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彬，荆门市工业局引进的人才。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湖北黄陂蔡甸人，为了解决妻子的商品粮户口，毕业后来到了荆门安家落户。开始做科员，我离开荆门时，他已经被提拔为科长多年。我因有在武大学习的经历，他视我为校友。我常常说，你们是科班出身，纯正的武大生，我只是干部班去度了一下金而已，谈不上校友。他却说，好多科班生，哪里有你这样的学识和见解。你别说，有些人我还真是瞧不起哩。他操着一口浓厚的黄陂话口音。他是一个直爽人，说话直来直去。
与蔡文彬相识，是因为我俩的妻子。那时，我的前妻玉华从长阳调到荆门，在工业局管辖的荆门市蓄电池厂工作。玉华做会计，蔡文彬的妻子余会荣当出纳，这样我们两家人经常有交集。后来我把好多年前在金虾河买的一块地皮建起了一幢两层半的小楼，有一面墙就挨着工业局的院墙，而蔡文彬的住房就在工业局院内的四楼，阳台与我家的小楼斜对，两家人可以在楼上互望喊话。
在荆门许多朋友中，我与蔡文彬交流最多的是思想。他虽然是学工科的，但是很有独立的思辩能力。我们常常在一起谈社会，谈伦理，谈制度，谈变革。说到中国的极贫与极腐，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制度下的两个面。出现这种情况的最根本性问题就是制度性缺陷。看透社会病根，洞穿制度弊端，这在当时是很少人有的见解。可以说，在荆门能与我交流此类话题的除了蔡文彬之外没有第二人。按好心人的说法，我们是吃的老百姓的饭，操的是皇帝的心。按另一些人的说法，我们是崇洋媚外，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想，蔡文彬之所有这种前卫思想，完全与武汉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学风有关。在刘道玉主政武大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武大自1949年以来学术管制最宽松，学术氛围最浓厚，学术活动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刘道玉是中国大学改革方面的一面旗帜。他不拘一格用人才。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慧眼识珠，破格聘用了所谓的“问题” 青年杨小凯，还破格提拔了在经济学方面卓有贡献的青年教师辜胜阻，辜胜阻不到40岁便被聘教授。还提倡无“围墙”办学，开设各种进修班。如作家班就培养了方方、水运宪等著名作家。那时，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亦很频繁，每天都有大课，只要你喜欢，任由你去听。每天晚上，亦有不同类型的讲座，有学校教授开讲的，亦有全国各大高校的名师来开讲的。其中，本校的“珞珈泰斗”、“珞珈新星”、“珞珈女性”三大系列讲座轰动一时。“反官倒，争民主”一个时期成为学生活动的主题。在这个时期熏染出来的学生，独立意识自然特别强烈。蔡文彬就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而我在沙洋农场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些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虽然说是犯人，其实那只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的，于我则是备受尊敬的老师。记忆最深的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展国粹。他温文尔雅，看事看人极具逻辑性，从不人云亦云。这些正义的声音和善良的种子在我十几岁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与武大更有一层关系的是，据父亲说，我的祖父邓开慧，从日本留学后，就任职武大，可惜在他25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可谓英年早逝。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的就是武汉大学。那是文理科同卷，好像是理科210分录取，文科180分录取。我没有得到录取通知。我叔叔邓世勇要我去查分数，结果是180多分，地方政审没有让我通过。当时没有门路，又过了时间，也就不了了之。那年是突然宣布高考，纯靠个人平时学习的积累发挥，没有复习资料，没有大纲。录取的学生大多是三十多岁的有一定经历的老三届学生，像我这样不过二十岁的青年很少。我就想，如果那次能过如愿以偿，我今天的学术成果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听张福祥大哥说，同在农场的一位叫童志伟的朋友，考上大学后，现在成为我国的法学专家。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学习和不断完善自己是终身的事情，不能因为有了一个文凭就高枕无忧，停滞不前。倒是人品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文凭。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感受到了武大空前的学术氛围。我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人，就是初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指示下，大多数时间就是背诵“老三篇”，下乡支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对数学一窍不通。而我最怕上辜胜阻老师的数理统计学课程。一有他的课，我就跑去中文系或新闻系去听大课，所接受的都是人文知识。尤其对我影响深刻的是辽宁大学民俗学教授乌丙安的《日本民俗文化的抢救与保存》和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彭培根的《中国人看外国人，外公人看中国人》。这些讲座，让我眼界大开，使我迷惑的心境有了明确的方向，更加坚定了我对人类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追求。我与文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总是羡慕我会写文章，他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笔，表达出来，影响社会。现在看来，他是高估了我，亦高估了这个社会。现在就是在文章里有一个所谓的“敏感词”连自己的博客都发不出去，更何谈在其他媒体发表与所谓的“主流社会”不同的声音？
我到惠州来二十多年了，再也没有见到过文彬。在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下，我很少遇到像文彬这样能够交流思想的朋友。有几次回荆门，我到工业局都没有找到他。因为工业局早已撤销，原来的办公场所已易为其他新生机关单位。再是我每次回去都是在春节期间，机关都放了假，也问不到人。大概是前年春节吧，我又去了工业局原址，在大门旁边的一个士多店打听。原来这家店老板就是蔡文彬妻子的亲戚。她告诉我，蔡文彬去世好多年了，女儿蔡曼快30岁了，没有结婚。他们家早就搬出了原来的住所，他妻子余会荣也退休，母女两在一起生活。
我翻开手机，查询手机，居然有蔡文彬的手机号码。我拨通，对方说：你拔打的电话已关机或暂时无法接通。我心怅然，我想这趟通往天堂的电话怎能接通呢！
2020.7.12.23：10.散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