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一本由阿乙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春天》精选点评：
●早先读过《春天》，前两篇那种转述志异的两篇更有阿乙的犯罪小说特点，像《鸟》，但《阁楼》的间接体用的很奇怪，阿乙的语言真正赋予篇章一种契合感，故事和语言的主客体，用脚步声和各类“悬疑元素”吊胃口圆故事，《北范》和《猎人》写的很一般，《小红》“聊斋”得多，写的极“不自然”，但这是阿乙想要的效果，把贪婪、攀比、傲慢和轻蔑各类情绪换一种脸谱表现出来，得到一种恶心的“安全感”呈现。 至于《模范青年》，这种自传小说的确是最好代表阿乙的，从警司、警督和局长的等级设定，另一类绝望催发的目的地——九江、广州、上海、北京甚至是纽约。“气短”所带来的冲击，在“理想主义”的家庭和面对诱惑不堪一击的艾国柱带来的生理、心理的表现，大可以看做阿乙的“原力”——望得到头的生命历程、狭小世界和乡里的关心，一切都慢慢地发酵
●《模范青年》
●斩下头颅。扯掉双乳。如泣如诉。
●看不懂
●模范青年看哭了。
●模范青年，北范
●那些描写死亡的笔触在现在看时我多了些小心
●看了短篇《春天》，倒叙手法还原事件真相，但是故事平淡缺乏新意。
●几篇水平不一，有两篇关于女性/时间/记忆的写的挺好，但最后关于周同学的一章太长没看完。。唉，可能是看的时候有点烦躁。
《春天》读后感(一)：模范青年的勇气与取舍
这本小说集，打动我的有几处，第一处是作者简短的前言，作者说在写作小说“这注定失败的事业中，我感觉自己是英雄”。
第二处在《杨村的一则咒语》，钟永连的儿子因为职业损伤年纪轻轻在大年夜去世，全身腐烂。法律援助中心吴主任来找她，帮她维权，她轻轻地固执地说“不啊，不需要”。她有多爱她的儿子，就有多后悔因为怀疑邻居偷了她的鸡而下的恶咒“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
第三处是整篇《模范青年》。周琪源是故事的主角，他出身于县级市的三线厂，在“我”眼中，是“天潢贵胄”，同时他自律，勤奋，在警校时大家去图书馆试图“找可能的爱情”，而他“争分夺秒地抄写笔记”。在公安局，他学英语，写论文，自考本科，考研究生，写无数的文章、报道。在父亲的安排下相亲结婚生子，被父亲轻易劝说放弃读妍。这个“必须对上下辈负责的中年人”，即使“有不少机会出离县城”，但“受困于亲情”，留给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条，寄希望于因业绩突出或才华出众被赏识接到“上级的指令性调动”。
“我”作为周琪源“隐秘的朋友”，占的篇幅挺大，但却是作为一种反衬而存在，因为“我”绝对不能作为“模范青年”点题。本来有一样称得上“强势”的父亲，但“我要去纽约”，在警校混到毕业，与周琪源同在公安局写材料，偶然看到招聘启事，便不顾丢掉公安局稳定的工作，疏离亲情羁绊，毅然出走，一路“洪一－瑞昌－郑州－上海－广州－北京”浪迹而来，爱情、亲情、功名利禄似乎没有什么能够使其停留。
“模范青年”周琪源没有等到“上级的指令性调动”，一个“很坏的朋友”却不期而至，他生病了，癌症。病入膏肓之际，他依然倔强，生命被宣判只剩三个月，他挺了一年半，期间不断写稿赚钱，试图重回工作岗位，帮中风的父亲办理医疗费报销，尽量让自己活的有尊严。活尽最后一丝力气，到最后“骨头像柴火撑持着塌陷而透明的皮”。
他坚持得多辛苦，心中就有多少不甘。若非疾病，他梦想的应该都能逐步实现。当他轻易答应父亲放弃读研时，一定相信，不读也可以，我的才华一定不会被埋没，一定能在日后某时得以施展。当他在有诸多机会走出县城而安然不动时，他一定在想，我不必舍弃亲情爱情与责任，“上级的指令性调动”一定有水到渠成的一天，那时“我”梦想成真，长辈幼儿皆大欢喜。
这个“模范青年”他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多了一份“贪婪”与“傲慢”，他认为以他的自律、勤奋，一切的美好他都值得拥有，从而藐视无常，不屑于取舍选择。
在竞争激烈，压力山大的当下，好多青年或主动或被动过起“模范青年”的生活，自律，勤奋，相信。愿文中的周琪源仅作为文学人物出现，现实中的“模范青年”都能得偿所愿，拥抱一切美好。也愿现实中的模范青年，少一分“贪婪”与“傲慢”，多一些“勇气”与“取舍”。
最后一个故事《模范青年》触动了我。
“结婚为了什么？”
“为了生孩子。”
“生孩子为了什么？”
“结婚生孩子。”
父亲就像上帝的监工，看着后代结婚生子，他心中的石头就放下来了。
周琪源，一个很懂的孩子。听着父亲的安排，结婚生子。后来得了癌症。
他问父亲，“爸，你怎么当初不多生一个。”然后又把自己父亲买的甲鱼汤无情倒洒在地上。
父亲问怎么了，只是觉得甲鱼汤对他身体好。
“知道为什么倒？第一次吃了跟你们说不要买，第二次你们还买，我再不到，第三次你们还会买。我们根本就不是吃这种东西的人。”
父亲和儿子的谈话我想到了当年表姐因为得了红斑狼疮也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我不记得，听妈妈说起过，十三岁的表姐当时得了这个病，是拒绝治疗拒绝吃药，那个时候我才四五岁，只记得姑妈经常打表姐，一直都以为姑妈太暴力，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因为表姐拒绝吃饭，把饭菜都倒了，姑妈很生气，所以才打。
疾病是最可怕的，当周琪源知道父亲中风之后，替他跑完了手续，还有一些报销。父亲的中风没有完全好，他知道儿子的寿命不长，问儿子有没有什么放不下，需要自己去办的，他儿子并没有说，他想到了的是以后孙子和儿媳妇的生活。然后自己到处跑路。帮改户口。
他经常写文章，父亲反对，以身体为主，生病应该好好休息才对。所以有家人的鼓励他积极的面对治疗。
周琪源在最后生命里我看出了顽强，明明没有食欲，他会强迫自己吃两个馒头，他也想活，只不过这个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象棋少年》里描写的天才罗德勒：最后他举起双手，手掌张开，似乎在敲着某扇高悬于空中的大门，他用他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喃喃低语，请给我开门，我是第一人。
去世之后他的同学才得知他这写过好多篇报道，更新的也是很快，平均每三四天就会有一篇发表。他的同学去他家里，他父亲说了最后一句话，“原本家里还有一堆作品和材料，我们看着实在难受，就叫收破烂的拖走了。”
第一个故事，《阁楼》很贴近生活，朱丹原本有一个男朋友，因为习惯听母亲的话，所以她对母亲顺从，嫁给一个母亲给安排好的男人，而男朋友找上门，对她造成了恐惧，不管是谁，心里都会害怕，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发誓一定会来报仇，还会杀死自己孩子，并且在自己面前割掉了手指来恐吓对方。
面对这样极端的人，朱丹心里是恐惧的，这个什么都干的出来的人，她害怕自己的亲人随时可能离自己而去，杀人就在一念之间，她因为恐慌，先下手为强，这是朱丹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与其每天担惊受怕，不如把对方杀死，最后没想到的是为此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三个故事，《春天》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到的一真实发生，一个女的喜欢她表哥，她表哥也喜欢他，最后两个人约好一起死，但只有女的跳楼，男的没有，男的因为害怕死，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表妹自杀。
春天和房东，房东作为春天同学的老公，不应该这样，但是面对诱惑他豁出去了，看来男女不能独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男人往往都是事前不清楚，事后特别后悔，房东就是这样，不然他不会那样做，说好一起死，却是一场谋杀，本来就喝了酒，在喝了农药，掉进河里，是个人本能的反应都会自救，而房东目睹这一切，把事情然后收拾好一切，再抹的一干二净。不得不说，春天是个傻子，春天只想得到被爱而已，可是那个被爱反倒害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春天》读后感(三)：闪开，让我狠狠吹一波阿乙！
在没有读到青橙文化出品的这本《春天》之前，我对阿乙的文字一无所知。
但这几年，我频繁地听到阿乙这个名子，大概知道是这几年间崛起的一位青年小说家。好像是去年，偶然读到阿乙的一篇人物报道，才算有一点点了解阿乙。
阿乙原名艾国柱，江西瑞昌人。当年警校专科毕业，在一个叫洪一的小镇当警察。有趣的是，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两个作家，海岩，野夫也都是警察。
那篇人物报道的爆点是，特别强调，当年阿乙为了走出小镇，走到外面更大的世界，不谈恋爱，狠心地辜负了一些当地的姑娘云云。这些八卦，引起了我对阿乙其人，其作品极大的兴趣。 而在真正读到阿乙的这本《春天》之后，我内心充满了欣喜（这句话并不矫情，是实情）——终于又找到一个好看的，对我脾气的当代小说家了，以后又有的可看，有的可期待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还是看过一些当代名作家作品的，总的说来失望大于惊喜，喜欢的很有限。 比如，严歌苓的《芳华》，没看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炸裂志》，没看完。王安忆《我爱比尔》没看完。路遥《平凡的世界》，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莫言《蛙》，勉强看完，感觉一般……
这里的没看完，可能是故事讲得毫无吸引力，可能是语言粗陋乏味，可能是作家的人格思想甚至让我瞧不起……当然也可能我就是个事儿逼。
我就是看不完，不喜欢，并没有当年读到那些曾经读到过的好作品时产生的触动。但阿乙的这本《春天》，给我了很好很好的阅读体验。
前两个短篇《阁楼》《杨村的一则咒语》，就给了我不错的印象。这两个小说可以看出阿乙愿意好好讲故事，而且很会讲故事。
当然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事情。但问题是，你打开现在的很多所谓纯文学期刊，里面的很多小说除了不说人话之外，连一个囫囵个儿的故事都说不清。
显然这些作者在叙述时，装逼的冲动超过了好好讲一个故事的企图。相比之下，阿乙的叙述是异常真诚的，也是很为读者着想的。
第三篇是主打篇目《春天》，有些悬疑气氛，玩了一些叙事花样，体现出阿乙在叙事上的探索和可能性。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压卷之作《模范青年》，其次是《北范》《猎人》。
《模范青年》显然带有阿乙极强的自传色彩，前半部分从主人公上大学写起，写到他一步步如何突破自我，走到外面的世界，也写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艰难、挣扎，内心的欲望，心路历程。
阿乙只比我大五岁，我也是小城青年，这部分读得异常感同身受，唏嘘感叹。阿乙完全写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代氛围和个体命运，不愧是“坚实力作”。
《模范青年》后半部分作者着力描写的是他的大学同学周琪源的命运悲剧，并把自己和周琪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部分写出很强的时代感和悲剧感，读到最后，让人悲从中来……
最后我必须说说阿乙的语言。
许知远在他的一档读书节目“单读”中，说到，他读到阿乙的小说，很惊讶于阿乙语言的讲究，这也正是我初读阿乙小说的感觉。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中国当代作家时，曾铁口直断说中国当代作家语言不行。这话很多人听了都感觉被冒犯，因为这近乎羞辱——这就像说一个美女，你美是美啊，可你的皮肤太黑太粗糙啊！
顾彬的话失之武断，但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不是没有道理。所以阿乙的语言让我惊艳，当然也可能是靠了同行的衬托。
就不说阿乙小说中那些精微的描写，也不说他那些奇妙的比喻，只请看《模范青年》中的这一段：
“我们三代就像排着队去死亡。我们今天踩着的土地，底下都是原先有名姓现在遗失的死人，他们的骨头会在夏日被一群狗翻出来，叼着乱跑。生啊——渐至壮伟，渐至癕癕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鬓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佝偻劳嗽，涕泪涎沫，秽不可近；死啊——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生与死，不知所云，毫无意义。”
这段话的表现力，用字用词，内在的节奏感……我反正是服气的，也可以看出阿乙在古汉语方面的修养——夸张点儿说，中国当代一流小说家里，能写出这样表达的人——不超过三个。
读阿乙的过程中，我总是会忍不住想到余华。后来想想为什么？两个人虽属两代人，但都曾是小城青年，也都向往走出小城走到外面的世界。他们也都写的是些小城的人和事，叙述腔调都既堂皇又有种藏得很深的调侃……
不同的是，我觉得阿乙的天赋比余华高，语言比余华好。也因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阿乙的眼界情怀也更高。对阿乙了解得渐多，比如他创作《早上九点请叫醒我》的过程，我惊异于在这样一个物质功利的时代，竟然还有阿乙这样的文学圣徒。
祝阿乙身体健康，好好生活，然后，写出更多的作品。 补记：本书评完成后得知，所引《模范青年》中一段，是阿乙引自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也看到有人说，阿乙引纪晓岚的那段，生硬，破坏了原来的行文节奏，风格不搭，云云…很难感受吗？我恰恰觉得非常好…那就像电影中的一段插曲，歌剧中的一段咏叹调，叙述中的一声叹息……非常符合小说葬礼后的气氛，化用得几乎不着痕迹…黄庭坚的诗法有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者，这段当得起……
《春天》读后感(四)：理想主义和诱惑的复调
阿乙直言这些作品大都带志异色彩，因为太多东西带给他磨难和难堪，在无法征服的小说里，作品始终不受他控制，没有钳住它的角，没有让它双膝着地，在注定失败的事业里，他自认的英雄形象像是希绪弗斯。
他的小说因为调配和失控展现出一种奇怪的观感，像是正面侧身的埃及塑像和希腊美感融合在一起，而无法融合的部分，解构出了另一种观感，像是立体，但以对故事的想象来说，如同那幅《被囚禁的独角兽》。
《阁楼》——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这部短篇在现实体现和故事进程中都显出一种滞塞感——那条通往阁楼的又窄又矮的楼梯，从社会具化到小城镇和县城里的关系脉络，我们经营了一个共同的想象体，他早早埋下伏笔，当然这是“文学的配合”。就像配合她的家庭变故一样，我们对她之后的呆滞不止于惊诧，像配合更要强的母亲一样，我们似乎很满意那个父亲放下鱼篓、钓具和未抽完的香烟消失人间的结局，这是情绪、气氛的配合。再调和着具体事物和现实经验——结婚前的流泪。
母亲的各色影响搭造出了一种“遗传”特性，加之成长环境而产生的行为映照在朱丹身上。母亲好似报复一般，一定要折磨胆战心惊的朱丹，一定让她的命运轨迹和自己当年一样，浸透出一种悲哀来。又有面子又不傲的晓鹏不像和善到给包工头儿子取名的父亲吗？而在发奋图强这一点，那个情人的志气总该和派出所长对母亲的宠爱相差无几。随后，他们对待困境，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她们逾距的地方在于家庭之内和家庭之外，而并非是说她们从此变成了两种不同的个体，那只是不同的阶段，只要阁楼上的秘密不被发现，她迟早会变成母亲那样的人，而母亲对于阁楼之上的惊恐，难道不来源于她自己的“阁楼秘密”吗？
“没事，你看孩子都生了。”
这几乎是对母女之间的关系最彻底的嘲笑了，她明知女儿和自己一样，和诸多妇女一样，患着一种关乎到秘密的病，却总是安慰以后会好的，可她的秘密却从新婚伊始直到死亡。母女之间的对话，平白，不夹杂多余的意思，却在丈夫照顾、医生诊断上显现出一种暗示感，言语的暗示和沉默的暗示，带来甩不脱的窒息感和强迫，轻飘飘的话语“死个屁”立不住。随后气氛变化痛苦变成厌烦，厌烦而至麻木。而那正如母亲的跟踪，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她也成了朱丹的另一个阴影，她们之间在不同阶段的对峙，更接近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她们之间互相察觉、窥探着对方的“阁楼”。
那辆车出了城，驶过六七里柏油路，转进村道，穿越一大片油菜花地、竹林和池塘，到达一座唤作二房刘的村庄。放眼望去，村舍鳞次栉比，贴着瓷砖，装铝合金窗，各有三四层，独女儿轻车熟路去的这家只有一层，仍是青砖旧瓦。女儿像是融进黑洞那样走入大门。大概也只五六分钟，她又出来，后边跟着一对老人。女老人矮小，笑着，真诚地看着她；男老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黄黑的大脸，眉毛、鼻孔、嘴角紧扣着，正将巨大的左手搭在女老人肩上，努力将右腿拖过门槛。
在脱离想象体之外的描写，更难一点，那是浮光掠影般的地点，更见功力，阿乙用短句堆叠、接近粗砺的比喻贴出感觉。
那次跟踪并非是他们第一次的交锋，要更早些，写而不露这种写法恰好说明阿乙写的是犯罪小说并非那类推理故事，在婚约前的另一次察觉。刘国华的狠话、肢体威胁，经由朱丹，借过庞大的间接体讲述的故事一样（这段的叙述者并非此前那个而是朱丹）照应着一切故事缘由，随后不忘留下一团“他去哪了”的雾气。他们的恐惧存在于各自的叙述中，父亲的脚步声和她心目中的“报复”那是尾随而至的恐惧，而且其中到来的东西并非是落空感，并非威胁，并非来自现实。其中的细节除了那些带有叙述色彩的话语之外，来自马上把刘国华定性为追逃对象和没有接到那个关于死亡电话的朱丹。那是十年，存在于恐惧、威胁迷雾之中的故事结局。
这或许是阿乙迄今为止最圆润的中篇了，以第一人称介入故事，其中跳脱的叙述角度切换，配合上他的句式，变得难以拆解。
春天躺在殡仪馆，烧得只剩一捧灰，故事也被叙述碾得一干二净。但和《鸟，看见我了》一样，阿乙近乎坦然地把缺点暴露得一览无遗，用足够的笔触去塑造那些人物，却让他们草草收场——“浓墨描出来的人物得不到重视”，有难得的片段，却如何也融不进故事，年轻人的呕吐，我在旅馆的赌博仿佛独立在故事之外。以一种犯罪的姿态去写事件还原的过程，而非写事件本身，对于过程的探究，就是阿乙特别的故事。而描写的并非春天，而是春天的形象，是春天走后残留的嗯唵。
透过看守的对话、被害妄想症的笔记，从灰暗的天空的窗户凝望，仿佛那种沉默和呻吟不断变换的状态才是春天，春天不是生长的物体，她是变换的形态。而一切叙述又悄然印证那篇日记。殡仪馆、采访室和房子，故事像散落一地的珠子，他们用书面的质询，近乎拒绝的吼叫，肢体接触的暗示和拒绝，生生扯断了故事。其后还原的过程中，巧妙地圆上故事，填筑充沛的情绪——无比厌烦问答的“我”，在身体和心理自责的年轻人、变换着不同态度的小莉、受到惩罚的春天。其中报纸上的新闻、对话中流露的信息，都在悄悄地提醒着时间，再从报道中闪进KTV里掀开春天的另一段故事。在了KTV的讲述里，一下子又划回那个农庄的片段。
“她的身体已被损害一部分，但尚未损害彻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比死还难受。”她来到生与死的中途，人间就在井口，闪现着讽刺的弱光。她没有力气再爬升一步。而井底那永远黑暗的处所，像母亲一样挥舞着煽动性的手帕。跳吧，跳下来。她反复权衡着:就一下子，什么都结束了，不会再有肉身的疼痛和精神的磨难了。还有，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就会像重伤的野猪在泥浆里永恒地、可怖地抽搐。
法医的叙述打破了故事的平衡，他能提供一大堆无法证伪的观点，在猜想中还原故事。这和做伪证，疯狂寻找色情暗示的记者形成对比。但这些也是阿乙写作的另一个缺陷——即使在一个共同想象体中，那些叙述词语和违和感让我们从事件叙述者和小说叙述者的融合中抽离出来，这简直背离了他的犯罪小说本质。
“我”、小莉和春天之间的纠葛表现在那种器官通感，念头产生，扎根脑海，却妄想着借用肉身的位移和言语回避。那场旷日持久、“干净”的床戏里，真正表现了肉体和情感上的不同，她和小莉、“我”一样混淆着肉体和情感。动物化的情感表露无遗——乌鸦般的神秘，好奇又饥饿的秃鹫，像愤怒和惊惧的军马、怄气的小兽。
他的叙述体现在一种间接体的变格运用，对话和讲述的混合在“年轻人”、看守和“我”之间，叙述在一个具体行为中被激发，随后产生小段时间的回溯，仿佛时有时无的引力，吸引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的碎片。在殡仪馆那段的描写并不止于那，在回忆里搭建的寻访、观看、呕吐的进程，除去身份明确的“看守”以外，仿佛我们这些身份模糊的人难以“涉足”死亡的界限，我们受到盘问、检查和审阅，随后在一句“看清楚了？”的询问下，回答、眼泪和腹水泪泪地盈出纸张，难以遏制的呕吐像被划开的肚皮，散落一地怎么也收不住的肠子。春天的死亡就是殡仪馆对巨大社会开出的介绍信。
那些设置暴露、直白，无论是不断被记者报道的离奇死亡事件，还是对于她KTV小姐身份的戏谑。她的日记本仿佛另一本《茶花女》，在里面她构陷所有人，然后任何人去选择性的翻阅，接着进行毁灭，毁灭掉在一种存于春天的想象和形象。
感官错置的描写，着笔角度的切换。
后来在沙发上，她拉我的手，我的手却总是抽出来。她捉回去几次，不再捉了，叹息起来。她老了。虽然她只有二十岁。虽然有的女人要到二十三四岁才像花儿一样绽放她却已经凋零枯萎了。在不久前她还是新鲜水嫩的豆腐，现在却像隔夜多天，又干又硬。她的毛孔干涩，脑后白发丛生。当水柱冲向她时，我俯视着她。她脚趾过长、大腿粗短，她的腹部已然隆起像是悬挂的沙袋，不久将因重力而使底部肥厚。她的乳晕发黑。她的肉身自有一种欲望。这并非是性欲，而是那些器官、肌体试图挣脱心灵的约束，恣意地松弛起来。它们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使她又干又硬。她的臀部肥大松软。这就是被我无限想象的女神啊。她离开我，去房间里接听手机，她对里边说:“我没回来住，我在看店。”她出来时，衣服已穿好。
寄住在房子里的春天瑟瑟缩缩地无法繁殖出自己的另一个世界，她用那些小宝贝积攒出了一个压扁、谨防破坏，担心偷窥，需要时时放弃宣示主权的小世界。
整个故事接近于——逃跑和追赶的关系，这是他小说里叙述和故事的关系，最后接近于无法改观的现实记录——日记本。他选择在回忆里找出预示的片段，借此暗示自己和春天关系的走向，或许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提醒，却是阿乙作品的“处决”意味——在现实生活、童年中稀释重大事件，从而使之变成一个漫长的处决场景。在房间中，一种奇怪对决上演，漫长的同居生活为可怕情绪和适应力之间提供了拉锯的战场。礼仪性的好意、道德对抗难以填满的情感欲壑。
他们两人的离别场景看似是心灵和肉体的分别，其实是生命对死亡的约束，琥珀色的敌敌畏在啤酒瓶里跌跌撞撞地进入咽喉，借着是呕吐、近乎失明的体验，最后，故事的一切回到起点。
或许是联结让我们在更大的阿乙世界里，想象着那条发黑发臭的护城河，带来坏消息的电话。（《阁楼》）
《模仿青年》——他做这一切，只为着出走
这是一场理想主义和诱惑的对抗，旷日持久直到其中一人死亡。自传小说是很特殊的存在，他们在警校的不同体验体现在对语言之间的选择上，转化语言在融入集体的过程中失败后悄然转换成一种情绪的暗笔，阿乙直接坦白“周琪源”是写作者的难题，他无法得知如何才能绕过那类孤独、自我消化的人物，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如同对待制服，无论是随意拦车，装作瞄准的我，都不及周琪源在中巴车里站立读书的行为侮辱身上的这身制服。他不盼望放假，对去派出所实习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情趣，甚至不明白领手铐、逮人会不会让自己快乐。那制服反让他与别人绝缘了。
写作难题并不出在对象之上，而是他所带来的一种令人惊奇的“不安”，在这个特殊的行业里，自我克制近乎于自我吹嘘。而下放的时候无比戏剧，他们从省市县镇乡村逐级下调，那是世界尽头，诱惑是从上至下的。这一切绵延了我的妄想，随后我的决定也特别明显——“我要去纽约”。
一天下午，我独自走向一座山峰。在山顶，我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一些农民拉着牛从路上沉默地回家。时光暗沉，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我，我啊，就要和温柔的姑娘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了。我因此泪流满面，赌气式地发誓，现在就出发，去镇，去县仿佛不过瘾，还要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在纽约，高架桥车来车往，街道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像，飞机的影子像鱼儿游过夕阳照射之下的摩天大楼玻璃墙。
走题了，***写走题了。***人生走题了。他们所做的是出走和出走之前的准备，或许能加上一些打鸡血的口号，或许该叫他们思想者，但是抵不住艾国柱的反问——“我还能活多久呢？”那是对于自己气短最袒露直白的嘲弄，家人的态度无非慈悲和嘲讽，他们对所有接触到的怪人赠与一种悲剧感和深刻的嘲讽。在那个憋屈的麻将桌上，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从警司到警督，警衔不断变换，知识，当真会散发他的力量吗？会是另一种吹嘘吗？
叙述者的嘴里冒出契诃夫的《三姊妹》、阿兰德伯顿的《爱情笔记》，吉列尔摩·马丁内斯的《象棋少年》这些不协调的话语。但在这里他的缺点又是可以原谅的，自传的角度更多了些，不适应感一直到艾国柱到大城市之后才稍有缓解，那是叙述者和亲历者在读者默认合二为一。
“我”把他当作隐秘朋友，没人比我更了解他。我们经历井底生活的局促感、形影而随的病魔，人生寡淡，不过如此。
一九九七年他就和我们一起分回瑞昌，只不过因为一些事分得晚些，去的是黄金乡。那地方就像它的名字，充满矿产资源，时常引发江西、湖北两省群众纠纷。现在我们都调进局里，并一起待了两年多。我们写通知、简报、信息、通讯、报道、先进事迹、领导讲话以及年终总结，写、写、写，有时被领导画个大叉，有时还得去会议室倒开水。每天下班，我都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躺在沙发上发呆。
武汉、上海、郑州、广州、瑞昌、北京的辗转并没有为出走这一行为赋予更高远的意义。家乡等待他的只有“佩服你的勇气”，仿佛他不再气短，而“我”只会假意地回上一句“我也就是一打工的”。
随后以一种公式般的记录再现了他的血脉，三线建设，“成为”的培养方针和做什么的决定，这是他们的斯巴达式教育——自己做好什么，什么就会到来。
周琪源的照片挂在壁橱一侧。书柜摆放着他曾看过的英文原版辞典、《现代英语活用会话词典》《水浒传》《二十四史》《求医不如求己》以及几本外国名著。在卧室墙角有一台喑哑的方正电脑，显示屏、主机、路由器以及蓝色的网线仍然连着，就像他还存在于此，正低声咳嗽。只有当他的父亲对我讲述时，他才成为一个疏离的对象。讲述使他遥远。
周琪源不断尝试离开这牢牢生根的客居地，抵达属于他和母亲的地方，关乎病痛、命运和接近苛责的责任对他的牵绊逼着他说出那句“我不出去”。他们对待疾病和死亡，和成功之道截然不同，不论荒唐，只求释放。其中暗藏的是父子间的深刻而天然的秩序，而进研究所和搞文字工作似乎都不重要，而对于家乡和家庭，他们似乎抱持相同的期许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而周琪源相比艾国柱的那句反问也不过是多了一句“你还可以存活很久”——受困于亲情，寄希望于指令性的调动。
其他
我一直很好奇阿乙写作中叙述和呈现的关系，当然了，可以这么来说，我想知道那些让他双膝着地的写法是为了迁就什么？某个需要坚持的计划，还是秉持的原则？故事讲述者在他笔下不像“多余的人”，而是另一个声音，没有直接对话。把故事人物和讲述者的客观性分开，在转换角度上努力做到无形；在故事推进过程中打破进程、搅乱视角，这是阿乙自己的“介入”，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里反而呈现出一种可以纠正的主观色彩，设计出了一种作品的自我性，而阿乙自己的判断呢？早就被伪装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