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幸福
刘郎闻莺•2008年7月
从北京回来没两天，就得到了幸福的死讯，心里很不好受。
我和幸福同庚，他是正月的生日，我是冬月的生日，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在我们铜盆冲，有五个男人是这年出生的，另外三个是建哥、新哥、红哥。那天我去给幸福作最后送行，吃午饭的时候，在大礼堂遇上新哥，他说，我们同庚成双了。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才多大，今年满54岁。一个人长点寿，比如活84岁，幸福就少活了30年，倘若再长点寿，活94岁，幸福就少活了40年，长寿也不是什么奇迹！他只活了54岁，让我想起了我父亲，父亲死的那一年，才47岁，这样一想，心里很不好受。
今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回老家祭祖，顺便在幸福家坐了两个小时，看见他的样子很不好，就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然后劝他去做个全面的检查。那时，他面黄肌瘦，骨头隆起，一身没有几两肉，头发胡子又蓄得好长，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说，他会去做个检查的。
没过多久，从老家传来消息，说幸福得了癌症，虽然在预料中，我心里还是不好受。
我立即回到老家，在幸福的大哥家门前，遇上了他的大哥和他的小弟，他们将情况告诉我，说幸福患的是胰腺癌，已经是很晚很晚了，长沙的湘雅医院都不收治了。医院不收病人，真是现时新闻，他们老是抢生意的，这只能说明幸福真的是病入膏肓了，不可救药了。
幸福大哥老说幸福是憨死的，他说，幸福早就不好，叫他去诊断去住院治疗，就是不听，生怕用了钱，生怕耽误了家里的工夫。这下好了，没救了。我问他们作何打算，他小弟说，还瞒着他本人，只说没查清，过两天带到县中医院去住个把月，估计也就是两个月的存活期。
告别他们兄弟，我来到幸福家，见到他时，强笑着，二人坐下。他的脸刮白的，胡须都剃干了，不愿说话，没有一点劲。
我详细问过了他的病情和检查的经过，他做了回答，然后将衣服往上撩，叫我摸他肚子上的那个坨。那个坨有鸡蛋那么大，很硬，就在肚脐边上。刚才他兄弟就说过，幸福的癌细胞已广泛扩散。幸福喃喃地说，他妈的，那么大的医院，搞了那么多天，用去了上万元，竟然没查清病情。
可怜的病人，可怜的幸福！
我得食道癌已经整整九年了，那年，他去看我，身体还多么健康，想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好受。
幸福并不幸福，他本来可以过得幸福一些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点都不幸福，甚至，有时还过得很痛苦。
虽然是在一个屋场长大的，但是我们小时候并不认识，因为那时候我们总是跟着大人在外面疯搞，大人搞共产主义，大跃进呀，炼钢铁呀，修复线呀，我们跟着辗转东西南北的托儿所幼儿园。
读初小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同一个小学，但是，我比他高了一级，大同学是不理睬小同学的。只是读秀水完小的时候，我才认识了幸福，那时他长得小巧，忠厚的要命，一天说不了两句话，我现在回想不起来，那时，我们不一定互相说过话，因为他还是低我一级，我只跟大孩子玩，和我同班的都比我大两三岁。
一九六七年暑假，我正式回家放牛了。
一九六八年暑假，幸福也辍学在家。
那年下学期，农村的小学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老师，原来的老师都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荡出门了，那时的大队便叫幸福去教书。
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土改根子，铜盆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做过支部书记，也一直是基层政权的领导者。
教书在那时比当农民好，男孩子不读书了，就去生产队当农民，幸福没去当农民，就说明他比我们幸福。
我那时是给生产队放牛，不去放牛就没有饭吃。
这时我算是真正认识幸福了。
从小时候起，我就有点爱书，凡是跟书有关的，我总是很关注的。幸福去教书，我自然很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这时的幸福无论如何都不够一个老师的格，才十四岁，自己就是一个大孩子，心里想的就是玩，教书是什么未必就懂。
认为教书比当农民好，那是大人的眼光，我那时就觉得放牛比教书好，放牛好玩，教书不好玩，十四岁本来就该玩。
另外，幸福才读了一个高小，后面的一年又遇上文革，什么都没有学到，他怎么教得了学生？
没人去管合格不合格，幸福根正苗红，做了共产党的接班人。
我正式认识幸福就是从他教书起的，因为我经常去玩，白天去，晚上也去。
只教了一个学期，幸福就不去了，来到生产队当了一个农民。
他是自动放弃的，没有人敢说你不能教了！
从此，我们就在一个生产队做事。
铜盆冲有五个生产小队，我们队叫做福兴小队，屋场里五个同庚有三个在这个小队：幸福、红哥和我。
从此，我们三个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白天在一起做农活，晚上在一起疯玩。
白天上工或者歇宕，我们总要去一个叫太爹的家，老两口子就是两个典型的教唆犯，专门给我们讲黄话，或者讲色情故事，太爹一肚子，老婆婆也是一肚子，还争着说。我们的性教育就是从这两个教唆犯家里启蒙的。老人非常好客，如有一天没见着我们，就一定叨念，只要你去了，茶也递上来了，铜水烟筒也递上来了，笑话保证也是一串一串的。
这时，我们依旧是大男孩，通过太爹他们的启蒙，只是对性有了一点点好奇。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们三个同庚跟着大人们出征了，去费家河修防洪大堤，三千米长，六十米底宽，八米面宽，二十米高的大堤，要靠人工在两个月内把它担起来，现在是天方夜谭，那年却是我们经历过的活生生现实。
浩大的工程必然动用浩大的人力财力。
黄沙街区鹿角区的男女劳力，上到七十下到十五，一律征用上去，我们三同庚就是工地最小的劳力，上去的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
我们那时有的是精力，早上吃完饭走六华里路到工地，天才蒙蒙亮。傍晚收工是摸黑走的，吃完饭就在地铺上打打闹闹，缠着大人说黄话，听着听着就睡死了，没人觉得累，就只有快乐。
福兴生产小队将我们三同庚编为一个小组，白天我们一起担泥巴，晚上一起睡通铺，从来就没吵过嘴。
一九七零年，我们三同庚就分开了，我依然去了费家河工地参加抗洪抢险，幸福和红哥在家里搞农业生产。 (哲理文章 )
男孩子到这个时候，胯下的小东西 就开始捣乱，它在一天天暴长，也一天天变得敏感起来，动不动就勃起，铁棍子一样，而且毫不消退，让人经常难堪。
有一天下雨，我躺在地铺上看书，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青年钻进我的被窝，他一来就将手伸进我的胯下弄我的小东西，我开始很不好意思的推他，后来就不推了，全身就像通了电样酥软的，快感迅速地占据了我的全身，控制了我的神经中枢，我一动不动，任由他玩我的小东西，不久，闸门洞开，黏糊糊的东西弄坏了我的被单。
我第一次尝到了男人的快感。
后来，我乐此不疲，小东西变成了大东西，包皮也成功的翻过来了，我快乐，因为我成了一个男人。
一九七零年冬天，费家河内河改港，十月小阳春就催人上工地了。
我们福兴小队三同庚坚决请缨参加首批劳力上工地，队长首先是不肯，经不住我们死缠活缠 就答应了，只交待我们不能落别人的后，我们做出了保证，说都是十六岁的男人了，只会比别人强。
那天上午，我们三同庚在临走前还露了一手，三个人将一天的活在一个上午就干完了，割了一个三斗?w的晚稻，二亩七分田。
我们住在澎湖湾红哥外公家的楼上。
十六岁的男孩子真是叫鸡公，不知道哪来的劲。
白天在工地，我们做的事情比别的生产小队的大男人多，大队领导对我们无可挑剔，过来过去，总是对着我们笑。
晚上和雨天，红哥外公就嫌死了我们，偌大一个楼，就住了我们三人，我们就经常在楼上打架犁沙，搞得楼板咚咚的响，然后就听见红哥外公破口大骂，说我们把他的心脏都吓出来了。
精力过剩，没地方发泄，我们就比赛手淫。
三同庚躺在铺上，掏出小东西就玩了起来，一边玩一边比大小。
幸福的小东西又长又粗，应该跟大人的差不多，大人的有多大，我不知道，就是觉得幸福的特别大，我自愧弗如。
比赛射精，我自然是输家，幸福射得又高又远，他是冠军，红哥是亚军，我每次都落在后面。
一九七一年，小队建制变动，我和红哥仍在福兴小队，幸福就随他的父亲和兄长迁往了茶盘庄，住地没变，但是他们的耕种就很远了。
三同庚从此就分开了。
分开后还是有往来的，有一次，我同他去他姐夫家借来一本《林海雪原》，第二天下雨，小队不上工，我就在他家里一天看完了这部小说，而且，从此以后，我就慢慢的成熟起来，变得热爱读书了。
一九七五年，红哥招工做开火车的司机去了，我们同庚就再也没在一起玩过了，甚至，在一起聚会的机会都没有。
幸福最快乐的时光结束了，分手后，我们逐渐长大，各有各的事，一起玩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只知道，这期间，幸福的父亲给他找来过招工的机会，并且，还给他三哥也找过招工的机会，可惜，都没去成，他太忠厚了，非常不适应外面的世界。
那时能够招工实行农转非，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算是进入了天堂。
我那时没有这样的机会，活该在地狱！
我是一九七九年通过高考离开老家的，这时候，五同庚有四人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小孩，告别了手淫时代。我呢，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一九八零年暑假，我去西洞庭湖搞调查，准备做钟相扬幺起义的资料搜集，纯属私人活动，手里没有一分钱，家里也没有一分钱，幸福在茶盘庄做出纳，我向他讲明来意，说要借20元钱，并且要待我回家后去搞副业了再来还钱，幸福二话没说，就借了20元。
那时的20元就收入来说，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元。
幸福闷闷地不说话，听了我的述说就认同了我。
在常德那边，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天气热得死人，钱又少，吃住都是大问题。回来就搞副业去了，然后还上了那笔钱。
我正式教书之后，和幸福就没有了多少往来，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熟悉，因为我们两家的住地都在茅屋场，我每次回到家，总可以听见各式的新闻。
幸福是铜盆冲做得最苦的人之一，他们夫妻种了二十多亩田地，又都是种田里手，他的老婆一天可以栽两亩水稻，衣服都不会沾泥。土里的庄稼总是长的很出色，年复一年的做事，收入还可以。
但是，幸福并不幸福，他们夫妻在家里死做增收入，他的儿子在外面给他败家。那孩子初中毕业后，首先是在家里呆着，又不帮父母下田做农活，等父母出去做工了，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父母将钱藏在米缸里他都可以找到，找到钱就到外边去浪荡，浪完了就又回来偷父母的钱。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父母做的金山银山都被他掏空了。
有一年，他儿子骑摩托在县城撞伤了人，要赔钱怕告诉了家里，就在地下钱庄借了水钱，那种钱是五分的利，一个星期一翻，你如果去借这种钱，就会如同泄了肚肠样弄垮你。钱庄的人不怕你不还，不还就砍你的手脚，挑你的脚筋，致你的残疾或者将你打死。他们下得了手，动不动就用黑帮流氓对付你，又与共产党的公检法司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谁敢借钱不还？
幸福的儿子借了水钱还不上，天长日久，那坨钱就滚雪球样越滚越大。钱庄的人就找上门了，对幸福夫妻说，不还上钱，就弄死他的儿子。
幸福一子一女，他不想在自己手里断根，就东挪西借的弄了几万元去填那个无底洞，还是不够数，就跪下求那些挨千刀的放过他们父子。
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幸福却给这群畜生下跪。
天忠地厚的幸福就这样被人羞辱了一回，回家后还不敢吱声，他是个顶要面子的人，什么苦都摁在自己的心里。
此后，幸福就再也不理儿子了，看见儿子就恶心。
今年不好在长沙住院，兄弟叔侄在身边守候着，儿子来了，他赶走了儿子。
从长沙回到家，儿子也跟着回来了，幸福只留了女儿在身边，将儿子赶走了。
那个小子结了婚，现在华容一家职校教电脑，据说还找了个小情人，那次去长沙看他的父亲还带去了，幸福不病死也得气死。
那次大伤元气后，幸福家道中落，此后一直过着欠债的日子。
幸福是个硬汉子，在屋场人心离散、大多数人只想损公肥私的环境下，他能坚守清贫和操守。
他做屋场的会计出纳几年了，过去我就有些担心，兄弟们就对我说，幸福的品行端正，不会有事的。
今年，公家的钱一会儿多起来，高峰期有八十多万，都是武广铁路征收的，我更是担心，类似我这类杞人忧天的还有其他人。
幸福用自己的行动让我放心了。
他从长沙一回来，就把账和钱交出来了，一分也不少。
我肃然起敬，为老家还有这种品行高洁的人而高兴。
出殡那天，我将幸福送到石肘嘴坟山上，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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