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宝林携全家从美国回荆门，我从惠州飞武汉到荆门与他们一聚。在我与宝林从他大弟的住处走到餐馆的时候，经过白庙路。在一个熟悉的路段，我对宝林说，我们进去看看，我想寻问一个人。我记得这个地方过去是荆门市生资公司的住宅区。铁顺民书记以前就住在这里。我们进去问了几个年轻人，他们谁也不知道一个叫铁顺民的人。在公示栏里，我记下了一位负责人的名字与电话。我打这位同为邓姓人的电话，他没有接，回到惠州后，我给他发了几次信息，他亦没有回。铁顺民是谁？为啥我要这么执著地去找他？说起我与他的故事，这要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情景。那还是在我下放农村第一年冬天在上水利建设修漳河的时候。
1974年冬，荆门全县各乡组织人马到漳河修水库。那时全社会提出的一句响亮的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有公社都是书记披褂上阵。后港乡的党委书记就是铁顺民，自然是一马当先。水库建设前线，一律按部队编制排列。各乡设总指挥，由公社书记担任。公社为团，片区为营，大队为连，各队为排。在团部，总指挥是最高指挥官。一个团大约近三千人。我们知青也被组织上水利前线。在我们知青点，只有我与张光华是劳改新生子弟，这样的苦差自然是逃脱不了。后港公社的主要阵地就是在马头寨上炸石头，运到崔家沟，把崔家沟筑起来形成一个拦水坝。一到工地，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砍树搭建公棚，安营扎寨。第二天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中。钻炮眼的，碎石头的，运石运土的，打硪的，歌声四起，硪号掀天，再加上满山遍野的红旗招展和广播不停地激情渲染，整个工地热火朝天，真是一场人民战争的海洋。我参加运石头不几天，就被派到团部宣传组工作，主要是写战地报道，供给团部广播站播放，同时发动有文化的青年写一些战地诗歌和体会，通过广播传送到各个工地，激励大家的劳动热情。后来，总指挥铁顺民看中了我，喜欢把我带到身边，作为他的跟班秘书。我们团大约半个月要开一次全体社员鼓劲大会。由总指挥铁顺民书记讲话。主席台设在一个稍高的坡地上。各营打着红旗整整齐齐排开。会议开始，场面鸦雀无声。可是顺民书记喜欢讲长话，一讲就刹不住车。于是底下就慢慢开始叽叽喳喳起来，随后嘈杂声淹没了总指挥讲话的声音。底下的人听疲了，铁书记怎么压也压不住。这时，我就走上台去，把手一挥，对着麦克风说两句俏皮话，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铁书记就又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当时，我都没有想到自己有这种能力，一出手效果又是如此的好。我觉得不是我有水平，而是我的年龄和我的长相让人们惊奇。那时我才过16岁，按当地话，说我长得标致。肯定是他们在想，哪来的这么一个鬼娃子，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仗势？于是也就给了我几分面子。每次开会，我几乎都要上台帮总指挥助阵。由此，铁书记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一天，他对我说，你入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马上火线入党！我说，铁书记，我连团员都不是呢！他感到惊诧，说：这样吗？那就先火线入团再入党。我告诉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反革命的后代，能入党吗？铁书记听说到这个，有些犹豫了，说：反正先入了团再说。他就吩咐大队团支部书记王福莎把我火线入团。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启示是，我开始对人们热衷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冷静的观察与思考。从此，我就更加注意身边的党员和党员干部了，观察他们的所言所行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种观察，让我思想从朦胧逐渐走向清晰，奠定了我人生观的基本色调和价值取向的选择倾向。
水利建设完工后，我们就各回各处，也就没有与铁书记再有联系了。1979年，21岁的我被招工到建筑队，第二年底抽调到市地名办工作，同时从建委抽到地名办的工程师黄道成是铁顺民的亲戚，我这才又与铁顺民书记取得了联系。其时，他早已从后港调到荆门市生资公司任书记。1980年我把父母接到荆门生活后，全家四口人仅靠我一人的工资生活，弟弟还在读书，经济十分拮据。铁书记就安排我父亲在色拉油脂厂看门房，给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我父亲是一个迂腐呆板的人，头脑痴呆，动作缓慢，常常受到别人的投诉，为此，铁书记为他背过不少。
四十年过去了，我并不知道铁书记的出处。好像他是荆门城北人，育有两女一子（后来得知有五个孩子）。大女儿叫铁燕，当时在市政公司工作，儿子在荆门热电厂工作，小女儿叫铁红霞，还在读书。他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幺女儿，总是红霞红霞喊得清甜。如果他现在健在的话，应该是九十岁以上的年龄了。我请与他大女儿铁燕同在一个单位的朋友龚广新兄终于打听到铁书记的信息：他已于2014年3月去世，享年84岁，与孟子同寿。
2020.7.14.23：30.散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