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斯兰》是一本由爱德华·萨义德 / Edward Said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报道伊斯兰》精选点评：
●其实整本书的意图很简单：当你无法掌握第一手的新闻资讯（包括掌握被报道方的语言）时，你就自然会被新闻媒体所挑选过的新闻内容影响，毕竟，新闻的本质就是报道其所需要报道的新闻并影响大众。但我们想看到的其实是，身为一个穆斯林对这样的西方世界主导的新闻世界有什么可控制力？半岛vsCNN？可能么？
●09年最后一天读毕
●看said喷hungtinton倒是很有意思
●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
●新版绪论太长。。。太废话。。翻译确实有点儿问题，不过还算通顺。很有启示作用。
●肤浅一般。是台湾人的译本，读着比较磕碰。学习了一些辩驳技巧。读完让我不再敢轻易点评伊斯兰。
●“萨义德认为：所有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知识都是历史性知识，因此也都依赖于判断和诠释。那么谁在作判断？为谁而作的判断？判断的情境是什么？判断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情况的变化，会导致判断本身的变化，从而对同一事件的诠释可能就完全不同。”貌似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来反问他自己。另外，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绝非如此不堪一击。
●出于专业需要和对妖魔化xx课题的关注第一时间读了这本书，萨义德的这个观点并无新意，主要阐述西方媒体、政府、学术界如何在无形中达成共识，从而塑造大众对于“伊斯兰文化”的固定刻板印象。看完之后的确觉得我们对客观的伊斯兰文化了解是太少了，以后找点这方面的书来读。
●我在昆明的小破书店看到这本书，通常在路上绝不会加重自己的负担，何况当时我的背包至少10kg，但是这本实在让人爱不释手。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报道中所揭示的真相以及其带来的谬误，代表与被代表的话语权。“公开讨论伊斯兰教的机会，几乎都是来自政治危机”的惨淡背景下，依然有记者前辈能够愤然以更深了解且并非西方能够解释的理由，而是放下自身背景，真正报道伊斯兰。而不是如亨廷顿所提的“文明的冲突”——因为过度简化和错误诠释所导致后果的一个方面。
●身为“东方人”。
《报道伊斯兰》显然就是装逼之作，作者除了想显示自己在传播学的学术身份，看不出他真正要表达什么，中文翻译基本就是英语化的中文，读起来的费劲和别扭令人极不愉快。我看了一百多页，这辈子不会再看这种装孙子书了。《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不为。指的就是求学的人其矫揉造作是越来越增加的趋势，求道的人的伪装和矫饰越来越减少，及至最后可以回到童心........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二)：【补档】20200120
这本书应该改名为Defend for Islam Iran: disclose the evil America，可以列入中宣部官员必读书目。 作者在开篇运用了大量专业术语，对非专业领域的读者来说相当不友好，看得云里雾里的，读这本书就像是做英语听力一样，好在是文本，可以细读某句或某段话，方便理解。尽管如此，还是在读完全书后重读了译者序部分，重温读过的内容。[捂脸] 书中实例部分很有意思，除了911、基地组织、美国偏袒以色列、同样是伊斯兰国家，美国对阿拉伯对伊朗政策天壤之别这些案例外，作者反复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个案例来论述自己的论点。后面看这一事件的百科介绍，同样是1978年，同样是改革，中伊两国现状对比，令人唏嘘不已。之前在微博看到有博主发布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历史照片，暗讽当今伊朗因为政教合一趋于保守，再有了了解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一事件后，观点也有所改变。细品伊朗伊斯兰革命，我强烈怀疑霍梅尼应该是相当熟悉我党在建国前革命和建国前后对党外人士采取的政策，简直如出一辙。[捂脸] 回到这本书，最基本的理论应该是书最后章节讲述的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作者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眼中的伊朗（伊斯兰），生动而又深刻揭露了美帝的文化霸权（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说海湾战争的时候，萨达姆是通过观看美媒来了解美军动向的）。 作者书中指出，美国媒体驻中东的记者几乎都是临时被派去，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这个媒体的记者，特别像“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记者根本不熟悉当地语言，驻地期限只有几个月，这样的记者怎么能写出真实反映当地的报道呢？为了写出报道，这些记者就东拼西凑加上美媒已建立起的关于伊斯兰的负面印象（提起中东的伊斯兰，大家首先想起的是战火、中世纪的宗教刑罚、落后的社会习俗）来进行“采编”。相反的是，欧洲媒体驻中东记者派出期限以年为数，记者对当地了解较多，关于伊斯兰的报道很优秀，但作者也指出，欧洲媒体有像美国媒体那样贴标签的趋势。作者认为伊斯兰社会很复杂，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想要介入中东，但是出现问题时，美国只会用“啊，伊斯兰教嘛”一言以蔽之，这会掩盖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而导致了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不断失败。 另外作者还提及了美国的学术自由（仅限中东伊斯兰领域），作者认为美国在伊斯兰领域已经形成了官方（政府）-媒（企业）-学术这样一个共同体。美国媒体界、学术界对伊斯兰进行报道、研究时，宣称自己中立客观，实际上只会和美国政府遥相呼应。 总而言之，作者对美国政府、媒体、学界相当不满，但也举了一些真正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难道作者也想突出自己中立客观？）。 在重读译者序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译者居然是个台湾人，不晓得这个台湾人译完这本书后对台湾媒体妖魔化大陆作何感想。[旺柴]
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学者。在一片占据主流的西方声音之中，他的观点总是稍显另类。例如，反对以色列以所谓犹太人生存权的名义，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反对美国政府自卡特总统以来的中东政策。即便在“911”事件之后他也没有改变意见。萨义德认为，正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对伊斯兰的偏见，人为制造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隔阂，二者互不了解，且可能相互仇视，最终为恐怖袭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和《东方主义》这本偏向理论的著作不同，《报道伊斯兰》一书更像是作者的一个用来回应“东方主义理论”的实例。在前者中，萨义德颇有洞察力的批判指出，西方现有的对于东方的描述，想象及随之而来的批评，充满了源自西方的偏见。其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对于东方的解释中，总是充满了野蛮、神秘、落后、不解，似乎西方文明远胜过东方。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对伊斯兰的指摘中，也包含在对于远东国家如中国的鄙夷中。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造成东西方并不被客观地置于平等地位，而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
从文化角度而言，这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华裔学者刘禾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刘禾注意到，在中英《南京条约》中，关于babarian(野蛮人)一词的废除使用，成为了中英双方争斗的焦点之一。而其背后则反映了大清帝国和英帝国之间对各想象的不同。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说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大清帝国将西方为称蛮夷，则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某种“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清帝国直到鸦片战争战败之前，都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四周皆蛮夷之地，蕞尔小岛之英国自然不能称之为“国”。“野蛮人”不是针对英帝国，而是指中华帝国之外的统称。但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兴起的英国不能接受这样的称谓，按照西方外交原则，中、英两国自然处平等地位。因此，马嘎尔尼在会见乾隆帝时拒绝下跪，不得已折中采取了单膝下跪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英国是一个与中国平等之帝国，因此才要废除使用类似蛮夷这样的词汇。话语兴废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秩序和国家实力的变化。
可见，无论是萨义德也好，还是刘禾也好，总结他们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另一个国家总是与国家本身的强弱有关。强者，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待弱者。因为，他们总是有能力制造规则，并让别人也来遵守规则。这种能力叫解释权。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文明，解释伊斯兰的“非法”，而曾经强大的中国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规矩，强迫英国使节下跪。然而，现实的残酷一面却是，不同的文明之间总是难于相容。不管萨义德愿不愿意承认，亨廷顿的观点似乎更符合现在的实际，文明之间难以协调。具体到今天的世界，特朗普在那边大喊着移民滚出美利坚，而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仍在想着在哪里发动恐怖袭击。这是一个比乱的世界，除非我们能发明一种更为宏大，包容，且被各国所接受的价值观。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四)：在金水桥事件报道之后
10月29日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坐地铁，安检的地方蹲坐着一条肥大而油亮的警犬，内城的环线上某一站也关闭了半个通道。恐惧不仅仅来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模糊感，更来自人们基于未知而猜测出的种种传言，连我自己也相信一旦大家猜测的事情真的在自己乘坐的地铁上发生的话，也就再没有见到爱人、亲人和朋友们了。
10月30日晚上，还是在地铁上，本来时断时续的地铁卫视并不吸引人，但忽然开始播报金水桥事件的侦破。隐约觉得车厢里出现了几秒钟的安静，一个大姐嘟囔着：“新疆人，一定是新疆人干的。”再之后电视忽然没有了音频信号，只看得到播音员义正言辞的表情。
后来在微博上“平安北京”发布了事件侦破的始末，10月31日的手机报也没有放弃这条新闻。据说北京警方联合了多地警局，仅仅用了10个小时就把在逃的涉案人员一一拘捕。报道中提及一辆新疆牌照的吉普车，事件的操作者和策划者的名单也不出意外地全部是中间带“•”的名字。地铁上大姐的猜测完全命中。
似乎市民们可以暂且安心下来了。不过不知道这个城市中的“新疆人”们会不会又躺着中枪，会不会被“过度”安检，会不会被警察叔叔随时拦下来深度查验身份证。
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最经常的是看到不少“新疆人在”地铁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外卖麻糖、干果和哈密瓜。有两次正好在礼拜的时间经过，看到他们真的放下生意，寻找附近僻静但不一定隐秘的地方完成功课。所谓“切糕”的争端也目睹过，不过那次的结果是一个“新疆人”被打到头破血流，其他“新疆人”忙着送他去医院。距此约两公里的魏公村地铁站，虽然历史上出现过“新疆人”的聚居，而且生意更加热闹，但似乎他们现在没法在那里占到位置。
他们是被成为“新疆人”的一群，这个称呼表面是地缘性的，但在语用的情景中明显不会涉及居住在新疆的汉族、蒙古族或在大众印象中生僻一些的锡伯族和俄罗斯族。专指为何，大家也似乎非常清楚，这些人在外观上很好辨认，有时甚至会因为行业特征被城里的人们直接叫做“羊肉串人”或“哈密瓜人”，不过这样的称呼毕竟可以看到他们从事行业的低端和局限。
这群人在媒体上出现的机会并不多，但总给人深刻的印象。人们总是会在某些恐怖暴力事件的报道中看到特有“他们”特征的名字，紧接着又会看到来自乌市和喀什的“他们”的干部、市民和宗教人士出来宣称自己愿意服从国家法律、增进民族团进……作乱的暴民与淳朴的国民形象交替出现，但明显前者更深入人心。一直到2012年年底，湖南出现一起“天价切糕”事件，媒体中才出现了第三种形象——不老实的生意人，尽管这种形象在民间早已经刻板化。接着不少新疆籍人士开始为故乡和“切糕”正名，但更大的声音则是网路上的娱乐——只要不出现地域和民族名称，任何调侃的手段都可以运用，大家似乎在发泄一股长久以来压抑的恶气，也许“切糕”成为民间热词并不意外。
在官方媒体之外，他们对于大众似乎也是陌生的。离开“民族文学”的范畴，他们的曝光率就很低了。曾经做编辑的时候，选过一篇关于小孩子通过收藏小物件来保存童年回忆的稿子，然后校对组组长忽然过来找我，指着画着圈标记了删除的故事主角名字对我说：“这里怎么可以出现‘维吾尔族小姑娘古丽’，一定要只留下‘小姑娘古丽’，不然我们可能会有麻烦。”她没有再详细说会遇到什么麻烦，但校对组一贯谨慎，不过在我看来常常谨慎过了头。文字中并不出现族籍，的确是出版方的安全化处理，但也让“他们”没法进入大众的视野。
无论哪个层面的媒体，对维吾尔人或穆斯林的描述都是缺位的，他们也更无法在大众层面自我表达。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判断？他们如何表达？作为“大众”不得而知，只好猜测，甚至自卫性的恶意猜测。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五)：真相不会自己说话——短评《报道伊斯兰》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Allen·F·Davis和Harold·D·Woodman的著作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中，有一句醒世恒言，“我们经常说的‘让事实说话’没有实际的意义，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历史学家们用自己特定的方法使用事实，因此是历史学家而不是事实在说话。”读过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说“真相不会自己说话，媒体和记者都用自己特定的方式使用真相，因此是媒体和记者而不是事实在说话。”
也许赛义德在书的名字中就已经泄露天机——“报道（covering）即遮蔽”。两个表面意思相反的事物同为一词，这种矛盾正是人的矛盾性的具体体现。主观的人类对客观的真相总是孜孜以求，但又无法摆脱主观的本性，这就使得人们，尤其是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在这一悖论之下，往返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无论是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歪曲报道，还是萨义德对这一现象的鞭笞挞伐，都是这二者之间的穿行，只不过是方向不同。而又因为人与人、媒体与媒体之间对主客观的需求不同，导致有些人和媒体愈加接近真相，而有些人和媒体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练就了越来越强悍的意淫本领。在萨义德看来，那些喜欢丑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媒体和记者，无疑就是这后者，他们只为满足自己而掀起一次次高潮，自己乱叫却丝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因为他们知道，真相是个哑巴。
全书最主要的内容便是萨义德对这种刻意歪曲事实、丑化伊斯兰的报道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抨击。论述的精密、例证的丰富、言辞的犀利令读者只得屏息凝视，并使读者时不时地在心里对那些西方媒体和记者不满，区别可能只是作者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怨怼，而我们则在心里一遍遍地咒骂道,“这该死的西方媒体！”诚然，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认知态度，大多是由媒体的相关报道（遮蔽）和所谓专家学者的所谓研究“铸造”的。而这种认知，似乎往往伴随着恐惧，他们很不幸得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更不幸的是，这种恐惧已经成为思维定势，也就是说，他们患上的还是不治之症。不可治愈并不是由于病理的原因，而是他们很享受当这样的病人，不配合治疗。而萨义德则无疑是一位执拗的医师。
读过大段的抨击之后，如果我们只认为萨义德是个怨妇，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在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他依然勇敢地站出来，苦口婆心地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摒弃这一思维定势并试图去寻找一条弥合分歧﹑化解矛盾的道路。高尚的人们将为此洒下热泪。
有人批评萨义德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可是与西方那些媒体和记者的民族主义色彩相比，我却认为赛义德会相形见绌。作为一位巴勒斯坦裔﹑深刻了解伊斯兰世界同时又生活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他的奔走呼号，恰恰体现出他的良心与担当。
萨义德也许是位好“医生”，但他毕竟不是神医。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可能也就在于过多的描述“报道即遮蔽”这一现象，除了抽象层面上提出一些愿景外，作者并没有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和具体做法，传达了一种不甚乐观的情绪。书中还提到，阿拉伯人甚至是萨达姆都通过收看西方的电视节目来了解阿拉伯世界的进展，这令人深思和忧虑。我们也不能仅仅指责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而不去审视伊斯兰世界自身的确存在的一些问题。把自己打造地更好﹑更优秀，才能堵上别人的嘴。这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应有之义。靠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他者的尊重，而不是幻想着西方世界那些媒体和人能够自愿地摘下他们的有色眼镜。
真相不会自己说话，所以自己更应该为自己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