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似乎越来越多人不把做一份稳定工作当成工作的唯一选项。比如，做一份或者几份兼职，不只依靠主职工作，又或者从事送外卖、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这样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工作。
这些人都被归入“灵活用工”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达到了2亿，占劳动力总量8.9亿人的22%。
这是当下职业现象中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既为自由，也为生存——灵活就业群体的缩影
据央视财经去年4月报道，到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餐饮外卖员构成了灵活用工的主要群体之一。
那么，我们就从一个91年的杭州外卖小哥说起。
去年，我们采访过这个小哥。小哥之前是汽车制造厂的小管理层，做了有五年时间，后又创业做了三年工厂区的餐饮外卖生意，疫情开始生意黄了就去送外卖，没想到渐渐喜欢上了送外卖的感觉，现在做这份工作已经快两年了。
很多人好奇91年的外卖小哥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待在汽车厂，再熬个几年说不定就能当上中高管？确实，一个细节是：他离开的时候，工厂出现一些危机，他是有机会入股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没被拖欠工资，而且月薪过万；其次，他从毕业开始就在这家工厂工作，成长为管理层，应该说汽车厂待他不薄。
但是，他的辞职痛点汽车厂难以解决——工厂体制僵化，缺乏良好文化建设，上下级充满等级氛围，重复性工作，长期下去缺乏生活激情。
还有人觉得他还可以继续做餐饮生意，但如果我们了解他目前的情况，就知道他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他的月收入比在工厂时的工资稍微高那么一两千块钱，在15000元左右，但重要的是生活自在。比如自主决定上下班时间、没人管也不用管什么等等。随着对商圈越来越熟悉，干得也越来越轻松。
此外，他还把每天送外卖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在短视频平台，目前已积累好几万粉丝，因此也交了到很多送外卖的朋友，甚至成了外地小哥来杭州从事外卖行业的“导师”，有了一定的商业变现能力。
总结外卖行业对外卖小哥的吸引力如下：时间自由，没人管，也不用管别人，收入有一定竞争力。
如果说灵活用工是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方式，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灵活用工获得了更多可控收入，提高收入。
上述外卖小哥告诉我们，有许多从全国各地跑来杭州送外卖的朋友，有因为创业失败的，还有背负债务的，失业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可以简单上手以及凭勤奋就可以快速攒钱的工作。
工厂也分淡旺季，在淡季送外卖对许多工人来说，则是维持较高收入的主要途径，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从流调看中国普通人的工作境况，是最近流行的一种途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灵活就业”群体的缩影。
一个庞大的灵活就业市场，如何形成？
一般来说，灵活用工是欧美国家企业的发明创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企业、“亚洲四小龙”企业分出了核心员工和外部员工，核心员工专注科技研发，把非核心的部分剥离出来，由外部的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来完成。改革开放的中国由此承接了来自海外的中低端产业。
而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竞争压力大、用工成本攀升等原因，灵活用工开始流行。
2010年，美国企业优步推出网约车平台，创建于2013年的英国企业“户户送”推出网约餐饮平台。这两家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模式，创造了大量新兴灵活用工岗位。所以，欧美国家灵活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量比例普遍在30%以上，甚至高达40%。
但目前来看，我国虽然只有22%，但由于国内劳动力总量庞大，仍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口。
而我国灵活就业市场高速发展，也还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
究其背后原因，它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 首先，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灵活就业的普及。
真正使得灵活就业市场成为一种大趋势，从相对低端和狭窄的行业中摆脱出来的，主要是靠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推动的，主要发生在网约车、外卖行业。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给灵活用工市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而中国互联网企业借鉴了国外的商业模式，并发扬光大。电商、社交平台、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也都创造了大量灵活用工的需求。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体持续壮大，可挖掘释放价值的潜力越大。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规模、劳动力规模等都是排在全球最前列的。这意味着我国拥有大量的可以撮合灵活用工的机会。
就劳动力群体来说，我国有两个大规模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知识素质的群体。一个是相当庞大的普工群体，他们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在后疫情时代，迅速转换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另一个大规模群体，即每年800万—1000万高校毕业生。借助互联网平台，不少人可以在工作业余时间完成和提供包括自由撰稿、视频创作与剪辑、IT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和服务。
总结来说，国内灵活就业市场发展背后，充满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它既是科技创新的最新产物，也反映了一个我国经济与劳动力群体的个性特点。
全球都在面对的灵活就业难题，怎么解决？
从上述论述来看，中国灵活就业市场发展有其必然性。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2021年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相较2020年，上升了5.46%。
但不可否认的是，根据灵活就业的定义，灵活就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天然短板，也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
从以上案例可以总结灵活就业的定义：
由于传统意义的社保与劳动关系紧密捆绑，即劳动者必须成为正式员工，单位才能给他们上社保。因此，灵活用工企业雇佣员工时无需承担劳动法规定的义务。企业和雇佣方往往是一次性或者短期性合作关系。与此同时，灵活用工企业对员工的工作强制性也较弱，比如员工一般不需要定点上班，工作时间基本没有规定。
对企业来说，灵活用工对于降低成本有着直接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从业者来说，则可以额外获得一份收入，或者选择一种自由度更高的工作。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由于工作环境复杂，安全隐患较大，相对缺乏保障。
于是，民间有声音（包括意见领袖、部分因缺乏五险一金保障而权益受损的从业者）出于对从业者的同情，认为应该为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提供五险一金。
但为大量灵活就业者缴纳五险一金，无疑会加大行业成本，阻碍行业可持续发展，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各方利益。
而对于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来说，因为流动性大无法连续缴纳，且城保农保不能转移、没考虑过在工作城市扎根等现实问题，他们也不愿意缴纳标准的五险一金，更希望获得更多现金收入，来盖房子、娶媳妇、供孩子、养老人、为自己养老。
灵活就业用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即使是走在前面的欧美国家，也一样经历过“困扰”。
美国，经历了劳动关系认定上的大转变。2017年6月，纽约劳工部裁定所有网约车司机均为雇员。但是，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两法院裁定，网约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
英法则偏“实用主义”：英国最高法院把网约车司机认定为非雇佣工人，但认为平台应提供基本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国一直避开对雇佣关系的认定，但是通过系列法案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在欧美国家中，西班牙立场最鲜明，认定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均为平台雇员。于是，2021年7月，英国外卖平台“户户送”无奈选择退出西班牙市场。
和欧美国家相比，得益于我们的体制优势，国家既肯定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行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又考虑到后疫情时代就业环境的严峻情况，于是，近几年来，陆续推出了系列政策。
最新消息是，2021年8月，人社部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权益。核心要点是：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最需要的，且对平台增加用工成本相对较小的工伤保险从社保体系中独立出来，由平台单独为从业者缴纳。
这一创新性的政策，迅速得到平台企业的响应和积极落实。近期，饿了么、美团接连发布骑手保障报告。如《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中称，“美团正积极筹备对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探索适合灵活就业形态的劳动保障新方式，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开发适合骑手工作特点的商业保险”。
去年12月，人社部发布了《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骑手规划了更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平台企业如美团，推出了“站长培养计划”和“骑手转岗机制”。“预计每年将有超过千名骑手走上管理岗位”。
可以发现，我国的处理思路显然也偏“实用主义”，其实践效果值得期待。
除符合国家政策的基本保障外，平台也在为骑手提供一些更温情的保障。
据《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美团袋鼠宝贝公益计划累计帮扶骑手子女296名，提供紧急医疗救助金1048.7万元。从2019年4月2日广州首例申请至2021年底，大病关怀金已经累计援助了374名骑手，1015名骑手家属，支出6751.8万元。
据《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饿了么一年投入1200万为骑手及配偶子女提供大病帮扶、意外事故帮扶。
人民关注、国家引导、平台落实、社会监督，外卖行业从困局走向破局，也为其他灵活就业行业做出了示范。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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