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是一本由[美]格兰姆·贝克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元，页数：8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时中国》读后感(一)：一本好书
经过抗日战争的深重苦难洗礼，对国破家亡的恐惧应该深深的扎根在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对国富民强的渴望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坚实底蕴。那些恨国党、乱国党、精神外国人、所谓的公知们，你们别有用心的误导群众，居心叵测的胡乱叫嚣，费劲心思的扰乱视听，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建设祖国的决心和脚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国家固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是颠覆和摧毁不会解决问题，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940年，格兰姆·贝克从澳门途径西江三角洲往内地行进，所经之处，官商走私，海匪横行，遍地饥荒，民不聊生。
“那年夏天，我脑子里对国民党政府的了解全都来自美国的报纸：什么虽败犹荣呀，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呀，数百万西撤的难民下定决心抗战到底呀，正在后方建设的新中国呀，山洞中的工厂呀，忙碌的工业合作社呀，新公路和医院呀，如此等等。此外，还有蒋委员长的高大形象在挂图中俯视着团结起来的大地；微露在他背后的是他那美貌动人的妻子。一个新中国在战争中诞生了，这是我重返中国的原因之一。”但是，当格兰姆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是被轰炸过的土地上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而国民党官员穷奢极欲，肥肉厚酒。他抱着一个战地记者的敏锐嗅觉由一开始准备在中国滞留的两周变成了无限延期，用文字和图画证明美国当局支持国民党是错误选择。
格兰姆·贝克以一个外国人的悲悯视角看40年轰炸过后的重庆、凤县双石铺镇的“抓壮丁”、41年轰炸下的洛阳，42年的河南大饥荒，44年沦陷的桂林...........毫无预兆的空袭、失控的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外国使馆的疏离和自以为是、美国对中国忽远忽近的暧昧态度、日军的烧杀抢掠......他看到中国阶层之间的巨大割裂，看到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社会之塔轰然倒下，而中国老百姓带着积弱的烙印，流离失所，任人宰割、束手无策.....彼时中国土地风雨飘摇，尽显苦难众生相。
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尚且自顾不暇，而此刻的国民党越来越如“巨婴”般附在美国身上，即便是派去“飞虎队”也只能起某一刻象征性意义。不理解、欺骗、各打如意算盘。。。。。。双方敌对情绪自高层到民间都越来越浓烈，格兰姆花了浓重笔墨描写了美国军队、国民党军队和普通老百姓扭曲的关系。
他特意列举了“工合运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便是怀揣热情和理想的路易·艾黎也解救不了“工合”走向困境的结局。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描写战争可怖之外，还描写了他遇到的战争环境下各类奇奇怪怪的人，描写了普通人在战争间隙的衣食住行、市井生活，让我们看到宏大历史事件里的一丝挣扎的烟火气。
书里写到44年的中国，外忧内患，经济崩溃，年年饥荒，华南各省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党部队已经公然成为强盗，作者分析其中原因：“这场悲剧的最可怕之处是，它暴露了一种纠缠着整个现代中国的连锁反应：受轻视，继而被蹂躏，于是更被轻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不会侵犯中国南方。而美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由于美国人以前对中国的漠不关心和隐秘的蔑视而造成的。日本人对中国南方地区的进攻并不能扭转败局，充其量只是结東了美国飞行员的强扰，振奋国内士气，延缓了最后的失败而已。但这一进攻却给中国南方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如果大理一潼关协定是真的，那么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漠视就更甚于外国人；在国民党政府眼中，中国人的生命还不如蒋委员长战后的霸权来得有价值。”这是一位美国战地记者在1944年的感慨。
《战时中国》读后感(三)：试读：战时走私
伪军、游击队、警察、海盗、走私贩子，如此种种人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猜想。
在太平洋战争的1943年至1944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南工作，并在西江三角洲一带工作了几个月，那正是1940年我们和海盗们猜哑谜的地方。由于我从毗邻各省学到了不少东西，因而对走私这行的上下关节也就了解一些了。
他们的行为可恨至极。当时西江三角洲和广东的几个邻县正闹灾荒。走私贩运的主要物资不是一般的贸易品而是大米，去向更是非常人所能想象：是从国民党辖区内的受灾区运往敌占区并卖给日本人的！对于身处向着未来高速航行的飞机中想要窥视天机的人来说，繁荣的走私与惨痛的灾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粮食走私和灾荒加重，这二者都是由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而国民政府却几乎是听之任之。
广大中国农村的统治大权都一直掌握在地方上的一小撮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则是辛苦种地的庄稼汉。这一带农村人口密集，谷物是致富的关键。囤积余粮以掌握经济势力的通常是一小撮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地主按传统习惯向佃户收租，租子比率常常高达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商人与高利贷者坚持古老的、对无知农民极其不利的经商之道，甚至因此成为囤粮大户。
这一小撮人同时还掌握着政治权势，因为由上级委任的官员大都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亲属，而这三种身份也经常集于一身。他们自然会与亲朋勾结，从事投机生意。控制粮食的集团通常也有军警大权。当地驻军或民团长官可能是外来人，可往往和本地权贵具有一样的出身背景。结果就不免物以类聚、同流合污了。许多军官只要在某地任职时间稍长便会被拉下水。由于有军权的人能够对谷物和其他物资课税与管制，他们就常常被其他生意人物色为做投机买卖的同伙。军官永远能从农民手中搜刮到粮食。
靠这种权力的独占，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腐化起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自己的亲朋非法横征暴敛，官员们就当看不见。军官们把武器借给地方官，以便他们强派苛捐杂税。上级官员若是来巡查，民间豪绅—都是地方实力派的骨干分子—就异口同声地为他们庇护的恶棍们说好话、打掩护。
帮会横行至此，一切地方经济必将受损。抗日战争中期，西江三角洲和国民政府其他前线的走私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战时流亡到中国内地的中央政府连手工业都没建立，上海和其他沿海沦陷区的现代化工厂所生产的东西无法替代。结果就是，侵华日军一俟战线稳定，便将沿海工厂的产品向内地倾销，数量不减战前。这些工厂既有日本人直辖的，也有伪政府控制的。日本人禁运一切军用或工业物资，而对其他物资则置之不理。国民党对一切走私物资都要课税，但从不设法禁止，即便是奢侈品等物的贸易。国民党的宣传机构鼓吹物资总是有益的，因为一切物资对战争和工业都是有用的。
1940年前后，当我路过西江三角洲时，当地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已经独占了走私的绝大部分。为了方便，其中许多人都与日军占领区的对手们建立了联系—包括伪政府的文武官员。这件事办起来很容易，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所使用的是同一小撮权贵。许多国民党官员与战线另一边的伪政府成员在战前非亲即友。我和米克斯先生一行在旅行中遇到的那些怪事无疑就是这种勾结的结果。
《战时中国》读后感(四)：试读二： 路 易 · 艾黎和他的“工合”实践
要不是由于新西兰人路易 · 艾黎的及时到来，我不知还会在重庆待多久。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
在中国，“工合”这样的运动唯有走向大众才有成功的希望，路 易 · 艾黎也从不夸大个人尤其是作为外国人的作用，这是很少见的。尽管如此，大家都承认他是筹建“工合”最积极的那个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他所做出的努力也比任何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多。
在“工合”开始的头四五年中，他是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除了为募款而一年一度去香港——还有一次去新加坡——他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了崎岖陡峭的西部山路上。他在有“工合”组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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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看来，在我所认识的外国人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最中国化的。他不像多数外国学者那样聚集在恬静的湖边埋首书卷，而是愿意活跃于中国的汹涌波涛之中，更不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样，用“西方习惯”和“舒适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咖啡。他的咖啡从来不断，都是国外友人寄过来的。由于能和中国同事们平等相处，他身为外国人反而有一点便利。每逢“工合”内不同国籍的人之间有点小分歧的时候，他们总愿意对路易 · 艾黎坦诚相告，反而不愿和本国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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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重庆之前，听说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路易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伙和孔祥熙亲善的美国传教士和某些顽固派上下其手，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他打击中伤，阴谋把他以及他的自由派同事赶出“工合”。有些传教士乐于从事这种阴谋，是因为“工合” 不仅有声望，而且在国外还有很强的募款能力。国民党也乐于这么干， 因为他们已把自由派执掌的“工合”视为危及现状的因素，并为此感到不安。那些传教士的打算是把 “工合”转变成救济机构和政治门面，把钱变成食品、衣物发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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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路易和支持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却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这样“工合”的活动就不会局限在无法自立、靠救济金过活的手工业者上，而是能转变成为一项能够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运动。批评路易的人率直地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要从事的改革并不是由国民党发动的。他们推论说，他会像 19 世纪的商业冒险家一样招人讨厌。
《战时中国》读后感(五)：试读三：马寅初抗战、建国筹资方案
把“中美协会”茶会和马寅初教授事件放在一起看，表明了美国在争取我们想实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困难。因为制定政策不应该只接受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影响，也应该接受一般美国人和一般外国人之间那许许多多平凡细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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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走访了一位从不参加文化协会茶会的留美学生—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他 1910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个老国民党员，一向被视为该党的经济专家，直到后来卷入政治纠纷中，也没人说他是共产党。在“四 · 一二”上海政变后，他曾辅导蒋介石学过经济学。
他在重庆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若干文章和演说，无所畏惧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揭发了政府要人发国难财的腐化行为。有谣言说，他不久即将被捕。所以，我尽快地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了他。这位鬓发斑白的学者言谈举止颇为稳重，对我们两位首次来访的外国人也彬彬有礼。我们请他坦率地谈谈自己的意见，保证既不发表，也不摘引，而他却眼巴巴看着我们，几乎要落泪似地请求我们既要发表，也要摘引。他说，不平如此尖锐，灾难如此深重，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而将真理公之于众则是他无可推卸的爱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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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注意力十分集中，看上去诚实而自信。他说，只要蒋委员长依然允许孔、宋两大家族发国难财，他就不会把蒋看成民族英雄。他还说，穷人的负担已无法忍受，因而他提出了一项十分周详的为抗战、建国筹措资金的方案，要把最重的负担放在最富有的人们身上，而蒋委员长是唯一能够下令实施方案的人。因此，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施，那么一切灾难性后果都应由蒋委员长个人负责。
在我们的访问将近结束时，几个学生把一个身穿便服、身份不明的人拖了进来，说他在马教授的办公室门外偷听。马寅初告诉那几个学生，那个人是跟着外国朋友同来的，但我们并不认识他，于是，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被撵出楼外了。可以肯定，他是个特务，但马教授却面不改色，谈锋依旧，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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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周，我搬到在重庆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朋友那里住，获知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一天马教授正在上课，突然来了一群宪兵，领头的队长说：“蒋委员长要见你。”这是在重大案件中抓捕人时的典型程序。马教授当即指出，从教室中把他抓走会引起学生不安，宪兵于是同意待他下课回家后再予以逮捕。他们用一辆汽车将他带走了，并拒绝告知家属逮捕原因、送往何处以及何时才能回来。
马教授在学生中是很有威望的，学生们计划在大礼堂组织一次群众集会以示抗议。像其他国民党办的大学一样，这里设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区分部，它是国民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它的成员探知了召开大会的计划，于是报告给了校长—一个顽固派。开会当天早晨，学生们发现校长已事先坐在了礼堂的台上，在师道尊严的压力下，学生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能抗议，只能听校长训话。那位校长告诉学生们，无须担心，马寅初安然无恙。还说，大家必须忘掉马寅初散播的思想，因为马自己已承认错误，并对误人子弟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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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证明，校长曾派了爪牙出去，并准备随时把此事动态向当局报告。学生们对校长的说法不满意，而三青团又想方设法阻止游行示威活动，于是，校内秩序发生了混乱。过了几天，马教授在宪兵押解之下返校了，学生立即召开了全体大会。显然，马寅初曾同意劝说学生，无论对国事有何意见，都得先去上课。
宪兵队长抢先发了言。队长强调，在战争时期，国家统一最重要的就在于领袖独尊。他说马教授有过非法言论，日后即便有意见，也只能对蒋委员长说，而不能公开发表。
马教授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声叫道：“我为什么要把蒋委员长已经知道的事情还去对他说？需要知道的是群众。有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非法行动，连汗毛也没动一根，还说什么这是非法言论，那是合法言论！”
“够了！够了！”宪兵队长暴跳如雷，大会解散。在学生们的坚持下，大家和马教授照了几张合影，然后马教授就又被押到不知什么地方幽禁起来了。他被禁止与外界通信，未经起诉和审判就被平白无故地关了 4 年，最后放出来时还被迫退休，不许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
把“中美协会”茶会和马寅初教授事件放在一起看，表明了美国在争取我们想实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困难。因为制定政策不应该只接受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影响，也应该接受一般美国人和一般外国人之间那许许多多平凡细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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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读后感(六)：中国往事：一个美国人眼里的幻灭与重生
在读历史时，我对史家只顾大城市里的大事件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闻得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不大引人注目的、更有特色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格拉姆·贝克
翻开历史，不难弄明白一九四零年对于当时的神州大地意味着什么。十四年抗日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已经打到第十个年头，东三省沦陷，华北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国军正面部队节节败退，空间换取时间的代价，总算换来抗战的相持阶段。
几乎所有明眼人都知道，日军攻势锐气已失，虽然仍然强大，但短期内再难组织起庞大会战，国民政府总算在重庆站稳脚跟，双方势力地图上犬牙交错一时又相互无可奈何，总体局势依旧艰难，全面战争仍在继续。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山河飘摇的多事之秋，有一位叫做格兰姆·贝克的美国记者，带着研究中国为毕生事业的决心，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用他的文字来让全世界知道，在距离欧美西方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群生活在如此条件艰苦，装备简陋，军事素养低下，政府贪污腐朽，官员首鼠两端之下的普通人正在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与一群训练有素残忍暴虐的军国主义士兵决一死战，不死不休心中所捍卫者，无外乎二字， “家”、“国”。
当然，和国内许多大视角的历史叙述的作品有所区别的是，本书作者并没有选择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各场著名战役作为叙述的切入点，用讲大历史的立场和方式去解读每一个历史段落中的双方得失态势，进退调度，以及对全局战略的深远影响。而是彻底放低观察的视角，不断降低到社会底层，通过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来讲述战争所带给所有人的灾难困苦。历史的进步，既是那些精英们运用着各自的智慧努力的成就，也是千百万命若蝼蚁的人民所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对于花园口决堤，中山条会战等具体的大历史事件，贝克也通过普通人的角度去讲述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一切，用更加鲜活的方式去还原这些最后只会落在书卷档案上成为一个个具体数字的历史事件，老百姓的苦难与隐忍跃然纸上。
在中山条会战中，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份材料，知道卫立煌棋差一招，一溃千里。却只能在作者的眼中看到
南岸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到处游荡，寻找失散的家人。他们聚在一起瞭望缕缕云烟，猜测着是否自己家里着了火。他们住在窝棚或山脚下，瞪着眼，长久注视着他们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面部毫无表情。
一场战役的失败，是官方纸面上，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一个个生灵面前，是那些赖以生存的家园的彻底毁灭，是一条条曾经乡里乡间相互相识的生命的黯然逝去。
在洛阳城的空袭里，他看到了
城市像现出原形的蚁巢，人们像蚂蚁一样四散奔逃
在城市陷落时，他看到了
带头无所不为的却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这当然会使群龙无首的人民更加惊慌失措。
同时，因为美国记者的身份，作者可以深入接触到中美战时外交，以及其他涉美事务当中，比如珍珠港事件后，国民党因为坚持抗战而获得广大美国人民的喜爱；再比如，因为大陆线被切断后，美方唯一一条可以送达战略物资需要翻过珠穆朗玛峰的“驼峰航线”，以及与之对应的桂林基地相关事宜；还有作为抗战后期天降神兵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对于日军产生的沉重打击；甚至是后来与蒋介石交恶的史迪威事件中的各种细节和大众反应。
当然，贝克也在这种大开大阖的国际要事中看到了国民党败絮其中的本质，会去瓜分美方捐款，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拉壮丁，奴役劳工，甚至采取死亡恐吓来威胁农民来为他们提供免费劳役。作为陪都的重庆更是龙蛇混杂，冷饮店和咖啡馆的兴起，让人民感受到战争的遥不可及，随之而来的就是警察打着“节约主义”的旗号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民生至此，如何江山。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某些巧合还是另有深意，同样作为美国记者，贝克和《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对于远在陕北，在抗日战场上环境更加艰苦，客观条件更加恶劣却长期担任敌后作战的共产党，有着适当冷静的好感。
在分析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崛起时，介绍道：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对手国民党的腐败，如果一定要找另外的肇因，日本人倒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的入侵把国民党赶到了内地一隅，而在占领区又形成了不稳定状态，比国民党统治下更有利于共产党势力的扩张。
同时，又把延安和重庆做了比较，
很明显，在经过了重庆的腐化、残暴、虚荣、颓废的沉闷空气之后，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窑洞里的城市却洋溢着勃勃的生机，令他们耳目一新。共产党干部会穿着农民的布衣帮助农民干活。后来到延安及周边去旅行的美国人也证实，共产党的宣传正在赢得农民的拥护，他们有能力发动群众备战。
直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获得最终胜利后，感慨道：
在共产党政府带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时，美国各大报刊依然低估共产党的成就，正如我们当年高估国民党一样。
总得来说，格兰姆·贝克是一位敢于在生逢乱世，离开书斋，背井离乡，为了心中的梦想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作家，他在本书中显示出了极高的记者客观真实的素养和坦率求真的精神，并且能够深入社会底层、战争一线，乃至中美外交中，将自己的见闻客观的记录下来，加以自己的专业评说，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权者谋。无论是在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价值上，还是对于研究战乱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文化价值上，或者是本身书写上那种轻松明快的笔调，以及内容上乡野趣闻，都有相当高的历史文化阅读价值。同样，这也是一部让今人能够更加准确还原当时当地客观历史真相不可多得的历史读本。
另：“大理—潼关一线”之我的想法
对于这个历史谜团，我个人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在余戈老师的资料里，认同本书的这一见解，其中原因有三：
其一，1944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年度例会上，来自河南省的代表们提出请愿，要求枪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作为对河南战场“连个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所导致的惨败追责，遭到蒋介石拒绝——很有可能是因为河南位于“大理—潼关线”之外； 其二，还是9月，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在十余天双方用意志掰腕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破釜沉舟般扬言这一次宁肯彻底失去美援也不会屈服——同样很可能是与日方达成的“大理—潼关线”协定给了他这一自信；其三，12月，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顶点恰好就在从桂林向西推进300英里的贵州独山戛然止步，而此地国民党军队防守空虚，军事上日军完全没有半途而废的理由——唯一的解释是，独山几乎精确的位于大理—潼关线上。
我认为这种判断有点倒因为果。要知道啊在豫南会战后，汤恩伯已经是河南战场上日军头号大敌，随后，豫湘桂战役中，汤恩伯是一溃千里，如果是提前有预谋通知，蒋介石为了保留实力，断不至于会至汤恩伯的大军于不顾。而且，从过往用兵来看，汤恩伯在战场上是个赌徒，即不会轻易下本，又讲究一本万利，在台儿庄战场上就是，孙连仲正面死扛已经被打得焦头烂额，汤恩伯就是见死不救，跳到外线，试图一口气把日军全部吃光。
第二，和史迪威交恶，由来已久。史迪威还给老蒋取外号叫“花生米”，呃！第一次缅甸战役一下子让蒋介石丢了一支和七十四军齐名的第五军，而后还要求全国的统一指挥权，两人交恶是历史问题。至于一号作战，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没有半点好处，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正是大片的沦陷区忽然产生，导致了八路军在各个地点纷纷开展人民战争的基层建设，这也为之后的国共对决打下来根据地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