天长假时，他始终捏了一把汗。
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
但幸运的是，第一个国庆长假不仅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故，全国人民还在电视机前目睹了世纪大阅兵的威武仪仗，国务院办公厅还监测到交通运输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在一片祥和顺畅的气氛中，各方面情况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费，“假日经济”这个词，也应运而生。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如同在年夜饭上提议的初衷，广大人民群众，的确从假期中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此后的几年里，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陆续设立。
现在，让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文的考古：工作日走了，小长假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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