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部书的封面其实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出主意，谈设想，提要求，出版社“忠实”地按我的意图具体制做。好在大都让我满意。
关于第一部小说集的封面
我对第一部小说集《牛耕田三部曲》的封面要求是：一个老农，一条牛，一张犁在辛苦地耕地，突出“单兵作业”这个基本事实。我在思考社会问题和探讨社会科学道路上始终没有遇到一个合作伙伴。在长篇小说《牛耕田三部曲》的“后记”里有一篇附录（见该书846页），题目是《”牛耕田“是一种精神》，就是讲没有任何一个合犋的伴儿的“牛”是如何单独“耕田”的：
1950年全国土地改革后不到十年，“三级跳远”式的合作化运动就将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全部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人民公社，接着就迎来了“低标准，瓜菜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现在回头看合作化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演变成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公社化、以整彭德怀为中心内容的反右倾、把清理经济上的“四不清”改为清理政治上的“四不清”的“四清运动”、十年文革大劫难、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等等做法，都是不科学的，都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又是严重违反人性的，加上政治思想上的“一元化”地强行管制，中国的政治文化领域便成了一块板结的土地，只有近亲繁殖出来的几株畸形的病态的社会科学的禾苗立在曾经盛产思想后来却变得学术贫脊的华夏大地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执着的没有任何一个合犋的伴儿的“牛”却孤独地在极小极小的范围里耕田，企图种出有营养的庄稼和有用的植被来，简直是异想天开，其悲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牛耕田三部曲》主人公的可贵之处也正在这里。“位卑不敢忘忧国”，既然做了“牛”，就要尽一份“牛”的责任，拓荒，耕耘，让板结的土地变得酥松，使其适于种五谷，栽百花，植果木，造森林，造福于人民。这就是产生主人公牛耕田的背景及其精神所在。
关于诗文集的封面
作者对诗文集《我的世界观》的封面要求是这样的：以素雅为主，上、下册的封面要有区别，以避免装订工人装错页码。比如说，上册用梅、兰作图，下册就用竹、菊作图。出版社果然按这个要求制做了现在的封面，大家见了都很满意。梅、兰、竹、菊号称花中“四君子”，常与文艺、文化和文化人联系在一起，代表了文人应该具备的精神，用来做诗文集的封面非常合适。
关于《荀子老子今译和个性文稿》的封面
这第三部书没有像前两部书那样用笔名，署的是作者本名“于文奎”，以表明作者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承担历史责任，加上荀子、老子著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所以封面要用石头的纹理做背景底色，题目等用魏碑字体，给人以刻在石头上的感觉，以表明此书要经得起风雨和历史的考验。书跟大家见面后，也都觉得这样的封面设计不错。
关于小说第二集《六叔甘鸣晨》的封面
作者最初对《六叔甘鸣晨》的封面设想是这样的：
用国画或素描或漫画风格的手法，画一棵老榆树，树下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农民坐在马扎子上乘凉，看蚂蚁上树，左手执扇，右手用香烟头儿烫地面上的蚂蚁。背景么，或清晰或朦胧的农家屋舍。这个设想主要是为了紧扣故事开头的一个细节和他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主人公几十年来一直偏“左”，支持“一元化”，整了不少人，以致晚年没有了交往的人群和交流的对象，又不能正确反思历史，孤独地几乎不出门，只好在自家院子里看蚂蚁上树，或用烟头烫死那些不统一行动的蚂蚁，以表达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和政治愤懑。这个封面形象地概括了主人公的一生。
但是，出版社表示制做这样的封面有困难，只能按他们的“理解”另制做一幅。几天后画样出来了：一个头上包着毛巾的老农蹲在地上捡拾落在地上的两枝麦穗，背景是一处山区的农家小院，还有几棵大小不一的树木在画面的外缘相衬托，整体是国画风格，非常生活化，很吸引人的。这画样虽不符合我的要求，山区民居和小说实际写的是平原农村也不吻合，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封面，一是我着急出书，二是这个封面至少能让读者一下子想到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书。我怀疑这个封面不是他们自已制做的，而是从某处“找来”的。
关于《于是乎小说选》的封面
“五.四”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书籍常有用淡化了的作者手稿作封面底色的，现代人都用电脑打字了，不看重手稿，也不这样做封面了。作者所以设想这样的封面，一是怀旧心理作怪；二是向世人证明我的确是只上过五年小学，没有练好字，仍然是小学时代三流学生充满“稚气”的字体；三是表明我是由手写稿子到用电脑打字的“过渡人”，是“跨时代”的写作者。这个封面的衬地儿“底色”用的是一九九三年小说处女作《“老先进”后传》的手写稿，就更加典型、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了。估计以后很少有人再用手稿作封面了。真地是做纪念了。
“稚气”的字体给人以没有多少文化的感觉，让人一看就猜想到这是个“草根”写作者的作品。我愿意给人以“草根作者”的印象，借以鼓励更多草根作者拿起笔来，抒发真实的思想，记录真实的历史，不讳饰，但愿也不会因言获罪。社会的进步要靠更多的人说真话。
二0一八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