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是怎么了？
虽然“坏消息疲劳”在国内社交媒体上还是一个有点时髦的新词，但其实，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体会到这种由公共事件带来的、社会性的消极情绪。
早在 2010 年，国外媒体就已经提出了“坏消息疲劳”，到了 2016 年，大家又开始谈论起“头条压力症（Headline Stress Disorder）”，主要是指当时的总统大选所引发的广泛焦虑现象。“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被承认为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状态。
©️ 回归 Возвращение (2003)
在之后的几年里，并不平静的世界给又亢奋又脆弱的当代人一次次的会心一击：看着手机上不间断高强度更新的信息流，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悲喜其实有一定概率是精准相通的，只要在同样的时间刷到同一条新闻就行。
“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到意兴阑珊”是我们这代人的常态，但坏消息疲劳并不是。在对坏消息感到精疲力尽之前，你首先要面对并且愿意承认这是个坏消息，而不是当作无事发生，或者好消息不断。看上去像是一句废话，但其中已经蕴含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比如说，假如一件事和我们毫无关联，哪怕一无所知也不影响你起床上班、吃饭睡觉，你就需要动用额外的精力去关注这些热点新闻。而面对那些同样大规模出现在公共平台的“流量”话题，可能还需要反复提醒自己，并不是每一个热搜都具有被讨论的意义。
©️ 超脱 Detachment (2011)
与此同时，你还需要有足够的理智把观点和事实、感动和刻奇分开，毕竟人在社交媒体上很容易不由自主地表演悲伤、按需愤怒，用一键转发别人的态度和思考来代替自己的态度和思考。
最后，就算以上你都做到了，往往还得做好“自己可能是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的准备。换句话讲，光是费心去界定什么是坏消息，再拿出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些消息，就已经能让注意力涣散的当代人进行好一轮心理建设的了。
©️ 驾驶我的车 ドライブ・マイ・カー (2021)
再来说疲劳。这不是第一个让人感觉很累的时代，但又确实是一个空前疲劳的时代。英国肯特大学的文化史教授 Anna Schaffner 在《疲劳的历史》里提到，“疲劳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永恒体验”。只不过在古典时期，人们往往把它当成一种单纯的生理疾病或缺陷，并没有意识到它比快乐和痛苦都更加隽永。
©️ 野梨树 Ahlat Ağacı (2018)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让疲劳也跟着与时俱进。我们疲于上班、疲于恋爱、疲于刷手机、疲于直播带货种草嗑cp，疲于绝绝子yyds破防了，疲于订阅关注点赞转发站队，简直是万物皆可疲劳。
资讯的发达让处于信息食物链末端的我们本就摇摇欲坠的意志更加脆弱，曾经只存在于书里和远方的哭声，现在可以是近距离的高清大图和视频，看多了自然就会有类似“感觉被掏空”的反应。它可以是疲惫，可以是信息过载，或者用现在最接近的流行语翻译一下就是，“麻了”。
©️ 德雷尔一家 第一季 The Durrells Season 1 (2016), 超脱 Detachment (2011)
人类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智的物种，“感觉难受了就放下手机”对大多数人而言其实用处很小。
人类学家已经告诉过我们，共情来自于我们的模仿天性，“面对他人的痛苦，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而这同时也是对精力和情绪的消耗。你觉得疲惫不堪，或许仅仅只是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为人类、身为地球一员的关心。
©️ 超脱 Detachment (2011)
以下我们列出了五个跟“坏消息疲劳”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它们都没有标准答案。不过，如果你也曾经被信息和假信息的洪流淹没、不知所措乃至揪心不已，却无处求证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那么，现在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沉思时刻。
©️ 寒枝雀静 En duva satt på en gren och funderade på tillvaron (2014)
我自认不关注政治，也会有“政治性抑郁”吗？
“普通人/明星/公众人物不要碰政治话题”其实一种相当普遍的误会。牛津大学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在《牛津大学哲学通识课：政治哲学》里就曾说，“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我们并不说他是一个只关心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都是广义上的政治，即所有最终可能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务（虽然有时候并不直接影响某个具体的人）——对于一个从生产资料到生活方式都全方位依靠现代社会的普通人而言，一切都是政治，而判断它们需要的只是“常识”。
©️ 关于无尽 Om det oändliga (2019)
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如果有什么东西，你感觉到它跟全社会有关，同时也意识到它跟普通人是否参与、是否努力无关，这种“宏观上极其重要”和“微观上极其不重要”的分裂带来的无力感，才是政治性抑郁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简单的“我感觉我新闻看多了需要歇会儿”。
世界摇摇欲坠，我却为遇到了麦当劳侠而高兴，是我格局小了吗？
这段时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被广泛引用，“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国家、民族、集体、传统，人们总是很容易迷恋某些宏大叙事。毕竟“生活显得宏大壮伟，而你却坐在一个窄小的地方”，谈论那些动辄以亿为单位的话题，的确比“今天遇到了一个麦当劳侠”更能带来满足感，也确实很适合在当下的简中互联网迅速建立起一些口头上的优越性。
©️ 幸福 Le bonheur (1965)
遗憾的是，即便一个人的格局冲出地球走向宇宙，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或许早就一地鸡毛的事实。除此之外，一个词被使用得越泛滥，就意味着其含义被稀释得越严重。从这个角度说，把所有自己无法搞清楚也不想思考的问题，都上升并归结到一个“大局”，更有可能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
©️ 幸福 Le bonheur (1965)
总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感同身受，这是不是一种过度共情？
直到现在，科学家们对共情这件事依然有很多争议。写过《摆脱共情》的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认为，过度共情会让我们对痛苦更敏感、更不理智，也更容易犯错误。
但社会学家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有人甚至提出，共情是一种类似用进废退、可以后天打磨的能力，倘若不加以保护和引导，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它。反之，一个人共情的次数越多，周围的人就越容易通过模仿习得这个能力。
©️ 逃走的女人 도망친 여자 (2020), 驾驶我的车 ドライブ・マイ・カー (2021)
比起共情到底能把我们带去何方，或许更重要的是，倘若我们生活在一个更认同“适者生存”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里，这种能力难免会变成一种“必要的折磨”——如果放弃共情会让人活得没那么累，你要选择放弃它吗？
跟亲密的人有观点分歧，要选择分手或者远离吗？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或者互联网上的圈子越分越细、越分越小，乃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恐怕不是什么错觉：差不多就在人们讨论坏消息疲劳最多的那两年，“三观分歧（尤其是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分歧），如何影响当代人的亲密关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线上交友 app 也纷纷开始加上了类似“选择政治立场”的功能。
©️ 长假漫漫 Permanent Vacation (1980)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里提出过一个观点，相似性产生满足感。身为异常关注自我的一代人，我们很难再去说服自己长时间容忍一个跟自己在许多重大事情上观点相反的朋友、伴侣乃至亲人。
有政治性抑郁，自然就有政治性孤独。“认为某条朋友圈 or 微博触及底线而取关/互删”“因为如何看待某则新闻而吵了起来”“别人对一件事相谈甚欢，我一言不发乃至当场走人”早就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当代社交日常。
©️ 长假漫漫 Permanent Vacation (1980)
但是说到底，观点和态度并不是生活的一切。比起算清谁对谁错，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对错的评判才是一件更可怕的事。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能维持多久包含了太多的变数，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前提之下，搁置可能引发争议的话题，也并非不可接受。
知道没有必要，但还是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是正常的吗？
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会反过来影响当下的行为。心理学实验也已经验证了，“相信自由意志”、“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反过来说，如果你对自己能够掌控的未来产生疑虑，它就必然会在你此刻的选择中有所表达，进而变成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
©️ 搏击俱乐部 Fight Club (1999)
好在，信奉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反复强调，存在是偶然的、荒诞的，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只有通过自己选择的行动，人才能认识到自由。这种“如果你做了，就要承认这就是自己的选择”的朴素逻辑，对于动不动就陷入虚无的当代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 德雷尔一家 第一季 The Durrells Season 1 (2016)
“勿让未来惊扰你，你终归要抵达未来，若你必将抵达，请保持你现今拥有的理智。”面对不可避免的新闻疲劳和政治抑郁，回到生活里去，找到哪怕一个可以站住了的锚定点，可能才是在“少看手机”之外，唯一可以推着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方式。
既承认和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也追求更好、更良善的生活，在此行动纲领之下，我们或许无法变得更好，但至少可以保证眼下的自己不至于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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