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责任的重负》精选点评：
●得到
●为了了解1945年前后的法国知识界，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来细读。这种历史写作方式很有趣。希望继续读到类似的书。
●补记一个。大体不错，但这本的翻译其实还能更好。
●其实没有局外人
●作者细数布鲁姆等几位法国知识分子的观点与理论，更给予了中肯的评述。图书纸质虽然一般，但是封面设计很大气，既有学术图书的风格，又体现了畅销书的特色。
●精彩,没有估计到
●以布鲁姆、加缪、阿隆为切口，挖掘法兰西病症，党性思维方式让法兰西深受其害，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朱特的分析鞭辟入里，这本书只有两百页，但行文非常紧凑，丝丝入扣。
●大革命以来，法国知识分子似乎很难对“法兰西综合症”免疫，即面对历史的阐释权时，急于抱团形成敌对的派别，抢占道德的高地，以使自己的团体主导政治合法性的论争。这使得法国知识分子在面对问题时不能做到不偏不倚。意识形态而非现实性成了目的，而“知识分子的正直”成了天方夜谭。似乎只有在左右之争中选择一个阵营，才算是进入公共生活。集体主义的重负使得个人的自决和责任变得可以用来牺牲，变得不那么重要，其表现就是法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成立。在这种环境下，朱特认为本书中这三个人的出现实属难能可贵，是20世纪法国独立思想的熹微亮光。朱特写起来倒真的是沛然就下，气势磅礴，但通读下来，仍觉得在加缪和布鲁姆身上标榜独立思想，似乎显得有些牵强。
●着重读了加缪部分
●他们每个人在黑暗时代有不同的反应与作为，经历过、努力过。有人，你尊敬；有人，你热爱。我们的哲学家只有荒谬和理性，他们对剩下的一切闭上了眼睛。可加缪说，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在“一切”之外，还有生活，还有自由，还有美，还有美所意味着的东西。 所以他义无返顾地生活和酷爱，也所以他比旁人痛苦。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一)：《责任的重负》之布鲁姆和加缪
摘要：该书是托尼朱特对于法国20世纪的背景下摘取了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三位知识分子对政治介入与局内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立场，责任等的回顾与评判。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布鲁姆和加缪只能草草带过（需要有法国20世纪的重大背景事件的理解，需要阅读过布鲁姆和加缪书籍若干），阿隆因为和社会学连接紧密，倒还是可以读出什么的。 关键词：布鲁姆；加缪；阿隆；法国的20世纪 1巴黎之误其实是对三者生活的大背景的一个评述，讨论了历史和政治的混杂，左与右争论，虽然我反复读了3遍，这个部分我只能说我并没有看懂。（需要具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政权演变的背景知识，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介入的知识，西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流派的细致划分），大致是介绍了写作初衷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2被遗弃的先知——布鲁姆。该部分需要有政治学的知识，社运，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读过布鲁姆相关著作，社论的文章以及执政时一系列措施也许可以理解。
3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加缪。不久前读过《局外人》我记得第一遍完全没有读懂，整个感觉是怪异，非人的生活。后来第二遍时，才稍稍有那么一点的理解，才知道用主流思维是不可行的，要用病态的，荒诞的视角去看，才不会那么诡异。在作者看来加缪在文学的成就要高于哲学，存在主义，他的特殊在于出生，成长并非是那么炫目，像巴黎高师呀等等，但他的可贵之处是敢于与潮流向左，有自己独立的见地尤其是他介入政治之时。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追随内心认为正确的路子。
后记：关于布鲁姆，加缪只能理解这么多，读下去实在太痛苦了，对与知识面太窄的我来说，简直是进了黑屋子，两眼一抹黑。阿隆毕竟是社会学，倒是正在读，理解起来比较顺畅，会另写一篇作为独立的读后感。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二)：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缩影
本书简要介绍了法国20世纪著名的几位知识分子，加缪、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单独拎出来，都是数一数二的世界范围影响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局外人》都是经典的具有哲学性的小说和散文。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贝尔·加缪在自身的生活里，是一个局外人。“地中海把我的内心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精心存放着记忆和名字，另一个世界里，风沙远远，远远地卷走了人迹。”巴黎对于阿贝尔·加缪来说，是一个局外的世界，他是作为“stranger”即局外人来在巴黎生活的。这种疏离感，就是加缪笔下所谓的“荒谬感“。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索尔，自己的母亲去世，而不痛哭，这被社会这所法庭所审判，最终莫索尔死在了这荒谬、日趋异化的社会之下。是社会，杀死了他。
阿贝尔·加缪也以一种独特的姿态面对巴黎的政治生活。这一点，和后面的雷蒙·阿隆有不同之处。“他与任何一个政治营垒都不合拍，证明他向往阿尔及尔那篇熟悉的地域，以及长期无法适应巴黎的环境。哲学家，介入知识分子，巴黎人---这些身份都与加缪无关。”
加缪在希绪弗斯神话中写道，“应该设想希绪弗斯是幸福的，因为每天都有事请做，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尽管面对的是每天重复的劳作推石头上山再推石头上山，如此虚无，加缪认为，“只要站起来反抗，那么人生是虚无的，也是值得一过的。是幸福的。”
加缪的许多文学作品，至今一直激励着许多青年勇敢面对人生。阿贝尔·加缪，是世界范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但他在法国巴黎的生活，确实影响了塑造了他的人格，直到死亡。
雷蒙·阿隆，也是法国著名知识分子之一。他著名的，是面对诸多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大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论断，是推崇“真理和自由"的代表人物。诸如地中海战争、阿尔及利亚政治运动、巴黎政治运动等等。
在面对重大的政治选择的时候，媒体和大众认为，雷蒙·阿隆不做出相应的选择，只以旁观者的视角对事件进行评判和发表论断，这让大众以及其他周边的人群表示了不满。“介入的旁观者”，也是给雷蒙·阿隆的一个称号。
乍一看，如何做到介入的旁观者？旁观者不就是自己在旁边观看，而不陷入局中吗？答案没有那么简单。雷蒙·阿隆给出的反驳是，大众是给我这样一个称号，但是我自己不这样认为。根据数据和事实、调研而发表出的论断，可以是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的材料，并不是没有用处。而大众却以此来要求雷蒙·阿隆，激怒了相关的社会机构和群体，这应该不能怪罪阿隆。
雷蒙·阿隆对于历史也很有研究。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他表示，“人类的历史始终是在嘈杂和愤怒中行进的”，“在近几千年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史中，总会有一些英雄主义与荒诞不经、善与恶、无与伦比的智慧进步与连绵起伏的盲目激情交织在一起。”在对历史的洞见方面，可能和他在政治经济学、苏联、殖民化等运动的见解一样的精准而有力。
法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激情交织的盛宴，自由环境下迸发出的思想，能够影响全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回望法国的历史，那是一部思想、哲学、艺术共同交织而构成的宏大的历史。每个人都能够从中获得到对于自己的灵感，从极权主义，到工业社会批判，再到诸多政治问题如殖民化、苏联问题等，都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启迪。
法国的20世纪思想史，还值得以后去仔细地研究和学习。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三)：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热月党人所引发的近代法兰西的政治空谈现象
得到听书:
我们如今回望20世纪的法国历史，可以看到一对比较明显的冲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身处于主要战场的法国，其主体却从未遭到分裂。即便是被纳粹占领期间，法国也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但相对于领土上的完整，法兰西民族在纵向的历史层面，却经历了异常频繁的政权更迭。仅仅在1914到1940年的20多年时间里，法国内阁变更就达45次之多。这一种表面上完整而内部却破碎分裂的状态，是法国在20世纪最大的特征。
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当时的法国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国家治理的那一系列政治家，时常呈现出一副庸碌无能、毫不上心、高度无知的面貌。这看似很奇怪，一个国家历代政府的政要们本该是社会精英，怎么会那样昏庸无能呢？其实也不难理解，20世纪的法国政权十分不稳，几乎每半年内阁就要被推翻重组一次。
在这样的时局下，人民一言不合就换领导，政治家们没法长期执政，以至于有的人索性就抱定了“首鼠两端啥也不干”主义，而另一些想做事的人则往往还没干出点成绩，就被另一拨儿人赶下了台。总之，谁也没能有所作为。于是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便充斥了一种延续性的不负责任的景象和氛围。
法国政治上的这种不负责任大致覆盖了整个20世纪上半页，直到1958年戴高乐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和政权更替才算告一段落。然而，它的后遗症却没有那么容易消除。这就是第二种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这种不负责任与政局动荡相伴相生，但又稍稍后于前者。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长盛不衰了近40年。直到萨特、波伏瓦等等那一代知识分子一个个去世了，这个阶段才慢慢消停下来。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法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20世纪陷入这一漩涡，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几个世纪的法国历史，找到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位置以及作用。在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当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先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人士组成的吉伦特派掌了权，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但显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派，又叫雅各宾派，觉得第一共和国的政策太过温和，于是实施了政变，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但是没过多久，不但法国人民，连雅各宾派内部都觉得罗伯斯庇尔的政策实在太过激进和恐怖。于是雅各宾派产生了分化，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温和派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建立了热月党人统治。但因为这时候国外的反法同盟势力太过强大，政府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领导法国突围，于是拿破仑应运而生。
这么频繁的政局更迭，都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只不过这样的更迭，在19世纪的法国并不少见。唯一相同的只是，每一次的政权更迭，都绕不开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解读，而每一次解读，都意味着树立一面新的旗帜。故而有了一种说法：谁掌握了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将这句话稍稍往里推进一层，其底层逻辑其实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政权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的树立，离不开对舆论思潮的掌控。紧接着，带着这一个逻辑，历史走到了本书所讲述的20世纪。在法国，民主代议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对代议制度究竟是集权多一些好还是民主多一些好，又有了分歧。这时候，俄国完成了十月革命，而“苏联模式”渐渐展现出其独特性，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法国的知识分子们像是看到了新希望。
而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舆论思潮的争夺中，知识分子们一部分极度推崇苏联模式，要求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另一部分则拥护资本主义道路，寻求通过政策上的改良来改善社会。以上只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历史的粗略概括，实际的派系纷争和政权更迭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但除非相关历史的研究者，一般听众并不需要对这一些派别有十分细致而清晰的了解。我们只需要知道，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从大革命以来就渐渐产生了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会为了掌握舆论而展开激烈的学术辩论。只不过当这一种辩论演变到20世纪时已然发展过度，成为了为争论而争论。
昔日的工具变成了目的。磨刀本来是为了不误砍柴工，但若从此只磨刀而不砍柴了，岂不是本末倒置？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四)：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07-12-07 作者:思郁
【思想】
□书评人 思郁
谁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1952年8月法国著名的《现代》杂志第82期上发表了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之间交流的信件以及文章，随后立即演变成了一场著名的争论。无疑，作为外人看来一向是同道中人的加缪和萨特在哲学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是相近的，他们都相信上帝已经死亡，时间万物需要重新被赋予意义，但是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以及通过这些具体的问题引发的对世界真实的认识上，却表达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如果非要举出一个具体问题的典型例子的话，无疑就是：对于20世纪中叶的众多法国知识分子而言，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当时两人虽然都承认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均存在着罪恶，但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认为，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争论由此而生，而后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两人不欢而散，从此分道扬镳。萨特这位法国最大牌的明星式的知识分子继续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大唱赞歌，而加缪在随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开口和沉默，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气质的知识分子跃然纸上，孰优孰劣，谁是谁非，哪种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哪种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只要你读过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一书的话，内心中自然会作出自己理性的评判。
托尼·朱特的思路
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主要提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即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所有党派都显得极度的无知，仅仅知道代表险隘的各自党派利益；其次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这点尤其体现在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上，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基本的道德操守，向纳粹投怀送抱；但是如果说以上两种不负责任还仅仅体现在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式的不负责任充溢着我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这种不负责任与其说和知识分子所作的公开选择，或基于选择而陷入的道德混乱有关，不如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从事的工作———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选择设法去理解的东西———有关”。
我们看待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总是把“理性”、“自制”、“无畏”、“具有批判精神”、“追求正义和真理”等类似有些空洞的标签一股脑的贴到上面，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向只有赞扬和追捧，从没有想过对类似的堆积到知识分子身上的符号进行过反思。托尼·朱特教授就对此提出了自己反思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在中国学界声誉渐盛，风头直盖数年前的萨特的另一位法国人雷蒙·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分析得十分透彻：容易醉心于思想观念，对政治制度却漠不关心；热衷于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客们的私生活，却拒斥在政治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阿隆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人是口头上的革命派，行动上的保守派。法国的知识分子热切的喜爱革命，拥抱革命，“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延长或再现往昔（法国大革命）的荣耀”。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文人涉政”特性，虽然为“政治介入”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但同时也隐藏着重大的危机。他们幻想革命，但是革命到来了，却害怕了，退缩了：鲁迅先生的话看来仍然是对的。托尼·朱特教授在把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个案分析后，指出加缪“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但是在加缪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对任何问题都能发表头头是道的言论，他们该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了。对不可知者保持沉默，对无法抉择者不急于作出选择，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责任”。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如书名所显示，托尼·朱特选取了法国知识分子中他认为三个负责任的代表，除了加缪这个“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外，还有莱昂·布鲁姆这样“被遗弃的先知”和雷蒙·阿隆这样“局外的当局者”。当然，虽然书中没有强调那些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但是以提倡“政治介入”闻名的这个当年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灵魂人物萨特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或者说是本书的假想敌。在我看来，萨特虽然持着“政治介入”的理论受到了托尼·朱特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介入”没有任何的意义。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扑朔迷离。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政治？如果应该介入政治，以何种方式介入政治最为合适？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距离该如何区分？这些其实都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以《责任的重负》中的三个正面形象为例。布鲁姆是直接参政，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晚期担任过法国的总理，但是他仍能在肮脏的政治漩涡中保持自身的清明，可谓令人钦佩；加缪是以作家的身份登上法国历史舞台的，后因投身新闻业才参与到政治，所以加缪是以议政的方式在外围和政治发生关系，因此更多的显露出道德的色彩，文学家的激情，以及理想主义三者之间的平衡状态；而对于阿隆而言，他是天生为政治而生的人，是惟一一个能真正做到深入政局中，同时又能做一个理性而自制的政治的“局外人”。
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中用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作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审慎的参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文人涉政”的过程当中知道肩上“责任的重负”，从而学会理性的抉择。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五)：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局外人”
汉娜·阿伦特在１９５２年５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她当时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可惜的是，阿伦特的赞誉只是她匆匆的法国之行的简单印象，而且这种印象跟法国当时流行的对加缪的看法正好相反。尽管１９５７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直到１９６０年去世前夕，加缪在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声誉有些不妙地正呈现直线下滑的趋势。与他有相似命运的，在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２０世纪》一书中还有莱昂·布鲁姆这样“被遗弃的先知”和雷蒙·阿隆这样“局外的当局者”。不用过多地猜测或分析原因，那些已经不再重要。时至今日，当历史的烟尘逐渐被风吹走，历史的轮廓开始清晰的时刻，被蒙蔽和污蔑的残缺的人物肖像也开始变得完整，被遗忘的也注定被记起，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一书就是对２０世纪的法国的那些被遗忘的知识分子最好的追忆和见证。
２０世纪的法国据说是“知识分子的世纪”，如果说这是一种赞誉的话，我想这种赞誉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法国最大牌的知识分子萨特。这位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灵魂人物，无论在场与不在场，对法国知识分子都是一种象征和引导。在２０世纪的法国这个“涣散飘摇”的国度中，萨特的“介入”把知识分子引入了不同于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政治领域中，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否加入共产党？是否在请愿书上签字？这些都成为了一个诱人而且迫不及待的选择。也许知识分子躲在书斋中的日子过于寂寥了，所以当萨特用“介入”的姿态提倡参与政治的时候，才会振臂高呼，应者云集。这位法国最为著名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多重的身份交叉之后终于交融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分析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政治以及如何“介入”政治的问题了，而是你选择并加入了哪一阵营。多年之后的今天，托尼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知识分子的病症”的要害所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而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是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的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３０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期间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词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词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还记得为何加缪在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变得声名狼藉么？因为他拒绝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请愿书上签字，他对此保持了沉默。尽管这种沉默遭到了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和愤怒，但是他对此无愧于心，“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而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又遭遇到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的责难，而他对此的辩护也多少显得无力：“我一直谴责恐怖。因为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利亚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在加缪看来，所谓的正义和真理，并不是简单地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他所厌恶的正是那种抽象的概念、虚空的真理。如果仅仅用一个名字就可以替代了万千的杀戮和纷飞的炮火，我相信，加缪会毫不犹豫地在情愿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可惜的是，名字太轻，那个名字所代表的名誉也无法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相抗衡。所以倔强的加缪注定成为一个孤独者，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局外人。
托尼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选取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确切的说是三个最终远离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圈的局外人：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他们之间的相似点集中体现在他们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世人的厌恶、怀疑、蔑视和嫉恨之下，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什么才是“不负责任”？用托尼教授的话说，这是一种“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摒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而布鲁姆、加缪和阿隆走向了知识分子的反面，走向了“政治介入”的反面，走向了在左与右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反面。还以加缪为例，在他看来，这才是巴黎知识分子最让人厌恶的地方：他们过于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且他们总是可以把一切事情简化为自己想说的那种东西。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更是让加缪意识到了一种“沉默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如果非要有一个立场需要做出选择的话，不应该是左与右的选择，而应该是知识分子的选择，即他有权选择不采取立场。在这点上看来，无论布鲁姆还是阿隆，他们和加缪的意见无疑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了“被遗忘的先知”，法国知识分子的“局外人”。
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导论的开头提到了一种“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辩证法，大意是说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革命后的新秩序必须极力证明改朝换代的程序是正当的，所以必须宣扬自己新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还要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我觉得这个从历史到政治的辩证过程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是揭露出了历史的政治本性。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所谓成王败寇，其实是历史的吊诡处所在。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作为２０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局外人”，如今开始声名显赫，遭人追捧，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温情脉脉的另一面。可是，有谁又敢大胆地预言数十年后他们的历史命运如何呢？有历史家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看来，这句话还不够确切，历史，其实是任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这样说是不是有些太过于悲观了呢？至少我还有选择喜爱谁的权利吧，萨特一组还是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一组呢？我想，在我生活的时代里，我还是会冷静地认同托尼·朱特的选择。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２０世纪》美托尼·朱特著 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１版／２５．００元
让－保罗·萨特（Ｊｅａｎ－Ｐａｌｕ Ｓａｒｔｒｅ，１９０５～１９８０）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