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是一本由[捷克] 伊凡·克里玛 等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3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下》精选点评：
●地下文学最重要的是秉持内心的自由。
●一部不错的小集子~
●喜欢契斯和巴兰察克的部分
●原来很期待。可是我只觉得前半本好。
●权力者深知一切精神生活最终都会导向自由。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对此，萨米亚特作家形成了他们的文学观，那就是将揭示真相视为写作的崇高目的。
●最抓人的部分还是捷克部分，最熟知也最曲折，布拉格精神成了萨米亚特的胎中遗子。读及文中所引，盲点甚多，尤以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为甚。尚需多做功课。
●不知余杰在美利坚过得如何。
●记住了契斯。
●看完之后想看看顾准怎么说
●一个死亡只能以又一个死亡作出回应，而一系列的自杀将贬低第一个死亡的价值。扬·帕勒克所做的贡献对所有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而因为他牺牲了他自己，就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这样做。伟大的伦理行为总是孤立的，就如同山顶和城市塔尖都是孤立的一样。而且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理解它们，因为它们的根源是伦理的，是人类的奥秘。
《地下》读后感(一)：飢餓藝術家
2017年3月读书会荐语。
“一個人所有的思想、願望、感情在任何個人行為中都不發生任何作用的狀態”，蘇聯學者雷達里赫將其稱為“積極的不自由”。解體前的蘇聯和他的幾個衛星國里的民眾，曾普遍處於這種狀態之中。對於權威的順從，逐漸削弱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並使他們對國家產生依賴感，所有社會的黑暗面被粉飾，人們腦中的問號被不斷偷換成歌頌社會主義的歎號。
天鹅绒监狱8.3[匈牙利]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 2015 /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里，他描述了這樣一群作家，他們住在政府付錢的大房子里，所有食物和生活用品都有國家補貼，他們衣食無憂，還在社會上享受着掌聲和贊譽，而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當黨的指揮棒舉起來時，熱情洋溢的唱上兩句。該書的法文標題是L’Artiste D’Etat，意為“国家藝術家”。不由使人想起F.Kafka晚期的的一部小說——《饥饿艺术家》，講一個把自己關在籠子裡，向人們表演絕食的藝術家。儘管他想把饥饿的藝術表演到極致，可世人並不理解他，紛紛湧向別的表演，最后他在孤獨中死去。臨終前他對管家說，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據說這是F.K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就是彌留病榻校對小說清樣時，還是忍不住流下淚水。這種並置真實的奇妙反諷，卡夫卡的小說以隱喻的方式，幾乎預言了他身後幾十年，所有那些人類歷史上的奇觀和亂象——權力的壓抑、分工社會導致的異化、極權社會的密不透風，還有饥饿的藝術和它某種意義上的反問等等。
饥饿艺术家9.2（奥）卡夫卡/ 著 熊亮/ 编绘 / 2008 / 新时代出版社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也是萨米亚特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他還是個大學生時，就因思想自由而被大學開除，去工廠勞動一年，以此經曆爲藍本寫出了《一個工人國家的工人》。在當時的匈牙利，這樣的書只能作為地下出版物出版。隨後，他遭到逮捕和審判，還被禁止發表任何文字。他後來還做過匈牙利第一份薩米亞特刊物——《講述者》的編輯兼撰稿人。
在匈牙利，在整個東歐，像他這樣的作家、知識分子不在少數，包括後來的捷克總統哈維爾、2009年的諾獎獲得者赫塔·米勒和在中國極為暢銷的米蘭·昆德拉等。為了能夠完整真實地表達自己，他們和審查制度不時發生激烈的衝突，總是處在一種緊張的對峙和不可和解的斡旋之中。
薩米婭特，最初是二三十年代，由於蘇聯的高壓政治，導致了大量地下出版物的井噴。它在俄語中的意思是“自發性刊物”，後來由於青年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尤里·達尼爾因在西方發表小說被投進勞改營，引發了國內外的抗議，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加入進來，薩米亞特隨即變成了一種文化現像。
兩位俄國著名的諾獎獲得者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的一些作品也是，以手抄、打字、油印等方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傳播。除了文學作品，還有大量的社會和政治評論，對包括精神病院、勞改營、KGB、人權、政治犯等內容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描述。這些文字出自不同寫作者之手，他們來自社會的各行各業，一些定期出版的薩米亞特幾乎成了當時的時事年鑑。
我雖然拒絕政治討論，並有多年不再關心時事政治，還是時常喜歡拿起這樣的文本，既讓我想起以前打印禁書來看的時光，也有種總得看看這些文字才能活好的感覺。對我而言，我的閱讀經歷最早都是建立在地下文學和流亡作家的寫作之上的。最早從米蘭·昆德拉、凱爾泰茲·伊姆萊，到赫塔·米勒、伊凡·克里瑪，還有那些拉美和亞非的流亡作家們。“流亡”對我來說本身也是個至關重要的關鍵詞。
我還能記得那些偷翻禁書的日子，高中時打印過高行健的小說和戲劇，買過余杰、麥克法夸爾這類只有延邊、內蒙古人民和伊犁這類出版社才能出的書，後來還打印過劉曉波、胡平和王怡的文集等等。激烈的談論政治，對我已經沒有吸引力了，但是具有反抗意志的文字想象，從來都是不可缺少的。
《地下》读后感(二)：东欧知识分子视野下的苏联意识形态：以契斯为例
马列主义在苏联被视为科学，而非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时期人们普遍不愿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使用该词一般用以表达负面意义。原因在于马克思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虚伪的意识形式。
苏联意识形态输出东欧社会主义诸国自战后斯大林时期始。这本书收录的许多文章写于七十年代，即东欧接受莫斯科意识形态为正统已近四分之一世纪。从东欧知识分子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察与思考出发，我们可以尝试发掘出一些隐匿的观念，进而为我们对当时的认知增加新的可能。这一特点或类似于思想史研究（当然本文不敢妄称属于思想史研究）。斯金纳认为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为人们展示了多种可能性，展示在历史演进中被边缘化的思想资源。本文将以南斯拉夫作家契斯的文章为切入点展开。
丹尼洛.契斯评价斯大林时期的反犹政策为返祖的俄国反犹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矛盾。但是东欧诸国接受了这一矛盾，服从这一意识形态的变奏。作者追忆犹太人曾“极大地丰富了中欧的景色，充当了一种推动力量”。然而随着犹太民族的消失，“维也纳沉入了知识上的偏狭”。
契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颇有见地。他清楚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苏联意识形态面前具有颓废的味道。原因不难想象，一方面这个意识形态除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无法包容其他“认识人类现象和行为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被认定为“行为的唯一精神运动”，因此“朦胧的潜意识或非理性”对事物发展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契斯同意掌权者对一些异议者的指控符合事实。在他看来，这些异议者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左的深层原因在于某种传统，某种下意识，对更广大更民主的欧洲视野的渴望。他认为这些作家也明白这一深层原因。
在契斯《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一文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位作家对苏式意识形态更清晰的态度与应对策略。 “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的怀疑”，为这一态度的总纲；“不要为历史的催促所困扰，或者相信历史火车的隐喻”可见作者对官方宣称的人类发展历程和历史决定论的不信任；“一旦你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就错过了其他一切”，我觉得这里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某种最终理想的怀疑态度；“不要相信统计，图形…… 肉眼是看不见真实的”，关于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不要为一个观念去死或鼓励别人去死”，类似的陈述也见于赫尔岑的论述。他曾批判法国人“狂热盲信观念”以至“不尊重个人”。他颇有胆略地指出“屈从观念，是活人献祭的延续”；“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行话玷污你的语言”，论及作家行文层面。不过我觉得在这些如同箴言书的句法表达中陈列着某种近似辩证法的谋略。试举一例：“不要满足于你的命运：只有傻瓜才会满足” “不要不满足于你的命运：你是上帝的子民”。
契斯在关于希塔伊奈尔的文章中直接引用这位惨遭苏联政治迫害的左翼革命者的回答。他回答的是一个提问：在苏联劳改营中是否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我们被降低到只有最低级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会想到意识形态；我们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活下去”。这样的论述是极具代表性的。我们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中寻见这段话的许多影子。
契斯清醒地意识到中欧的文学传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其文化遗产面临消亡危险。他强调这一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性的。中欧文化传统面对的威胁“首先与苏联在中欧各国的持续影响有关”。无疑这种影响中意识形态发挥着主要作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取向直接影响中欧文学的发声。另一方面，契斯认为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对此类文化衰退毫无作为。在服务于政治的视角下文化传统无甚意义。外来的思想意识在本国掌权者的庇护和鼓励下挤压本土文化生存空间，是苏联意识形态输出的消极后果。
此外契斯对意识形态前景的预见是令人兴奋的。首先他指出人类对世界的整体而权威的解释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19-20世纪是“构建伟大意识形态的时代”，也是“宗教和神秘乌托邦被所谓哲学与政治合一的理念所取代的时期”。但是这一替代品在历史演进中越发难以使人满意。契斯相信人们已经认识到根据阶级斗争解释生活与存在的结构是不完善的。最后契斯总结这一社会工程以失败告终，并预言人类再次转向神秘主义与宗教乌托邦。结合现今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复兴，伊斯兰世界宗教力量的崛起，中国禅修文化的风行，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契斯的这一判断。
契斯论及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时坦言前者是在后者之外的。他甚至表示“二十世纪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文学与政治的混合和纠结”。不过现实的残酷在于“西方人期望东欧作家关注政治而不是爱”。西方将东欧作家视为总是卷入政治且只能叙述政治的政论家。在此意义上契斯叹息政治是东欧作家的不幸。我认为这一纠结之于俄国可追溯至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的巨大影响下，俄国作家“无人完全不信写作的首要义务是为真理作见证”，他们相信“作家最无权利避而不见时代与社会的核心问题”。这种传统对于俄罗斯文学乃至俄罗斯命运是错误抑或幸事，我觉得值得探究。
此外契斯指出苏联解体的思想层面原因。在他看来建立一个超越民族的强大社会是一种幻想。他认为民族主义冲动加速了苏联体制的崩溃。不过同为异议者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与他的观点相左。他笔下的布拉格可以承受“超越民族性”的生活，他理解的布拉格是一个民族冲突抵消的非物质难以定义的神秘世界。
契斯引用南斯拉夫诗人克尔莱扎的比喻：二十世纪是一个“驾驶飞机的猿猴”用以说明人类在技术的意义上确实取得进步，但精神构成仍然停滞不前。苏联意识形态象征的智识上的牺牲与因意识形态而引发的疯狂足以作为一例。
契斯关于中欧文学与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反讽的抒情——的洞见也值得关注。他认为这是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抒情结合犹太文化的讽刺成分。并非巧合，克里玛的观点与此相当接近。他认为形容布拉格精神最适用的词是“悖谬”。天鹅绒革命的目标是激进的，语气却是温和的，嘲弄的。这种文学领域抒情的反讽也体现于社会运动中，体现于对意识形态高压的反应中。
原文登于 《经济观察报 书评增刊 4月号》
对于东欧诸国以萨米亚特之名的集体文学，有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解为一种带有反抗性质的“地下文学”，在谈及萨米亚特这一文学集合时，多数时候人们会因为其出版背景的特殊，出版境遇的坎坷而将其与“革命”和“异见”相联系。这种看法的成形，一方面源于当时严苛而夸张的文学审查制度，在萨米亚特之名下的作者，或多或少都曾被这种制度夺走了公开发声的机会。因而在其作品，其思想得不到有效而广泛的传播的制擎之下，多少为其带来些许“神秘”的色彩，加之当权者的渲染，这份“神秘”长期都被蒙上了“负面”的宣传效应。另一方面，在诸多萨米亚特作者中，有个别的作者在从事文艺创作后逐渐被世界关注，诸如众所周知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而在这些作者受到关注的作品中，对于各自国度的革命和政治都有所着笔，以至于提起他们曾经的萨米亚特身份，又都暧昧地与“政治”相连。
事实上，萨米亚特远非仅仅是出于对那个时期东欧诸国集权的控诉而成形的文学社团，在针对萨米亚特的研究文献上，也一度出现了“将前苏联三十年代政治反对派著作纳入‘萨米亚特’体系中是否合理？”的质疑。因为针对萨米亚特，实际上在理论界中早已发现：当这批曾经在各自国土的作家的作品被悉数解禁，公诸于世后。和人们所期待的还是有所出入，这出入并非仅是萨米亚特创作受到多么大的压制，这种被压制的声音是多么值得同情。而是在同情与压制之外，萨米亚特本身未被世人所知的文学力量，其多元和独特，富有前瞻性和反叛，无论是在哲学上，抑或文艺批判上，所具备的思维模式和开创性，放逐当时的时代是超前的，哪怕时至今日也不落伍。
也因为这样的发现，单纯将萨米亚特定义为反对派作者的地下出版物集合，是一种有欠公允的定义。而公众，历史学家，文学界，也都陆陆续续意识到萨米亚特的价值。曾寄宿于萨米亚特之名下的作家，不仅仅只应有伊凡克里玛和米哈耶洛夫被记住。强烈的声音，对于集权的控诉，身体力行的革命活动固然能为萨米亚特作家们带来兴许壮烈的牺牲意味，但倘若因此也要将其文学和思想的活力也和政治革命相互连接，甚至以一概全。这或许是另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审查。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萨米亚特，籍《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集》一书的出版。
回溯萨米亚特的历史，更多的还是要和发生于上世纪东欧各国的种种运动相联系。无论是布拉格之春，抑或是匈牙利起义。在这些革命运动的背后，知识分子的声援因为审查制度而颇显脆弱，岌岌可危。在强权之压下，从匈牙利，至捷克，到南斯拉夫和波兰。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以“地下出版”的形式进行创作，努力与当权者持有的“一种声音”抗衡。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抗衡下，某种形式上的共性促成了“萨米亚特”这样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文学集合的诞生。萨米亚特是俄文 “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同期创作下，“萨米亚特”这一词语成为他们良心的隐喻，成为对抗的隐喻。最后成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统一定义，成为他们的一个代名词。
随着东欧此起彼伏的革命态势，文化，经济，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萨米亚特的创作也从最初单纯的质疑制度，转而呈现多维度的创作延伸。这种多维度的创作，大约是寄身萨米亚特之名下的作者们，于紧闭的文学钳制下，努力趋近自由的群体性智慧体现。对自由的向往是萨米亚特脱离单纯反抗集权的后动力。在这种后动力的催促下，我们看到了尽管恐怖的审查，时时刻刻激催着这些作家久经折磨的良心。但因为对自由存在的追求，他们克制住了纯粹感性的批判，极力避免让萨米亚特走向一个单纯围绕“意识形态”进行斡旋的政治性文学派系。
在萨米亚特诸多作家的这种自发意识下，萨米亚特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指向日益丰满。当我们多年后阅读萨米亚特作家群中极具才情的作家丹尼洛契斯的散文。我们竟然没有看到和革命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种种激烈和忤逆。反而于当时极其先锋地对“中欧文化的自身的矛盾”这一问题的提出了前瞻性解读，并且在当时主流呼吁“中欧文化的归属统一”的大声流中，敏锐质疑“过度简单化地将一个具有如此多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宽广地域看作整体，其到底有多少价值呢？”倘若这些独到而先锋的声音在当时被极权的声浪和镣铐封闭显得荒谬，那么在针对萨德侯爵这一历经数百年解读的文学形象人，丹尼洛契斯颇具实验性的见地将其与诺斯替教派的教旨相联系，进而又将萨德这个文学符号置于整个中东的文化浪潮之中，作以比喻，以讽刺顺从极权的虚假和谄媚。这一切是不是萨米亚特作者们高明又富有灼见的表现呢？只是这样令人惊喜的思考力，最终没能成为那个时期当权者眼中的宝石。
在萨米亚特诸多天才般的作家的激情驱使下，不仅没能让萨米亚特在与极权对抗的文学冒险中丧失了思考力，一昧陷入乏味的“伤痛集体回忆录”式的迂腐之中。反而在他们自发营造的自由环境中，避免了语言这一珍宝被破损的命运。在另一位出自萨米亚特作者群中久负盛名的米哈耶嘉夫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萨米亚特对极权之下语言命运的担忧。“虚构的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当然真实的历史不会因为人们不能掌握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而想废除就废除。但虚构的世界却足以导致精神奴役，这精神奴役会让我们的语言被破坏，甚至摧毁。”
基于对于语言天然的热忱，对其的保护也会自然滋生每一位萨米亚特作家的内心。在伊凡克里玛和乔治康拉德的一系列回忆录与小说中，都尽可能还原他们各自内心原初的东欧语言。无视在当权者利刃下的语言机制。而作为翻译家的兹德纳克 厄巴内克，则一直致力于翻译大量乔伊斯，艾略特等作者的作品，编辑兼小说家路德维克瓦楚利克则时刻都在忧虑“语言”的命运。 他在创作的一篇名为《词语》的散文中如此哀叹“我找到词语，然后又放弃它们。它们太危险，不能发出声来。我放弃了词语，因为它们不是新颖的，更不是我自己的。”
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在特殊时期下的中欧诸国，因为其语言权利的丧失。对于语言的沿袭传承，多少都是由萨米亚特作家们自发牢固和翻新的。对比有同样经历的一些极权国家。同样面对“语言”被破坏的历史前景，对语言的补救和使其重生的效果，与有萨米亚特这样的文学集合存在的中欧诸国相比多少显得逊色和疲惫。
保持与极权语言机制对抗之外的文艺创作和思索的独立性，治愈极权语言机制下自我腐朽的语言。除此之外，萨米亚特作家们还力图保持着文艺评论的“纯粹性” 萨米亚特作家们试图恢复一个正常的文艺世界，在不正常的社会机制下，使用评论和剖析的方式，几乎展开了一场新时代的文艺复兴般的运动。从丹尼洛契斯对萨德侯爵的先锋式解读到伊凡克里玛对于卡夫卡灵感的精美剖析，再至米兰 简曼针对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悖论”主题的几乎是最早的评议。尽力保持没有色彩的文艺世界以正常态势存活的方式-------萨米亚特作家们以单纯的心，在不安的世中持续保持对文艺作品的思索和学习。哪怕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动都被限制，他们不停歇的思索和学习，居然越过了极权时代思想的愚昧和落后，与外部世界的思想潮流保持了同样的步调，甚至还有所超越。基于这些作为，让萨米亚特这一颗小小的地下文学星球，终将不被恐惧，单调和血腥包围。终将脱离绝望和灰暗，尽管置身无光之所，也尽然如常的运行。
而所有的一切，都归因为所有以萨米亚特为居所的作者们，其天性对自由的向往。虽然在萨米亚特所倡导的自由创作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不自由”的观察和对抗之上。这种相对的自由，是否是他们所认为的真正自由还有待商榷。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在与“不自由”的逐步抗衡中，萨米亚特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真正的自由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一种全新思考，也为自由这一持久纠缠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一道题目，奉献出了具有实验主义色彩的以自我经历为蓝图的文学探寻。
是自由的丧失令所有萨米亚特作家们不得不委身隐匿于地下，忍受无人问津的折磨，忍受谎言的攻击与迫害，忍受无人倾听的孤独。但又因为有着重获自由的期许，他们才要艰难而富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虽居身地下，却一直践行他们各自的期许，以文学的力量。这或许就是萨米亚特最应被我们重新认识和观察的最大的理由。
非常值得慢读细思，同时也是极易产生诸种共鸣的一本书。
全书收录东欧各国12位萨米亚特作家的34篇随笔。东欧，一般有自然和政治两种分法，此书副标题“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中的“东欧”，属于后者，即二战后或遭苏联吞并，或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政治上由共产党执政，经济上多采用计划经济的国家。米兰•昆德拉对这一地区有着看似笼统，实则清楚明晰且况味繁复的表述：“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在政治上属于东方。” （书中有的文章中写“中欧”，本文除引文外，统一用“东欧”。）对于东欧作家，东欧之外的欧洲人及美国人，习惯将他们隔离在卷入政治并且只描写政治的区域内，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无奈地为克尔莱扎（也是前南斯拉夫作家）的的“政治是我们的命运”，加上了“政治是我们的不幸”的注脚。
景凯旋在译序《浮出水面》中写道：“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统治者对思想的垄断，要由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通过审查的“正确思想”得以面世，其余的则被扣上“敌对意识”或“异端思想”的罪名遭到禁止；作者则遭到坐牢或者流放的严厉惩处。在这种恐怖的文化生态下，人们的表达变得真真假假，作家和知识分子们为了能公开发表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不得不使用大量技巧模糊观点，甚至夹杂着必须的谎言。结果不仅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久而久之，就连作者本人也会将那些含糊不清、夹七夹八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思想，从而连累到语言本身。
审查过程的第一级——自我审查——最为关键，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感到害怕，思想就不会集中在文字上，而是集中在结果上。“恐惧越少越好：它意味着自我征服和更敏税的洞察力。”萨米亚特为他们解除了镣铐，卸下了重负，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思想与写作，读者也能够从中真正地理解其主旨。以不接受审查来对抗审查，这听起来相当悖谬，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人还能拥有自由吗？萨米亚特作家的回答是：是的。他们认为，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并不妨碍他掌握自己的灵魂，他可以拥有内在和精神的自由。
当一个人为捍卫灵魂和内心的正直，不惜放弃一切时，他就将恐惧放下了。他成了权力的平等对手，甚至高于权力。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自我解除审查的代价巨大，成百上千的东欧作家和知识分子最终在集中营、精神病院或者监狱中丢掉了性命。前南斯拉夫作家、翻译家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渴望真实、不愿生活在谎言中的信念，使东欧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承担起了哈维尔所说的”存在的责任“，站到了”存在的秩序一边“。他们持续不断地拓展言论空间，敏锐和深具洞见力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弥漫的强烈道德感，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武器。萨米亚特文学既是书写者挣脱禁锢的表达媒介，也为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读者带来了巨大安慰。“萨米亚特成为生活本身的捍卫者，促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心理变化。” 景凯旋说，它们与后来东欧社会变革的成功不无关系。
米哈耶罗夫认为最好的、最严肃的探讨有关苏联社会以及共产主义各种形态的理论书籍，是前苏联学者雷达里赫的《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斯大林主义》。他相信这本在西方遇冷的著作，在东方世界会得到充分评价和理解。我好一番查，像是没有中译本。雷达里赫发明了许多新术语，其中”积极的不自由“，在今日中国仍是一抓一大把。照常理说，真相只为想要掩盖真相的人所惧怕，竟原来也为受骗者所拒绝和恐惧。“许多人情愿不去了解极权本质的一切真相，不是害怕‘特务’，而是害怕了解后带来的后果。”米哈耶罗夫指出，苏共意识形态的根本内驱力，是对极权的渴望。“既然不能控制精神世界，它于是就不遗余力地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填补空白的精神世界，这样既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虚构的本身也成了奴役的工具，”他更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在所有精神生活领域虚构的东西并不是要引导人从这一角度思考，而是要让人压根儿不思考。”
伊凡幼时随父母在纳粹集中营被关过三年半，集中营里有各种偷窃行为，如果败露，结果是被处死，但偷窃仍在继续，也包括他自己。他没有用悲惨和饥饿来解释，而是写下了更深刻的原因：“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跼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被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小伊凡从储藏室里偷了一个党卫队员从囚犯那里偷来的装得满满的手提箱，当时他很为此而骄傲，估计也受到了父母的称赞。可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我逐渐意识到很少有比失去的荣誉，受损的道德更难恢复的了。”将他们从集中营解救出来的是苏联红军，他第一次看到了斯大林的画像，将之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获得自由的极大的幸福感长久影响着他的判断力，”作为一种狂热的受害者，他们常常屈从于另一种相反的狂热。“等到清醒过来时，是深深的失望。他的领悟是，不同寻常的经验，可以使人完全迷路，犯下致命的错误，走到与希望获得的自由和正义的相反方向。”任何种类的狂热都是暴力和恐怖的心理前提，一种先兆，世界上没有任何思想好得足以证明去实现一个狂热的企图是正当的。“
东欧知识分子高度的精神素质和思考水平何以产生？契斯在《我不信任作家的幻想》中给出这样的答案：“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会比生活在正常运作的自由社会里的人更充分地发展出更为激进和自私的机制，去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被迫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往往会产生在没有那种极端况态下的压力时不会产生的素质和价值。”康拉德的《匈牙利道路》，行文嬉笑嘲讽，字里行间却智慧灼烁，他调侃道“谁知道呢，要是完全没有政治压迫，要是可以自由思想，一个国家又能变得多有思想？”除去残酷外因，东欧人虔诚的宗教信仰，也为文集中的萨米亚特作家们所共识。米哈耶罗夫认为正是由于俄罗斯人“强烈的宗教虔诚，使得乌托邦信仰的邪恶本质暴露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彻底。”他强调，“显然，在一个宗教感不强的国家，极权意识形态的实质不会暴露得如此迅速。”他认为将极权专制的罪恶归结于历史，而非极权意识形态本身的，“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无神论。”波兰诗人、翻译家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在他那篇使用大量复杂句式的《欣快的悲观主义者》——不知是否因为受了他文中所批评的波兰流亡作家米沃什那本让他“晕头转向、不知所云”的《乌尔罗的王国》的影响——中写道，“自然，包括人的天性，无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邪恶的烙印。任何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肯定会觉得，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一个道德体系是不可能的。”米哈耶罗夫反复强调“根源在于无神论”，“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只有两种信仰：信仰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他让我们的灵魂不朽且最终获得自由；或者信仰通过人类的努力和理性，可以建成人间天堂。”哈维尔说他没有过某种神启的神秘经验，但他用“某种东西”、“绝对的地平线”来防卫虚无。
我抑制不住地想，信仰乏匱之地希望何在？在被剥夺自由信仰权利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信仰？
“责任不能宣扬，只能承担，而唯一可能承担的只有自己。”哈维尔认为是责任“确立了身份”。这让满坑满谷以金山银山海拔为“身份”指标的人，相形何其云泥？自由、真实、责任、道德、爱，在萨米亚特作家的世界里，至高无上。“坚信人的灵魂不可摧毁”，是他们的“基本思想”，米哈耶罗夫说，“当人意识到他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命运负有责任时，他就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真正融入生活。”要在极权主义的顽疾中获得自由，雷达里赫认为必须通过呼唤内在的英雄主义，战胜灵魂中当局刻意培植的恐惧。 注意，当局刻意培植的恐惧。（请自动斜体）
东欧在上个世纪遭受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次巨大创伤，东欧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在斯大林和希特勒治下几无差别，但事实证明，任何对于思想的压制都是徒劳的。崖缝里也能长出青草、树苗，铁蹄下也能开出鲜花。东欧作家“基本上都是政治异议者”的奇异景观，令我们可以想见萨米亚特根系的强壮和繁茂。萨米亚特文学留下的精神财富大到米哈耶罗夫忍不住想大声宣布：“只有俄罗斯的萨米亚特文学，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萨米亚特作家们相信，有他们称之为“法则”——“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东西，会及时制止向他们举起刀子的手。他们勇敢走上“听从内心的驱使”的道路，自我解放，解除恐惧，赢得权利，享有快乐。因为“一切正义者、圣人和勇士，都是快乐的。”（佐西马长老语）
何为胜利？何为失败？“有时候，权力者的胜利实际上预示了他们的失败，正如无权者的失败或死亡预示了他们的政党、地位或信仰的胜利。”（克里玛）
思想有多重要？“没有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人不可能栖居于大地。”米哈耶罗夫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迫切需要不是解决战争或和平问题，也不是缺乏食物、能源甚至环保问题，最生死攸关的是需要一种新意识，一种新的、全面的、深刻的意识形态。”重要性超过人之赖以生存的食物、空气和水的“新意识形态”，作用何在？“全面对抗极权主义”。
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克服极权主义，而这正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选择”，类似的话语我们耳熟能详，却为萨米亚特作家们一再指为谎言。康拉德说：“历史哲学不是某种‘客观真理’，而是一种普遍认知。”而最为普遍的认知就是民主。“权衡、磋商，最后达成书面或口头协议”，这种“普遍游戏规则”支配下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人为的创造，自由的选择，思考得出的意愿；因此它是开放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
契斯在《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中告诫道：
“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行话玷污你的语言。”
“不要让因你的文学才能而获得的特权扰乱你的良心。”
“不要歌功颂德，你将会后悔。”
“不要加入共同的欢乐。”
“如果你不能说真话，你就保持沉默。”
……
排成诗行的忠告一句句砸在心坎上，岂止青年作家需要倾听？
在他另外几篇文章中，这种重量极的忠告也随处可见，“读很多书并无危险，只读一本书则是危险的。”
“如果文学没有表现出人类存在和人类心灵的顶峰和深渊，一个孩子的死会与一只绵羊的死相等。”等等。
克里玛《论世俗信仰的文学》，强大的论证逻辑，让我悲欣交集。欣是茅塞顿开，悲是举目四望，千山万水，无从下脚。试着整理要点如下：
一、在大自然里，一切都是不断诞生又死去；
二、人渴望永恒；
三、人们通过宗教获得安慰：人不仅可以携带灵魂，而且也可以携带肉体进入永恒；
四、理性跳出来质询，但对意义和拯救的渴望依然存在；
五、信仰从天上降到了地上，从来世降到了此世，受崇拜的对象由神变成了人——少数人——领袖；
六、人们对“拯救教义”的需求和渴望越来越普遍和强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听众——这是一个描绘他们的恰当的词——在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将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这成为看上去比人的生命还重要的意识形态；
七、听众们等待天堂降临人间。
他引卡缪语，“用理想的目标代替现实的目标，以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来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其危险就在它用理想王国颠覆了现实世界。
“人实际居住的地方总是与理想王国相分离……这种分离并没有颠覆现实世界，即人居住的世界。然而，现在社会主义的梦想却预料理想世界会在这个地球上真的创造出来。它会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升起来。不同于从前那些自我形成的社会，这个新社会将是由社会主义‘建筑师’规划的结果。可是，就在这个理想社会的革命梦想的核心，隐藏着对人类若干世纪形成的价值、习俗和经验予以撕裂、否定或至少是不信任的观念。”
克里玛此文所议重点是被“世俗信仰”盲目引导的“预言家”们——因信仰而失去判断力，“相信命运使他们参与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件”的作家们——的文学，如何从描绘希望，走向描述幻觉，再走向要求描写现实的基本权利。最终“老的预言家已经死了，没有留下继承人。”他警告这些地方的人们：只要“历史的确是在朝着一个更高的世俗目标前进”这个信念继续存在，危险就继续存在。
很多年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太脏了，恶心得不得了，却不想去搞清楚。契斯的《论萨德侯爵》，用层层推进的强大逻辑，使用大量排比句，快节奏地对萨德“最阴暗、最基本、最具破坏性”的哲学、“滥交乱伦的凶暴之舞”的淫邪、“几无界限的色情奇观”的文学等所构成的“大而可怖”形象下“非同寻常的幻灭”的本质，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大爱这篇文章之下，去搜索“可怕的侯爵”萨德的作品，竟然发现那部恶心得我不敢想却忘不了的电影，改编自他的一部未完成作品，片名叫《萨罗》或者《索多玛120天》。契斯的文章澄清了影片中意大利残余法西斯分子的背景，原来那只是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移花接木。——这个很重要，因为这部肮脏的影片一直顽强提醒着我，那都是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契斯挥毫疾批的，是萨德的意识虚无、道德虚无、责任虚无、爱虚无……——除了感官享乐外的全部虚无。这与萨米亚特作家，确实犹如天使与魔鬼。他在《反讽的抒情》说他不喜欢阅读只有一个乐章的书，比如快板。《论萨德侯爵》恰恰像极了快板，但是我很喜欢。
最后，以康拉德《民主的哲学》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社会公平、透明的原则达到何种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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