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宇宙，地球只是其中一粟；茫茫华夏，我只是其中一粒。我以一个渺小的身份、平凡的地位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去窥探国人的处世思维。感谢苍天！让我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使我去洞察人间的冷暖，权利的诱惑，窝里斗的激情，欺软怕硬的处世与“随风倒”的可悲。感谢苍天！让我拥有一对敏锐的耳朵，使我听到大国人喧嚣的快乐，肮脏的语言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抑或是为诋毁出卖别人而聒噪不已的话语。我或坐在一隅，或躺在床上，用上天赐予的两件揭露现实的“物件”，从国人思维形成的最初时间，去感受人们伪善、欺骗与无耻的形成，去体会大国人思维的发源，去感悟中国文化中到底留下了怎样的病毒，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政治体系使我们染上了“不治之症”，以使中华文明在流淌中由于留下太多积淀，太多“垃圾”，太多污秽而艰难前行。
我们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容纳了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过度里，人们的胸襟本应该像海洋一般博大，无所不包！而事实去恰恰相反，我看到人们为了一点小的利益便打的不可开交，为了一句不舒服的话便要用十句奉还，由此形成一百年的仇恨，也由此产生了中国的那些俗语“此仇不报，誓不为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里还有道歉，回来握手的份，双方都在自以为是，互不服谁的心态下生活着，即使居住于同一个屋檐之下，也要用无声将彼此阻隔在两个世界，用沉默来与外界保持距离，抵抗压抑。可惜，他们换来的将是更多的压抑与无助。如此狭隘的心胸，便会造成国人一种神经性的过敏和万事为己的处世，使他们太在乎外在的东西，毫无一丝“钝力感”。即使人家对他无意识地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个小动作，他都会调动全身的神经细胞，用一种疑惑的眼光在心中“举一反三”，由此便造成了个人与集体间的猜忌，个人与个人间交往的距离，接着，不团结的现象便产生了，这种不团结使我们中国人如同一盘散沙，在官场中，不是你捅我一刀子就是我砸你一砖头，在工作中，不是你标新立异就是我独树一帜。柏扬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去却是一头猪，这话不假！
人们以一个狭隘的心胸生活于这样一个广大辽阔的土地之上，日日人群，熙熙攘攘，在忙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一个满意的工作，舒适的生活和温暖的环境。那些奋斗题海的学生，那些玩弄权术的官员，那些辛勤劳作的工人，敢问有几个人想的是要为社会做贡献？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官运，自己的生活。于是，几千年前，一位批判现实的思想家便产生了，他就是韩非子。他无情的将人们的内心解剖，深刻地扣问人们的心扉。在硝烟四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他揭露了国人的虚伪面目，进行了一次“刮骨疗伤”。他认为人间无爱，有的只是利益和自我。记得他在书中写了这样一则故事，说以前有一个开马车铺的和一个开棺材铺的，那个卖马车的人就天天祷告，希望人们都升官发财，而那个卖棺材的也祷告，希望人们都得病死去。然后他提出，你能说那个卖马车的人善良吗？不是的，因为你升官发财了他马车才卖的出去啊，他才有利可赚啊！所以，韩非子用一双冷眼直面了人生，使人们不在麻醉于一种瞒和骗的艺术。其实，我们口中的为公，实质是为私，我们外表的性善，实质是性恶，我们喊的口号只不过是欺骗自己、掩饰自己的工具，我们的民主只不过你是民我是主，这便是国人的悲哀，民族的悲哀，一个拥有几千年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文化的国家的悲哀啊！
只有一个人的眼光大，他的理想才会大，理想大，他的人生境界才会大。如果一个人的眼界仅停留在自私利益的范围内，这样的人如井地之蛙，这样的国家也很难有大的进步。
正是韩非子这种无爱、权谋哲学的诞生，在骨子里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政治体系的基础。赢政运用这种思想统一了中国，由此建立了一个以暴力、军队统治人们的帝国。自此兴兵劳役，穷奢极欲。一道万里长城，横亘中国，蜿蜒千里，让国人给人类留下一种意志力骄傲的同时不知付出了多少血与泪；一道陵墓，气势宏伟，庞大壮观，让国人给世界以惊叹的同时也不知窒息了多少人的生命。于是，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也贮存触目的残忍。如此残酷的帝国，无情的法律，苛刻的制度，从根本上扭曲了国人的思维，使人们的大脑失去了拐弯的本能，只好也只能行走在一条笔直的大道之上，而这条直道的路基便是法律和政治体系，道的旁边是拿戟的武士和手持刑具的官员。谁胆敢有一丝的不服从或不顺眼的姿态，他们立即把你打得遍体鳞伤，“淡装浓抹”，甚至是乘风归去，也只有那些不愿被踩入泥坑却又无力抗争的人，在灯火阑珊时，敢悄悄地直一直腰，在心灵深处伏起最后一丝人格尊严，在无可奈何中聊堪自慰。自此任日月星辰的变换，朝代的更替，可制度体系却在统治者心中根深蒂固，从未改变，有的不过不再是赤裸裸地、血淋淋地显露，而是披上了一件粉饰太平的外衣，拘泥的封建制度却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令人可怕的恶性循环。在长时间封建制度的压榨下，人们便只知道于服从，形成了一种神经性的恐惧，哪敢有一丝的创新与变通，更谈不上去维护自己生来就有的权利。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的“八股文”，清朝的“闭关锁国、文字狱”，是对人们思想何等地禁锢？这就像把一个塑料袋往人脑上一套，滴水不进。而迷醉于天朝王国迷梦中的统治者，只知守卫自己认识上的太平盛世，哪管外国的枪炮早已胜过我们的刀剑，人们的钢铁战舰早已胜过我们的木质小船。终于，此种愚昧引来了一场应有的报应——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横的切入。帝国主义列强用他们的枪炮将中国那把早已生锈的铁链强行撬开，使国人陷入了千百年来未所遭遇的灾难，中华民族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如此大的一个中国，八十万清兵竟不能抵挡漂洋过海的英国军士两千人，令其肆意屠杀，血流成河，哭声震天动地。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被中国封建思想禁锢了两千年的统治者似乎还未清醒，成了一个彻底维护封建制度的奴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大肆地杀害乞求改革图良的爱国人士。笑上砍头台的七君子，亡命海外的梁启超、康有为，在献身变法的结果中，显露着统治者的无知，硬是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般的改革豪情压制。他们的愚昧来自于他们的顽固，他们的顽固蒂固了他们的愚昧。当一场的灾难来临时，国人的思维总是建立在固守的立场上，能处之则处之，一旦无法抗拒，便运用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的思维苟且偷生，委曲求全，以求一夜美梦。岂不知当你用一种变通、创新的方法去寻找道路时可能将会换来另一番天地；岂不知这正是国人软弱、恐惧的表现。于是，中国又遭遇了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于是，中国人又负债累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清朝灭亡了。
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斫丧，使我们染上了太多的“滤过性”病毒，它在文化的长河中自由地穿梭前行，潜移默化地藏匿于我们的意识，侵蚀我们的心灵，沾染我们的血液，在不知不觉中便会暴露出来，无法控制。其中就有软弱与恐惧。由于恐惧，使我们感到没有安全感，由于软弱，使我们不敢于强权争自由。这样一来，便会造成内心的封闭，与外界总保持着距离，似有一条鸿沟永久性地将我们阻隔。而一旦遇到事就会像火山似的爆发，声音可直上云霄，用一种“先声夺人”的方式试图使自己处于优势，以为声音大，就是理大，声调一抬高，理都跑到我这来了，要不我怎么这么生气？所以，中国人从没有英国绅士一般的风度，一旦遇到事，不是退缩回避，就是强词夺理，火冒三丈，要不就是得理不让人，毫无一点冷静下来解决问题的思维。美国9。11事件，世界震惊，而更让人惊叹的是灾难来临时，美国人的沉着冷静，个人逃难很有秩序，死伤仅两千人。我想，这要发生在中国，死伤不能用千来计吧！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与恐惧，中国人太喜欢讲大话、空话、谎话，讲一些无稽之谈，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毫无一点理性的思维。当统治者拿者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时，当列强拿着枪指着你的脑袋时，小人、汉奸便涌现了出来。内心的软弱与恐惧使我们惧怕死亡，宁愿在世上胡混一日，也不愿从容赴死，为国捐躯。中国汉奸、小人为何这样多，要从文化中找原因。
一个伟大的国家、超越的民族，背后往往会有先进的文化做后盾。当然，我们的国家也非常伟大，我们的民族也非常超越。我们也必须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生存。
文化不同于制度表现在外，而像一股轻烟熏陶着人们做人、做事的思维。它是熏衣草飘出的芬芳，也是臭水沟里流出的恶浊，在骨子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矛盾尖锐，朝纲乱纪，礼崩乐坏，天下干戈四起，沧海横流。就在这么一个时期，一批新的社会力量就会应运而生。他们虽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但都是一些有文化、有才干、有思想的人。他们各执一家之言，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众多思想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攻击，爆裂出了灿烂的文明光辉，它照亮了人类原本蒙昧无知的夜，在黑暗中给人以光明，在孤独中给人以快乐，在茫然中给人以生命的希望和精神的引导。这么多人类的精华，若能相互交糅、相互融合，定能塑造一个思维完善的民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站在那段历史的高度看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全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一个帝国里，统治者的目的是尽可能大的从农民那获利，而要获利的根本条件是江山社稷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需一种思维来统治人们，使全国人民的大脑思想个个相同。于是，纵有思想的源泉千万个，他也只能取一个饮。所以统治者对这些思想不是扼杀、僵化，就是将其发扬光大，运用的太过偏激，毫无一点中庸理念。而将其发扬光大的思想里也掺和统治者太多的个人思维。结果，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国人思维的偏倚。孔子的一颗爱心构建和谐，成为统治者掩盖自己虚伪的面具，他的“仁政”思想被统治者压缩以后挂在了宝座的上面。孟子的一股正气平治天下被统治者用刀枪棍棒来实现，老子的“无为”被冷落，墨子的一腔热血救助苦难成了他的一厢情愿。
千百年来，统治者一直用一种外儒内法的方式统治人们，他们和善的后面是凶恶，他们慈祥的后面是虚伪，他们经过思想的控制运用一种荒诞的思维给自己赋以神话色彩，使幽深的精神王国走向实际，贴近大地，贴近苍生。于是，纵使统治者何等的蹂躏践踏，人们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纵使统治者无情地搜刮民脂民膏，人们也毫无怨言。受冻饿不害怕，贫困潦倒不害怕，只要信仰不变，便会有明天，自己便会得到温暖，因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中，他们固执地这样认为。可是，我们现代的人们去看当时的盛世应该撇开许多东西，否则是看不明白的。因为封建的那个盛世是对官方的一种护符，是对危机的掩饰。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提出一个观点：当时的那个盛世状况对于我们是最难断言地。挖根揭底的说，其实盛世是对人民的欺骗，是粉饰太平的儒家外衣的另一种色彩。只要统治者不把人民赶上悬崖峭壁，那就是个盛世。汉武帝是一个权欲力极强，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盛世帝国，树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也给我们后世子孙挺立了千秋的自信。可就在盛世的光环内部不知暗藏了多少野蛮和黑暗。北击匈奴，东定朝鲜，南平两越，在将中国版图向外扩张的同时，不知多少汉人到在了征战的途中，在创造一个帝国的辉煌，一个帝王的不朽背后，不知有多少生灵涂炭。当我们拨开传播大汉天声的乌云，透过盛世的烟雾缭绕，去洞察人间的沧桑时，我们将目睹易子而食的百姓，夜吏捉人的场面和“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悲惨。“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这便是中国的盛世。但可怪的是，人民仍虔诚的聆听天子的“福音”，仍高呼“天恩浩荡，吾皇万岁”。可见，一种文化的利用，一种思想的统治，一种信仰的灌注，对国家的稳定是多么重要啊！
人们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榨，加上思想的控制，唯一的摆脱方式就是做官。一个平民一旦进入官场，立刻会对民间产生对立状态，似乎是一个多年压榨下的一个过度膨胀。自己以为已在高山之巅，向下俯瞰，山下的人们是多么的渺小。自己也就像这座高山，唯其高，什么也容不下。而一旦再由高山被贬了下来，便觉自己什么也不是，表现出来就是绝对的自卑与自傲。自卑时，成了奴才，自傲时，成了主人，独独没有自尊，成为一个跳跃在心理两端的奇异动物。
此后，中国官场千年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进入官场，就像搅拌器里的石子，运转起来，身不由己，往往很难保持住自己原有的品格。无形的压力会压得他很累，最后使他身心疲惫。众人皆醉，他也只能脯其糟而啜其醴；举世浑浊，他也只能随其流而扬其波。长此以往，即使自己是正人君子也很难像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自己不觉已进入谄媚阿谀的小人行列。你可以忘掉学识，忘记你的志向，但必须学会的就是迎合上司。只要你深悟官场的这种“潜规则”，便可以官运亨通，便有“黄金屋”，有“宝马雕车”，以前的学富五车只不过是你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小人最深悟的一条哲理就是“有奶便是娘”的不倒翁哲学，也不管其奶中是否缺少“钙质”！只有那些性情刚直，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的人才能在官场这个大染缸中保持自己原来的本色。如屈原，如陶渊明，如李白，如苏东坡。而这些人往往是被排挤、打击，没有人缘的。因为他们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与封建礼教的不合拍，使他们厌倦于世俗的生活，薰莸不同器。于是，屈原怀瑾握瑜投了汨罗江，陶渊明“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在行吟的路上高唱“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苏东坡一笑，去了烟瘴四布的黄州。最后，造成满朝文武大臣中很少有人敢直言讽谏，普通官僚时刻在揣摩着权贵的思维，权贵时刻在揣摩着皇帝的思维，哪敢有一点点触犯龙颜的勇气，如果一个王朝中能有几个真正敢直言不讳的大臣，那么，这个王朝是很了不起的。
他们的官场无路，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太出色了，太优秀了。他们的笔墨能把周围比得十分寒怆，他们的行为言辞能使有肉没有骨的人面红耳赤，低头鼠窜，最后遭到小人们你一脚我一脚的践踏也是再所难免的。中国人毫无赞美别人的勇气，却很有贬低别人的“智慧”，谁胆敢鹤立鸡群，就要遭到惩罚，此所谓“枪打出头鸟”是也。荀子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颠峰。有低谷，有颠峰，犬牙交错，波浪行进，才能融通万人、万事、万物，使自己跳上更高的台阶。可是那些“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的君子就是不肯“催眉折腰示权贵”。如果他们深谙一点伸屈之道，处境也许就不会那样落魄了吧！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便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病态美是中国人的最高审美层次，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抑或是奸诬小人，都受这种情趣的感染。如一部《红楼梦》，林黛玉是多病缠身，而贾宝玉就有点女人化；再如宫廷欣赏的哈巴狗，这是一种近亲结婚的产物，牙齿暴露，眼距很大，而中国人就是喜欢。这种审美表现在官场，中国人的心理似乎永久地徘徊在两个极端，好像中国人天生都是哲学家。只有当人们发迹或落魄时，才会在中国人心理产生思想的涟漪和感情的起伏。你飞黄腾达了，周围人蜂拥来给你笑容的时候，他们心里其实早已恨你入骨，只不过为达自己的目的才会强颜欢笑。所以，当你站于高颠之时，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隐蔽的生路，留一杀手锏。此时的千呼万唤只是暂时的麻醉，一旦你由青云之上而坠入深泉之下，簇拥在你周围抬头高呼：“伟大啊！伟大啊！”的人们，会像恶狼一样将你支离破碎，“饱餐一顿”。因为只有把你恶狠狠地推向罪恶的深渊自己才能站在安全的高地。而昔日与你敌锋相对的对头反而会给你万分的同情与帮助。这便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观念，也是中国人的又一处世思维。
一个人审美情趣来自于他接触到外部世界后思维的波动，当你用一种“病态”的目光去审视别人时，你可能也正在被别人审视，中国人的身体也许是“病态”的外化吧！
一个朝代的沐浴清化，廉洁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清明，风气的纯正，而能够做到这一些的，与那些哲人圣贤是分不开的。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时的“大唐盛世”皆是如此。一个圣明的统治者最重要的是要得道而并非要学识渊博，学问只是术而不是道，道不是随便可以学得来的。你学问再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事也只能为人臣，得道者学问再少却可以为人君。像刘邦，乃一不学无术的无赖流氓耳，却建立了刘氏天下。遇事只向张良问一句：“为之奈何？”便能击败楚霸王项羽，这在于得道的原故。由此可见，，得道重要的一条是得人，得胸襟广大、气势如虹、识见超群的人。得到了人，他的所有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你的。而要得到一个这样的人并不容易，茫茫人海，鱼龙混杂，要想辨别人中之龙首先要的是鉴赏力。有了一个深厚的鉴赏力才不至于清浊不分，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一个没有鉴赏力的帝王即使自己学富五车，才智过人，也会“独柱擎天力弗支”，最后因小人的蒙蔽而走上了亡国之路。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哎！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一个没有鉴赏力的人就像一个瞎了眼的主人，不能认清好与坏，不能区别丑与恶，使自己的思想境界永远停留在原始的位置，不会有一点提高，一个没有鉴赏力的民族，就像一个睡觉开车的司机，没有真正前进的方向，最后不是撞得个狼籍惨状就是冲入幽深的渊底，其结果是另人长叹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培养自己的鉴赏力，才不至于成为瞎了眼的主人，才能知道哪条路该走，哪条路不该走。而我们国人往往就是缺少鉴赏力。听到有人说：两点直线最短，数学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吗？这条路就应该走直线。你一听，便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走上了这条路。结果，人家把你卖了你还高兴地给人家数钱呢！如果你有鉴赏力，就会看清这是个骗局。生活上最短的往往是曲线，看似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危险的。这种鉴赏力使我们有冷静思考的能力。
人生于天地之间，自由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要素。人有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人性的自由。但这在封建时代似乎只能成为游离般的梦。人们生活在连自己的身体健康都无法自我保障的年代，现代人想想这是多么的阴冷与恐惧。可我们古人就是踩着这条路过来的，这源自中国旧文化观念对国人思想的束缚。古代缠足的女人，受阉割的宦官，是对人性何等肆意的残害？令我们后人不忍闻之，想之。我们的文化当中竟有这种野蛮地暴力机器，并且能够稳稳当当地延续千年之久，而且无人认为它有违道德，有违自由。中国封建在经济上变化不大，而政治上的变化却是深远持久地，主要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古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大概是人们对事业失意的一种虚假安慰。只有当官才有状元，其他人都是一文不值的工匠。所谓当了官，就有了对人性肆意残害的权利，就有了生杀百姓的大权，就可以行事无阻于阡陌之间。据史书记载，在宋以前一些官僚便可以随意阉割自己的奴仆，这条法令直到宋朝才被禁止。可见，人们生活的愚昧。人性的残害成了天经地义，成了一种“美”的外化，而渴望追求人性自由的人们却成了社会叛逆的对象。《白蛇传》中断桥寄情的白素贞，演绎地是一种怎样大胆的追求和浪漫？《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的祝英台，鼓荡的又是怎样一种惊世的叛逆和勇敢？李清照为追求曾经的幸福也需拼出惊世的勇气才进行了重新选择，这些人需用一种惊世骇俗的勇气来挑战世俗的条条框框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人性自由，这如在当今社会，早以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由此可见，封建旧文化礼教对人性的残害之深，之重。
有什么样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延续。国人的迂腐来源于思想的落后，思想的落后来源于创新的匮乏。万事只凭想像，不去开拓，不去真正的实践。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其另国人骄傲的发明大多是来自于生活的经验和失败的摸索，没有理论根据，这大概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原因吧！也似乎是“李约瑟难题”的一个答案吧！所以，旧中国思想的落后必须接受一种全新文化的洗礼才能够掀去远年的蒙尘，才能在黑暗的旷野中寻求到一种微熹的希望。这种洗礼伴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拉开了序幕，它使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改革道路。结果，使中国从幽深的渊底攀援到了晴朗的高空，在物质充裕海洋的一个贫困孤岛上有了自己的清泉和米粮。
多年思想的偏激，道德的沦丧，人性的禁锢，使中国像一个病兮兮的老人，阴阳失调，不是阳盛就是阴盛，而外来文化的冲击似乎给我们送来一种无法预料的灵丹妙药，使之阴阳相调，重复那“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姿态与豪情。
耶酥在临死时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刚读感觉是多么地稀松平常，可深悟后感觉是多么地深奥有力。对啊！国人思维的缺陷，行事的丑陋在于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缺陷与丑陋。只要没有人给我们指出错误，就认为自己永远没有错误。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变得让外国人歆羡，不能再把所有的丑陋掩盖，我们太擅长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