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你幸福吗？》
有只羊
2012年国庆长假，因为与中秋节叠加，显得格外受人瞩目；同一时间，央视策划的一个栏目《你幸福吗？》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以至于直到10月下旬，由网友发起的同题随机采访仍然在纽约街头上演。与央视的采访类似，访谈对象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多数都不合记者提问要求，都不是记者想要的答案。
在央视播出以及后来网友的狗尾续貂采访中，受访者的回答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是“我姓曾（一位曾姓老人）”、“我七十二了（一位拾荒老人）”、“我不知道（作家莫言）”、“不，我他妈的一分钱都没有（美国青年）”等等。我们相信，无论是央视还是网友的采访，见诸公众的只是冰山一角，更极端离奇的回答肯定不止这些。十八大召开前夕，本意是通过受访对象的口说明过去十年生活发生的变化、党的惠民政策的英明，歌颂改革开放成就的，结果这一策划却成了网民调侃的话题，这恐怕是策划者所始料未及的。将此策划案例做一优劣分析，对于我们做好以后的新闻工作，特别是时事报道策划，也许有一定的启迪。
一
笔者认为，“你幸福吗？”策划失误有二。
一，社会公众话题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错选择题，可能有N个答案，不应以这种非此即彼的问话方式提问。
我们说关于幸福、痛苦之类的话题是属于感觉感知类的话题，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更不可能非对即错。这就如同奔驰、宝马汽车，不同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评价。喜欢自动挡的司机觉得手动挡太麻烦，性格张扬的觉得越野车型比轿车更能彰显个性。而到了泥泞的道路上，一辆奔驰轿车的性能远不如一辆拖拉机。即使是同一辆车、同一位司机，在不同的时间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正如没有人会对出过车祸的奔驰座驾钟爱有加，即便它是世界名牌。要评价宝马好还是奔驰好，我们只能在同一车型、同一价位、同一路况、同一驾驶水平等多方面相对一致的情况下做定性定量的比较。同样，镜头面前，对于一个刚刚获得百万大奖的受访者来说，此刻可能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刻，但对于刚刚经历过车祸的受访者即便家财万贯，此时此刻，他也毫无幸福可言。
结合央视的此次策划，其动机是为了歌颂最近十年国家发生的好的变化，如果采用街头随机采访的形式，我们设想，可以设置特定的话题，让受访者确定他自己愿意选择的任一答案。比如，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你觉得这最近的十年有什么事让你记忆深刻、让你最为感动？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非此即彼的话题做随机采访，但这样的话题必须是简单明快的，容易定性定量的。比如，你认为最近十年我们的医疗卫生政策怎么样？十年前你的工资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十年前你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现在是多少平方米等等。
二，将“幸福”作为采访的主题词让人摸不着头脑，更无从回答。因为幸福既是比较级，也是目标级。
我们常说，幸福是比较级。一个人是否幸福，建立在与过去、与他人、与社会的比较上，这和自己目前所处的处境是否有钱、有权、有地位无关。地震中的劫后余生者，尽管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相比于人财两空的人来说，他是幸福的；刚刚找到一份工作的人和仍在到处求职的人来说是幸福的；一位本来期冀从科级升为处级的人目的没有实现，他觉得不幸福；年薪百万的金领可能因为一个失误被老板扣掉了两万元也觉得不幸福。所以，要回答是否幸福，就必须将比较的对象、比较的项目找出来，而最终找出来的比较的对象一定是和幸福相对即不幸福的。——本来要寻找幸福的结果却找到个不幸福，这恐怕不是题目策划者所想要的吧？
说幸福是目标级，在于我们平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幸福。我们常说，有钱、有权、有地位，但不一定有幸福。幸福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有人给幸福定义：幸福就是有钱花、有活干、有人爱。按照这三个标准，前两个即使实现了，后一个也不一定；后两个实现了，前一个还可能存在问题。也正是因为我们可能奋斗终身都难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才把幸福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或者愿景。按照这样的标准，面对镜头，即使说“我很幸福”的其实也未必幸福。如果真是发自肺腑的，那也说明这种幸福的心态其实是随遇而安。正如突然中了5000元大奖，激动得高呼我发财了一样，充其量是多了份意外之财，距离发财还远得很。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记者要让公众针对某一问题坦陈心迹，最靠谱的就是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知道你是可信赖的，是在帮他们说话。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本来正在匆匆赶路或者上街闲逛，猛不丁地一个话筒戳到跟前，镜头直直地对着自己，要自己对一个公众话题发表评论，但凡有点自我保护意识，都会选择回避不回答，或者顺着记者的提示溢美两句，而不会将自己真实的心理感受公诸于众。所以，这样的策划，公开采访远不如暗访见成效。
二
“你幸福吗？”这一策划集中暴露了当前新闻行业采访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先入为主、按图索骥。二，充当法官、妄加评论。
我们说，新闻要靠事实说话。这是新闻的生命。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记者习惯于先在办公室里定题目，然后再到街上找例子。至于找到的例子是不是真实，有多大的代表性全不考虑。记者满门心思想的就是找到的例子能够为我所用。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各地不断臆造出“大胆高产”的典型。记得有个地方忆苦思甜，说旧社会穷人怎么穷，说到新社会的好日子，一位生产队喂牲口的吃得比较胖，被大队长一把拉起来，“看，要不是新社会，老王能吃这么胖？”记者采访的目的是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说明新社会的好，结果，这个胖老王就成了新社会生活条件好的生动实例。有个地方为了歌颂当地的富民工程，让各乡镇都开着四轮拖拉机，敲锣打鼓到县城聚集，召开盛大的表彰会。寒风中，那敲锣打鼓的农民，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大声喊着：“我们富裕了！”——高高举起的敲鼓的双手后边，是露着棉絮的双肘！记者在当地领导的安排下，当然也是按照“富民工程真的富了民众”的思路发表稿子。是富民工程还是“唬民工程”？读者有和记者不一样的评判。
记者是新闻事件的忠实记录者。记者不是评论员，更不是法官，任何基于自身感受的评论都可能有悖于对事实真相的客观叙述。
一辆自行车和轿车发生碰撞，责任尚未得到权威认定，记者即开始对当事人的态度发表评论。“轿车车主出口骂人，态度恶劣。”一辆三轮车上坐了三个小孩，记者马上评论：这样带人危险，路人都无不为他们捏一把汗。农户刚刚建起大棚，头季辣椒尚未上市。记者马上给农民算经济账：一年一个大棚可以收入多少万元。实际情况也可能是：事故中自行车车主负全责，轿车车主态度不好事出有因；受经济条件制约，家长们只能轮流开着三轮车同时接送三个家庭的孩子。他们也知道哪个交通工具更安全、更舒服，但他们买不起轿车；农民刚收了一季辣椒，固定资产的投资还没有回本，第二季的白菜就因为天灾而分文未进，缺乏蔬菜种植技术的农民不得不毁掉大棚，重新种上庄稼。
我们说，记者需要秉笔直书，为民代言，不阿谀、不谄媚。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自媒体已经到来的时代，记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作为职业人士，我们一定要保留一个底线，这就是：可以不说话，但不能说假话。
“你幸福吗？”之所以遭到网民吐槽，同时受到同行诟病，就在于策划者首先对受访者做出了一个界定：他们是幸福的。之所以还采访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将这句话说出来。为了应景交差，为了趋势阿谀，自己在办公室里设想一个题目，然后设定一个结果，剩下的就是到大街上补一下镜头。没想到，他“不幸福”，他“姓曾”。他“不知道”。如此结果，看似出乎意料，却也有趣。
2012-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